徐之凯评《梅特涅》︱从“蝴蝶大使”到“岩石国相”

自古以来，评判历史人物，以激扬文字刻写时代记忆，便是历史学者的天职重任；然而，破除迷惘成见，在复杂线索之中探寻真相，却绝非旦夕可成之事，必得敏锐视野、耗费心血方可成就。慕尼黑大学近现代史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执笔荣休之后，编撰的这部《梅特涅：世界与帝国》无疑正是典范之作。这部纸逾千页的德文巨制，经前驻德汉堡总领事杨惠群先生之译介润色，无论是就近代史而言，还是从外交史角度来看，都堪称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翻译佳品、学术大作。

梅特涅，可说是近代人类社会历程之中的明星大角，自其在政坛横空出世，相关研究便汗牛充栋。作者统计称，从1836年梅特涅失势至该书出版的2015年，已有传记三十余部，且都试图全面地评价这位风云人物的一生。然而，正如史家所言“一个人便是一部历史”，对梅特涅的解读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的进程。在梅氏同代人眼中，他在欧洲民族国家运动的大背景下，被描绘成一个无耻说客、冷血政客，是轻浮浅薄的贵族渣滓，营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历史反派形象。梅氏死后，这种话语因德意志历史道路的分野而趋于分裂，梅特涅被剥离出其个人身份，而被史家强行纳入“德意志问题”视角之中。归附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其《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中确立了对梅特涅的形象解读：妨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民族叛徒”，总之“不是个德意志人，而是个奥地利人”。梅特涅的儿子则争锋相对地在维也纳出版了《遗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以家族、皇室档案等史料维护其形象，同时也为奥地利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中的地位作用辩护。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间战期，震惊于一战灾难性后果的历史学界，开始出现为梅特涅翻案辩护的声音。康斯坦丁·德·葛伦瓦尔德（Constanin de Grunwald）在1938年的《梅特涅传》中认为“梅特涅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欧洲文明受到了威胁”，将其作为“拯救欧洲”的德意志人，与当时推行纳粹暴政的希特勒对比影射，并得到了同时代主张欧洲和平，反对战争的英美学界的支持。而二战后的当代史学家，出于对冷战背后“终结文明的战争”的恐惧，基于对联合国、欧洲联盟等超国家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希望，开始将梅特涅视为“欧洲议员”“第一位欧洲人”“外交场上的循循善诱者”，美国地缘政治大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ger）更在其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中，将梅特涅抬到了战后和平的调停者、新旧世界沟通者、欧洲重建规划者的高度。

而沃尔弗拉姆·希曼不愿将梅特涅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加以简单化叙述。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汇集了梅特涅的家族史、情感史与个人历程，海量的档案材料与对各个年代相关作品的旁征博引，全方面地反映了梅特涅作为个人与帝国政治、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互动。

“破茧成蝶”：梅特涅的家族史与启蒙意识

如果说历代史学家的历史叙事均是以梅特涅“旧贵族”身份为前提而阐发的，希曼则另辟蹊径，探究了梅特涅的家族史，从根源上解释梅特涅行为的历史动机。十九世纪初，当梅特涅与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争锋之时，政治投机者蜂拥一时，朝秦暮楚、兄弟阋墙的情形屡见不鲜，为何梅特涅偏要看重乱世之下已如漂萍一般的帝国体系，坚持“贵族”的身份认同？ 1751年高等贵族牧师约翰·戈特里弗德·彼得曼（Johann Gottfried Biedermann）出版的《宗族录》（Geschlects-Register）称梅特涅家族“是全德意志最大的、也是最高贵的男爵和伯爵家族之一”（31页）。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位选举中，梅特涅家族先祖坚决站在哈布斯堡皇朝候选人一边，助其当选，因此哈布斯堡皇室从未忘却这一历史功绩，并在其家族后人晋升贵族的诏书中始终阐明这一点，这极大鼓励了梅特涅的父兄们“在神圣帝国烽烟四起的叛乱中和由于叛乱而引起的血腥战争中”面对共同“敌人”表现勇气、建立功勋。同时，为了“本氏族世泽长久、家声长久的好意”，梅特涅家族在1620年12月19日建立了家族遗产基金，不允许直接分割继承家族财产，家族的男系血亲后裔若要取得家族基金资助，必须“敬畏上帝、培养贵族知识能力、访问外国、学习各国语言，且要习成一门宗教或世俗的谋生职业技能”，从而“通过诚实的、友好的、兄弟般的团结和忠诚可靠、亲密无间的同盟，使家族和门第崛起并保持下去”。在“家族的崛起和持续”（Aufkommen und Conservation unseres Hauses）的座右铭下，弗朗茨一世皇帝又在梅特涅祖父去世父亲尚幼的情况下亲自过问并担任家族监护人。皇室的保护和荣宠，家族自力更生维护延续的传统，都给梅特涅烙上了“帝国贵族”的身份印记。

然而，希曼也指明，这并不意味着梅特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旧体制拥护者。同时代人在总结他的治国之策时，提出了符号化的“梅特涅体制”，并将后来的革命运动称为“推翻梅特涅体制”之举。但这却遭到了梅特涅的驳斥。他在自传中明确说：“我在父亲家族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受到教养，帝国贵族的出身、家父供职于皇室的公职地位、法国式的社交生活、道德的软弱无力和堕落，在成长过程中为我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堕落正是风暴前那些德意志小邦国的特色，而它们也即将毁于这场风暴。”（71页）梅特涅青年时，法国大革命兴起，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激起了极大影响，甚至连梅特涅的家庭教师也“一头栽倒进革命的洪流中”成了煽动群众的旗手。但梅特涅同样以冷眼视之，“我一直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而后是其反对派，并一直坚持反对它，因而没有被这场漩涡卷走。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天生的性格中缺少抵制那些所谓革新的或理论的诱惑性假象的力量，按我的理解和良心判断，这些假象，在理性的审判席和良好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并会被不断地驳倒”。大革命波及莱茵之后引发的家族逃亡，以及法国王后和国王之死，加深了梅特涅“革命等于非理性”的这种认识。他不满于旧制度的“堕落”，又不屑于大革命的“狂热”，终其一生更多地是基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批判”行事，主张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在革命中施行循序渐进的改革。1814年时，他在梅特涅家族的侯爵族徽中加入族语“力量蕴自法理”（Kraft im Recht），便颇有此种意味。

虎穴中翩翩起舞的“蝴蝶大使”

1794年，年轻的梅特涅游历英国，对祖国的“宗法-等级制专制主义”嗤之以鼻，却对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的英国政体推崇备至，甚至声称“奥地利是我道义上的祖国……如果我不是这个我原本应该是的那个人，那我愿意做一个英国人”（189页）。希曼认为，当这位年轻的帝国伯爵离开英国时，他的政治形象已经固定下来。

彼时的欧洲大陆，尽管梅特涅所诟病的“恐怖统治”已随罗伯斯庇尔被斩首而结束，法国革命军队的攻势却没有丝毫减弱。梅特涅敏锐地看到，神圣罗马帝国陈旧的密室政治，在“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面前，就如同面对蛮族入侵的古代罗马帝国一般脆弱。如何制衡这种力量，“保住欧洲，保住几代人的安宁”成为他之后要面对的课题。1801年，他初履公职任驻德累斯顿公使，1803年调任柏林，介入了外交谈判的第一线。面对此时几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梅特涅认定零星的反抗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他欧洲大国团结起来。1806年，梅特涅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一年，他成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直面拿破仑。拿破仑亲自选定了梅特涅和他的就任时机，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就在梅特涅抵达巴黎的前一天，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十六个德意志盟邦在帝国国会上宣读了退出帝国的声明，奥地利的弗朗茨皇帝被迫取消帝号，绵延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烟消云散。在拿破仑的计算之下，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的大使”名义走马上任的梅特涅，却不得不以奥地利君主使节的身份面见“法兰西帝国皇帝”。

梅特涅眼里的拿破仑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征服了革命，又征服了欧洲大陆；他破坏了旧制度，但也压制了大革命。拿破仑也在密谈中向这位使节坦承“在青年时代，我由于微不足道且出于虚荣心，是倾向革命的。年纪渐长，变得理智了，我遵循了理智的建议并按照我的直觉，‘践踏’（écrasé）了革命”（316页）。1807年7月9日，曾经的“革命之子”与欧陆最为保守的沙皇政权握手言和，瓜分欧洲，坐实了梅特涅的判断，也预言了拿破仑政治投机的愈演愈烈。果然，沉湎于新帝国君主身份的拿破仑并没有像一个旧时君主一般从此安分守土，也没有贯彻革命意志改革欧洲大陆，而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政治阴谋攫取了西班牙、荷兰、那不勒斯等地的王冠，以“小偷和骗子”的面貌建立自己的皇朝统治。而这通过政治讹诈和穷兵黩武建立起来的体系千疮百孔，给了梅特涅左右逢源的周旋空间。把持着法国外交的塔列朗与刚愎自用的皇帝渐行渐远，反而投入了梅特涅的怀抱——他们一致认定拿破仑谋求的“世界皇朝”无法长久，“欧洲协调”（Europäisches Konzert）才是稳定秩序的唯一办法。而拿破仑直至其政治生命终结的1815年，仍对手下这出双簧戏一无所知。

1809年战争后，九死一生逃脱险境的梅特涅获释回国，掌管奥地利邦交，与奥皇弗朗茨结成了紧密合作。从此之后，在关乎国家存亡之事上，这对君臣一度同心同德。在拿破仑威压之下，梅特涅转而采用隐忍不发的态度，对这位霸主言听计从。但在另一方面，梅特涅学习了拿破仑篡夺革命果实的伎俩，推行新闻检查，建立警察国家，加强社会控制，以求“保住核心”，维护奥地利所剩的一点点独立（381页）。梅特涅坚信，必须对内采取镇压手段，对外谨慎观望，方能在拿破仑面前将国家带往安全的境地，等待拿破仑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此，梅特涅不惜动用其所有外交艺术，穿针引线促成哈布斯堡的玛丽·路易莎与拿破仑的联姻，再谋划把这位自以为已经获取旧君主认同的皇帝赶下台来。而正是在这次盛大婚礼之中，他听到了等待已久的良机——法国将与俄国开战。

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瓦解了法国与俄国的同盟，也使奥地利摆脱了孤立。在长期隐忍下做好准备的奥地利朝廷，在梅特涅的外交招数下，成了“武装调停”的核心所在。冗长而又注定失败的调停谈判给奥地利备战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出兵借口，1809年几乎被裁军殆尽的奥地利，在短短三个半月里重新建立起一支令拿破仑都钦佩不已的陆军。18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中，德意志军队首次击败拿破仑，见识了梅特涅谈判手法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震惊于其在奥地利、普鲁士与沙俄君主之间的游刃有余，惊呼：“您是世界的首相！”（le premier minister du monde）在拿破仑的军事威吓和求和烟幕之下，正是这位平素轻佻浪荡的“蝴蝶大使”在各国君主统帅之间翩翩辗转，怀着“拿破仑不会制造和平”（Napoléon ne fera pas la paix）的信条，督促着联军与拿破仑作战到底。

“我是制度的一块岩石”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一败涂地，法兰西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军事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拿破仑建立其庞大帝国的征服战争，无疑是这句话的实践。不过，梅特涅对此却绝不认可，在他眼中战争是政治发生根本错误的结果。他奉行的也是“大鱼不要吞食中鱼，而是让中鱼去消化他们之前吞食的小鱼”，以建立“较少威胁和紧张的国际秩序”，在欧洲“防御性地避免战争与积极性地保证和平”（511页）。

沃尔弗拉姆·希曼认为，梅特涅在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实现的，并非史学家们过去曾长久声称的“复辟”（Restauration）：早年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梅特涅，虽然对革命暴力嗤之以鼻，但并不希望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教统治，恢复帝国诸侯与骑士阶层的封邑领地，将社会大众禁锢在等级社会之中。他指出，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重建”（Rekonstruktion）或者“恢复”（Restitution）更贴近实际情况，而“重建”话语中的“改建”（Umbaus）意味尤为突出。梅特涅的观点是“如果一个旧的社会被摧毁了，要在新的基础上去重建它，将非常的艰难”。因此从当今政治视角指责“维也纳体系”未能解决旧有问题，是“原本就设计错了的东西”的做法，从历史视角而言是不恰当的——这反映的是从后来的时代回到过去时代的非历史客观性建构。当时的人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惨烈的拿破仑战争，对未来茫然无措，以最小的代价和分歧达成和平、稳定秩序是必然的选择。在维也纳会议中，梅特涅通过主持八国会议来负责处理整个欧洲事务，并作为德意志问题委员会主席来制定新的《德意志邦联法案》也是基于此考虑。正是他在这场“跳舞的会议”中“无处不在”、四处伸手的做法协调解决了诸多问题纷争，而且作为战胜国和会议主持者的奥地利皇帝和大臣，始终抗拒着一切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诱惑，这本身就体现了他对“复辟”的克制。在新的德意志邦联中，奥地利更多作为“家族家长”而存在，其专制地位在各邦宪法中受到限制。在梅特涅这位德意志邦联“建国之父”的一手操持下，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实际成了立宪的“虚君”。这一点因为邦联的松散性而招致支持普鲁士统一道路者的诸多抨击。但在清算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罪责、见证了欧盟建立的今天，这种“组合而成、互为补充的国家体”理念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认同。

而就欧洲，亦即希曼所言的当时“世界”体系而言，维也纳体系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也并非梅特涅所期望。这个由俄皇亚历山大倡议，将基督教信条奉为欧洲和平秩序准则的条约固然得到了弗朗茨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首肯。但连参与签署的弗朗茨也乐于看到同盟倒台，梅特涅更是称之为“响当当的空洞无物”，认为这是一个“贬低人民权利、促进专制主义以及某种暴政的产物”（612页）。他寄希望于建立国际法意义上制度化的谅解体系，以“国家联盟”在欧洲持续性地阻止战争，但这一超前设想仅作为远景期望存在，浅尝辄止。

维也纳会议后的梅特涅身居高位，荣耀等身，但在希曼笔下，这却无疑是这位权臣失势的开始。梅特涅对整个奥地利皇朝进行现代化革新的方案落空：皇权贵族世袭领地所占的分量，将民族认同和社会合理化的标准完全搅乱，而这些标准正是其设计的分散、下放专制权力所必须遵循的。专制政权在民族社会问题上的抗拒变革，又对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造成了阻碍，在帝国与欧洲“为未来埋下了炸药”。而在德意志范围内，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经济上步步蚕食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梅特涅在1833年的奏折中，明确警示“小德意志”的关税统一，对德意志邦联，特别是对奥地利来讲是灾难性的，奥地利将被视为与德意志利益无关的“外国”，必须同其他德意志邦国一致起来，甚至不惜做出自我牺牲，因为这是“预防皇朝最后落得从繁荣和影响力的根基上受到攻击，从而吃更大亏的唯一方式”（790页）。然而，皇帝非常清楚自己正被引到违背统治者家族利益的道路上去。此前，对这位帝国的贵族元老、股肱重臣上呈的奏折，弗朗茨皇帝历来奏准，即便不做决定也会批示“已阅”以示嘉勉，但对改革奏疏，却是一字无有；而在应对关税同盟的谏言上，皇帝更是直接予以否决：“我的皇朝无论是否加入德意志邦联，其本身永远要保持一个整体不容有失。”日后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归属上大做文章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若看到这一幕怕是会不禁莞尔。

可以说，正如希曼在书中所言，于梅特涅，弗朗茨皇帝是“一堵墙”。在卧薪尝胆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这位“灵魂坚强”的皇帝为他提供了保护和依靠，使其在朝野质疑、反对与皇亲国戚责难之下谋定而动，挥斥自如，在战时外交与维也纳会议的舞台上成就了“蝴蝶大使”的美名。但也正是这堵墙，在君臣想法背道而驰，行动出现分歧的时候，堵死了这位位高权重的帝国首相的改革之路。1835年弗朗茨皇帝驾崩，遗嘱之中将梅特涅作为托孤重臣，亲密地称之为“朕的挚友”。然而居此荣勋的梅特涅却在之后的官场倾轧、皇族攻讦之中迅速失势，孤立无援。1848年革命爆发，梅特涅在动乱中仓皇出逃，贻天下笑，而造成如此尴尬境遇的，除民众革命斗争影响外，当局的蔑视驱赶、没收财产与舆论中伤也不无关联。梅特涅被视为野心勃勃、大权独揽的“想要回到墨洛温王朝的宫相（Majordomus）丕平”“对过去应诅咒的一切负责的恶魔”，谤名传于天下，同时代其传记的污名化书写正是由此发端。

虽然之后的人生际遇多有反复，但年迈的梅特涅终究难以把握大局。晚年的梅特涅始终痛心于奥地利在1848年的坐失良机。1859年5月25日，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梅特涅一再向他的旧部重申这样一句话——“我是制度的一块岩石”（1007页）。诚然，梅特涅一生一直作为帝国大业的基石发挥着作用。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掀起的漩涡狂潮之中，正是他出色的内政外交将奥地利锚定在大浪滔天的欧洲，未曾沉沦；而在战后开创的维也纳体系里，纵然未能如愿推行革新，也正是其社会控制、压制政策与外交努力，在遍及欧洲的刺杀阴谋与政变纷争中镇住了奥地利的一时太平。而这块以沉重手段压制抗争的顽石，并不拒绝柔性的改良进步，梅特涅对施行英国体制的一生钦羡，振兴“民族工业”与沟通德意志贸易的计划，都体现了这位启蒙改革者未改的初衷。然而，当统治者将这块碍眼的顽石当作专制统治的替罪羊从皇座下踢走，这位曾经手眼通天的“岩石国相”便失去了依凭。无论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失败，还是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背后无不蕴含着梅特涅有心无力的预言。希曼在结语之中，将梅特涅称为“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对这样一位终其一生在革命浪潮中寻求改革未果，最终却以维护旧制度而闻名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讽刺。这位西方帝国的“裱糊匠”，在灭国之战中力挽狂澜，却最终在专制主义下因革新无望而无奈落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故事，在梅特涅身上无疑有着另一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