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宏志：鸦片战争中有关割让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王宏志教授做客复旦大学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做了题为《翻译与近代中国：以鸦片战争有关割让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为个案》为题的主题讲座。王宏志教授关注到近代史研究中忽视的翻译问题，他以割让香港的翻译问题为个案，阐释了翻译问题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至关重要性。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

王宏志教授的研究兴趣是从中国现代文学转向近代史方向的。首先，他介绍了国内外对鸦片战争的代表性研究，如民国时期蒋廷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近年来则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和《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等，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也曾出版林启彦编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西方学界有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Peter W. Fay《鸦片战争：1840-1842》等，甚至在2010年代也有两本新出英文专著，而且都已翻译成中文。王宏志教授指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鸦片战争研究都没有谈到翻译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因为翻译是近代中外交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材料上，王宏志教授一方面运用《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较容易见到的中文史料，另一方面也利用英国国家档案局所藏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其中包括不少中英相互发送照会的中英文本。此外，这一研究还运用了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公司档案等，也有不少当时曾参与战争的英军所写的回忆录。

首次提出割让香港的是1840年11月-1841年3月进行的广州谈判。 广州谈判是前期的谈判，道光帝除委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赴浙江主理军务外，又令以一等候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跟英方全权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进行谈判。广州谈判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后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的《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涉及割让香港岛。但当这割让香港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震怒，撤回琦善，终止谈判。

负责广州谈判的译员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马礼逊病逝后，马儒翰获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委任为汉文秘书兼翻译官。他是中英《南京条约》的实际翻译者，可见《南京条约》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均出自于英国人之手。

香港在哪里？

“香港在哪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无聊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割让的问题时却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期间就曾向乾隆提出需要一个海岛，供英人居住及囤货之用，但遭乾隆拒绝。再一次正式提出割让海岛的要求出现在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照会（《巴麦尊照会》）。这时候，英国国会已经通过与中国开战，按照西方宣战的惯例，英国向清廷提出打仗的理由和要求，更明确要中国将沿海一个或多个海岛给予英国，让英国人可以自由居住及自由贸易，免受不合理的对待和需索。但是巴麦尊没有确定应该拿取哪一个海岛，而是将这一问题交给义律决定，当时英国外交部所草拟给义律的条约草稿在割让海岛的名称留下空白。

那么“割让香港”的说法究竟是在何时出现的呢？1840年12月，义律致琦善照会中提到“the Island of Hong Kong”，但是送到琦善手上的中文版中并没有“香港”一词，而是把Hong Kong翻译成“红坎山”。Hong Kong给译成“红坎山”，从未见于任何鸦片战争以至香港史的研究中。一个月以后，义律再次照会琦善，其中有“红坎即香港”的文字列在正文文字旁，是一种补充之意。那么，将Island of Hong Kong翻译成“红坎山”是不是翻译上的错误？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香港的历史。

根据金国平教授的研究，“香港一名始见汉籍的年代是明代万历中叶”，他指出：从《粤大记》图示可知，从万历年间起香港已经是今港岛的总称。王宏志教授梳理了其后所见到的海图，从1730年开始对香港岛名称的记载，自1730年、《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以至粤水师《福建广东海防航海图》、1810年《广东沿海统属图》、1819年《新安县志》，都再见不到香港的说法，用的是“红香炉山”。可以肯定，《粤大记》中所绘的香港岛，其实并非今天的香港岛，那只是香港岛西南面对开的小岛，今天叫鸭脷洲。文字方面， 1842年香港新界邓氏族人《香港等处税亩总呈》中，提到“康熙二十三年垦复原迁土名大潭、横沥、香港、大捞下、洛子垄等处税三顷三十二亩一分六厘。” 其中将今天属于香港岛上地名的大潭与香港并列，显然当时的“香港”与今天的意义不同。香港的概念前后存在不同实质含义，严重影响了谈判的进行。在道光帝得知要割让香港后，琦善奏称香港“只系全岛中之一隅”，换言之，他理解的是香港只是整个海岛的一处地方，他愿意考虑把一小块土地不是整个海岛给与英国人暂住。这不是琦善故意蒙骗道光帝，闽浙总督颜伯焘也在奏折中称“其岛曰红香炉”，“红香炉”是当时对今天香港岛更为普遍的称呼。此外，祁贡也说过“香港地方在岛之西南”；奕山也说香港与其他地方如赤柱；群带路等相连，“共为一大岛”，都不是以“香港”作为全岛。

从“红江”到香港

根据曾在香港大学地理系任教的塔尔博特（Henry D. Talbort）的研究，英国文献中最早出现Hong Kong的是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the York）船长Captain George Hayter根据澳门和中国的原有地图加上自己实地勘察绘制出香港澳门附近水域的地图，上面已有“He-ong-Kong”。在现有文书记载中，英国人最早登录香港岛的是阿美士德使团（William Lord Amherst）成员，大使阿美士德从伦敦出发，副使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及译员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则身处澳门，他们相约在香港岛海面会合，使团好几名成员在回忆录中使用的表述都是把Hong Kong看成是一个海岛。由于当时中英关系中还未涉及割让香港，所以这一说法是客观的。换言之，英国人一直以来就是把香港认定为一个完整的海岛。那么，马儒翰用“红坎山”来翻译“the island of Hong Kong”是否准确？

其实，在马儒翰之前，英国更早对Hong Kong有一个中文翻译，是“红江”，出现在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幅中英对照澳门水域地图中。这是1810年东印度公司孟买舰队上尉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及莫姆（Philip Maughan）所绘制的。但是罗斯的地图没有说明当时为何把Hong Kong翻译成“红江”。曾任阿美士德使团译员、后来出任香港第二任总督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在《中国见闻录》（Sketches of China）一书交代使团会合的情景，当中提及Hong Kong，并在脚注中说Hong-Kong这个词语来自一条河流，是“红色的河流”（the red torrent），其形成的原因是河流冲刷了岸边的土壤，形成河流变红，这体现了“红江”说法的由来。

另外同是使团译员的马礼逊也知道红江这名字，他在后来编辑出版的汉英字典中收有“红江”的词条，但他说红江是河流的名字，那就不是海岛的名称。马儒翰在广州谈判中翻译Hong Kong时，一定参考过父亲的字典，因为那是当时唯一的汉英双语字典，但即便他真的找到Hong Kong这个词条也不能直接使用“红江”来翻译，因为英国不可能要求中国割让一道河流。最后，大概他在参考过马礼逊的字典后，采用“红”字去译Hong，而Kong则只能自己去寻找一个与土地有关，读音接近的字来音译，最后就有“红坎”的出现。

给予还是割让？

最初英国对割让香港的提法，用的 “be permanently given up”（永久给予），当时即被翻译成“割让”。但是，在考察文献记载时，王宏志教授发现除这一处地方外，其余所有的中英文书往来都再见不到“割让”一词的出现，用的是“给予地方”，而不是用“割让”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琦善在奏折中曾把“请给地方”跟“占据”分开，显然他对给予地方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割让”。此外，琦善又说过如英国人要找寄居的地方，大可仿照澳门西洋人的方法。但澳门是从没有割让给葡萄牙人，一直是由中国官员来管理的，琦善所说“请照澳门之例，仍归州县管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完全把香港割让出去。义律不断向琦善灌输以澳门模式来占用香港，与永久割让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不过，从英文的档案来看，在义律照会的原英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是cession一词，如“cession of territory”、“to cede some separate place”，就非常明确地是割让之意，但是马儒翰在翻译时没有用“割让”，只是换上“给予”、“予地”等说法。因此，在义律和琦善关于割让土地的方式展开的讨论中，确实有误译的情况出现，造成了很大的误导性。

通过这两个个案，王宏志教授说明翻译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随着西方人在明末开始来华后，中国近代史进程便跟翻译扯上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中外交往所遇到语言障碍，只能通过翻译来解决，但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发不少误会和误解。鸦片战争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整个鸦片战争中已有很多环节涉及这个问题，翻译在战争前后、进行过程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中的翻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王宏志教授也正在身体力行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在致力撰写“翻译与近代中英关系三部曲”，分别为《龙与狮的对话：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翻译问题》、《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以及《鸦片战争与翻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