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2019年欧美舆论场上的历史学家们

2019年，从英欧谈判局势嬗变、美乌通电事件发酵，到克什米尔危机爆发，史家纷纭介入，“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聚讼盈庭，莫衷一是。常言“史家自有公论”，史学训练贫乏如查克‧舒默，也在弹劾特朗普前夕凛然宣布：“历史终将判决我们”。各国“史家”们每闻是语，振臂高呼：“我们在此，这就替诸君‘公论’”，却鲜有人理睬。可见秉笔议史，能微中见著，而建言当下，更需公允性与公信力。恰值2019年焦点问题历史性俱强，史家引导舆论之地位亦较往年而不同，值得玩味、省思、盘点。唯个中曲直复杂已极，只恐下文臧否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

2019年如往年，始于脱欧，终于脱欧。意大利复兴运动功臣达泽义奥有句名言：“‘意大利’已缔造完成，该轮到创造‘意大利人’了”（Fatta l'Italia, bisogna fare gli italiani）。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身份认同感呈现两极化。有些人读康德《以世界政体为意向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收效较高，以至于“自我意识上升到局部公共意识”超越了欧盟制度整合的速度。余众怨恨联邦主义快马绝尘，把他们这些民族国家主义者甩在“历史时间”之后。未曾想2016年至今，欧洲历史车轮仍然滚滚向前，但目的地却调转了过来，反倒是“落后者”转进千里，“先进者”追赶不及。这一比例在学界严重失衡，毕竟高校充斥着“欧洲国民”：他们既“俯首白云低”，哂本土民粹主义之狭隘愚昧，也坚守“西方价值”光辉阵线，不至沦落到和“世界公民”和“国际主义者”一道受口诛笔伐之田地，像杰弗瑞‧萨克斯一样独话凄凉。1月4日，思想意识超前的亲欧派“英国高校团体”和“罗素集团”号称代表全英伦大学致信议员，要求杜绝“无协议脱欧”，以免“学术、文化、科学后退，非数十年不得以复”。疑欧派学者旋即回函驳斥“国家非受政治奴役不得以交流科学学术”论调荒谬。其中剑桥的图姆斯（Robert Tombs）与法国夫人伊莎贝尔合著《甜蜜的世仇：英法爱恨史》，欧洲情结不可谓无，然“英国例外论”信仰亦坚，其《英格兰人和他们的历史》向为苏格兰亲欧学者举为“‘史家撑不列颠’实为‘史家撑英格兰’”之佐证。伦敦政经的普霖斯（Gwythian Prins）曾仿帝国旧例亲涉非洲丛林之险，终生以驳斥“英国衰微论”为己任。而牛津的罗宾森（Daniel Robinson）则代表青年一代对英联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微妙关怀。可见学者支持脱欧，个人色彩尤重。左派“留欧”人士素来对欧裔知识分子鼓吹脱欧感到费解，其实毫无蹊跷之处。对家族受纳粹迫害的波兰裔迪奇女勋爵（Ruth Deech）、从捷克移民至英国的汉卡教授（Rudolf Haňka）而言，欧陆政治的负面记忆反衬出英国宪政那独一无二的“适得其度”。

《甜蜜的世仇：英法爱恨史》

英国何以“过于温和”以致与欧陆不匹，终究是个谜。左派如塔克（Richard Tuck）、比克顿（Christopher Bickerton），主张脱欧公投为民众主权沉酣一梦醒，自我实现之力举，而深陷布鲁塞尔泥潭则无异于在技术官僚手中断送民主。这基于如下假设：一切依赖大陆宪法框架、美国最高法院的变革，在伦敦只需民众占据西敏宫即可达成。此“英国无产专政、欧盟新自由主义阴谋”与“英国和平演进、欧陆暴力革命”的泛右脱欧论调看似南辕北辙，或也异曲同工。如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斯塔基（David Starkey）等秉承伯克《法国大革命反思》精神，坚称英国温和的政治基因和灵活的议会制度自中古延存至今——前提是民主主权绝不可屈于外部宪制。但右派止于脱欧，左派却始于脱欧。跬步伊始，接下来梦想工党主政、全世界左翼抬头，概属一厢情愿。此“渐进主义”固然未必满足革命政治的国际诉求，总归饱含着马克思憧憬非异化直接参政的浪漫情怀。

但许多历史学者视“主权脱欧论”为“英国例外论”，甚至某种“政治文化沙文主义”。如格莱格尔（Neil Gregor）、哈瑞斯（Ruth Harris）以新左派和反殖民主义立场否定英国任何意义上的“特殊性”，再如莫里厄（Renaud Morieux）、曼德勒（Peter Mandler），从文化、社会与经济交流史的“厚基础、长时段”视角排斥英欧之间所谓“纯粹政治性”的差别。其他人同出一辙，但更进一步，对脱欧的文化素描多于政策批判。欧洲史巨擘艾文斯（Richard J．Evans）曾引用一份舆观（Yougov）民调：近半向往脱欧者也支持死刑，并将其与特朗普恢复死刑之语巧妙串联起来，像城郭内飞针走线的海伦，织出一幅“脱欧者残暴”的印象派画卷。英国史硕学科利（Linda Colley）在公投前依《英国人：国家的形成》的基调，客观揭示“不列颠属性”现代历史语境，不可谓不公允。但经2016年二度重创，渐受美国主流舆论牵引，也说起了“脱欧揭示英国腐烂的内核”之类应景的话来。不论是“死刑说”还是“腐烂说”，都会让昔得兰群岛（Shetland）因受欧洲渔业冲击而“誓不脱欧死不休”的老渔夫们感到不知所云。相比之下，“主权论”更有力的批判者，如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邓恩（John Dunn），更多是埋怨塔克低估了与脱欧俱来的社会效应，如各类反开放、反自由、反国际化风气，甚至欧盟崩盘，北约关张。刚付印《英国的欧洲》即埋首《希特勒传》的西姆斯（Brendan Simms）则既希望欧洲联邦化，也期待英国与之保持距离，唯反对“现脱”、“速脱”，以免欧陆震荡，遭致英伦后患。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后患除了国际安全，还体现于资源调度。学界菁英唱衰脱欧，虽高举“学术交流无疆界”的大旗，其意在乎经费也，尤惧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搁浅。对此，马尔科姆爵士（Sir Noel Malcolm）撰文阐明：早在梅版《脱欧协议法案》第137条中，即已保障英国两年内持续“伊拉斯谟”和“地平线”两项计划不变，并承诺脱欧后增款。再者，英国何不游走于欧盟轨道边际，加入那些按GDP比例付费的“关联成员国”？毕竟以色列、挪威、瑞士高校科研不逊法、意，直与德争锋，未见得非入欧不可。当然，一旦欧盟结构性科研资助戛然而止，或能切断康瓦尔郡、苏格兰及威尔士学校部分经费来源。凡此种种后遗症，尚待唐宁街十号防预和落实。此次保守党入主北方左翼腹地后，起码会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播撒英镑，广结善缘。而苏格兰、威尔士等宿敌，恐怕不得到报复，也不奢望恩惠。卢梭有言：英国人只在选举议员时短暂地享用自由，事毕便以失去自由来抵价（Le peuple anglais...ne l’est [libre] que durant l’élection des membres du parlement……Dans les courts moments de sa liberté, l’usage qu’il en fait mérite bien qu’il la perde）。此事权看托利党人是否有秉承激进竞选、温和理政之精神，以及向反对党选区高校伸出橄榄枝的雅量。但不论如何，声称“脱欧则英国科研必毁于一旦”恐言过其实，无怪乎马尔科姆戏称此类人为 “学术界的波旁遗老”：知不了，也忘不掉。法国外交家佩里戈尔主教这句“名言”：“人无新知，亦无所忘”（Personne n'a su ni rien oublier ni rien apprendre）实出自杜旁，之前还有一句：“无人得到修正”（Personne n'est corrigé），此语亦洽其时。反观“二十九位诺奖得主”、“六位菲尔茨奖得主”和预言《启示录》末日“阿波卡利普西斯”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皆未能为脱欧“盖棺定论”，但广大英国人民却在12月12号为学者们“盖棺钉钉”。无人被修正，无人再存修正之念。不列颠王国国民并未如雅典人对待穆蒂利尼人一般，隔一夜而悔。他们要迈过这一坎，不论跌得多重。

12月12日夜，托利党一举斩获三百六十四席。在捅头勋爵和艾蒙的簇拥下，鲍里斯卫冕阿克斯桥选区，阿里‧米拉尼愁云惨淡，垂立于旁。伦敦大学教授们近月来鼓动学生掘掉鲍里斯老巢，至此功败垂成。晚十时，票站调查一出，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如《麦克白》中的麦克德夫一般长啸：“啊，恐怖！恐怖！”诚然，对于大部分左派学者而言，“昏乱已完成它的杰作”。迦毗罗（Shruti Kapila）临危诊断：“科尔宾必须走人，现在！”布鲁克（Christopher Brooke）则大胆预言：“人们今晚开酒瓶注定比平日早一些”。许多学者已在臆想当夜学院烛光晚筵之甜点，以慰殇魂。多数为自己开了双层奶油这道处方，余者则青睐巧克力橙。眼光长远如帕里（Jonathan Parry）者，根据英国在1900年“伊顿学长”塞西尔勋爵胜选后的跌宕起伏，诅咒约翰逊内阁亦将陷英国于旋涡之中。当然，这比起持续三年向特朗普发难的塞勒姆女巫，可谓假巫见真巫。如今鲍里斯《协议》雏形已具，西因破功“跨大西洋极左联盟”获保护伞青睐，东待华为欲拒还迎，向投资者示好，双肩各挑“英美特殊伙伴关系”和“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之金扁担，可谓当代“中美两不得罪”外交艺术之典范。如此国际环境，不知佩里的历史比喻意义何在？

唯一棘手的是北爱尔兰。一些平日痛批英帝国主义余毒、鼓噪苏格兰反复自决的左翼史学家为反约翰逊在边界上的妥协，忽然也惊觉英对北爱尔兰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可见为反脱欧不惜余力。就连保守党魁候选人司徒尔特（Rory Stuart）也颇重视南希‧佩洛西那次引导性十足的爱尔兰“绿翡翠”演讲。对此马尔科姆指出“佩洛西并未提及《耶稣受难日协议》关于无缝边界的具体条款”——因为压根不存在。至于司徒氏要就此事通过互联网电光石火般“重新聆听”英国人民的心声，“巴尔干的马尔科姆”戏谑地将曾被派驻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司徒大人比作英国版“波斯的瓦斯穆斯”。众所周知，瓦斯穆斯（Wilhelm Waßmuß）被称作德国版“阿拉伯的劳伦斯”——此人一战间曾身着民族服饰横跨波斯，每遇当地部落，即搬出钢丝和铁石“电光石火”，声称是德国皇帝“无线传讯”，命酋长“接旨抗英”。话说回来，爱尔兰夹在“法理上”（de iure）的英国关税区和“现实上”（de facto）的欧洲单一市场之间，两套甚至多种制度相融共存，作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或可与伦敦角逐金融中心之地位，也未可知。

再者，英国的“司徒大人”们总犯一个毛病：高估美国人对英欧的兴趣、理解和作为。佩洛西本人弹劾大业未就，批彼约翰逊在于影射此特朗普而已。此次“合法政变”前期铺垫中，美国清一色左派历史学者们发挥了一贯的行动主义优良作风，聒噪声绕梁半年，不绝于耳。尤其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哈佛俄国史博士希尔（Fiona Hill）出庭作证后，引起学界同仇敌忾，已有七百余名历史教员联名签署“弹劾请愿书”，征引《联邦党人文集》以行党争，不亦乐乎。其中耶鲁27人、哈佛26人、普林斯顿17人、芝加哥大学10人，基本上参与程度与学术水平成反比。美国学者对外交政策及国际局势的认知，从另一拨“请愿书”即显而易见。莫迪进军克什米尔后，美国史家们慌忙在地图上寻找克什米尔，大多迷失了方向，少数成功者签署了几封公开信，其中除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胸怀天下的先进分子外，多是研究南亚、中东和北非的历史学家，心系所在，不得不关心，如贝宁（Joel Beinin）、马萨德（Joseph Massad）、莫阿勒姆（Minoo Moallem）和达巴史（Hamid Dabashi），更多的则是南亚人：如祖上为左翼印度自由运动者的查特尔吉（Angana P. Chatterji），曾创立“克什米尔人权与正义国际人民审判法庭”，犯过前科，令印度当局头痛已久。再如刚从剑桥搬到伦敦的雅库布（Waseem Yaqoob），自己即身为克什米尔人，罢工之余奔走呼号于英国各高校间，频频上电视台发声，教育群众。西方高校大多依赖鲍斯（Sugata Bose）、贾拉（Ayesha Jalal）、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等南亚裔专家进行知识普及。等到梵学家威策尔（Michael Witzel）那部久久躺在书架上的《克什米尔通史》手稿付印，情况或可改观。我每催他，他都一脸轻松地说：已经搁置了二十年了，再多些时候也无妨。他更兴奋于克什米尔上了头条，能吸引更多学生听他的“克什米尔史”课，可惜一共来了不足五人，而他自己又病倒了，如此不了了之。

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

这些科教人员的集体作为到底效力如何，不言而喻。偶尔，学者一己之力反倒更加显著。2019年加拿大魁北克举行听证会，重审当年的“世俗主义法案”。2007年，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主持“文化差异调和咨询委员会”，提出警察、法官等公务人员不得佩戴宗教标识。去年，他亲赴一线自我批评，称他当年未预见到随之滋长的种族仇恨情绪，带来了不小的舆情震动。人们质问主政魁北克的乐高（François Legault），省长先生气呼呼地答道：“你们不该问我，该去问泰勒，是他自己背离了‘泰勒-布沙尔’共识！”确实，与泰勒合写那份冗长报告的“魁北克主权运动”支持者、前省长之弟、历史学家布沙尔（Gérard Bouchard）仍坚持原议。另一例是以微观史著称的犹太裔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2019年春天，他抗议意大利都灵书展容许新纳粹分子波拉齐（Francesco Polacchi）的出版社参展。经过隔空激战，“阿塔福特”书局（Altaforte）被踢出了书展。金兹伯格之父雷昂内（Leone Ginzburg）曾坚守在反纳粹报纸《自由意大利》阵线上为正义捐躯，其母娜塔莉亚也是位反纳粹，作为首屈一指的女性作家，其小说最近一年再次翻印。在都灵事件中，卡洛‧金兹伯格的声音，恐怕比“无名”（Wu Ming）组合那“五名”有名人士分量大得多。

综而述之，凡裁决行事，支持或反对之众，有理由的总占少数，缺了没理由的便不能成就。但愈有意识愈危险，正如清醒的追梦人比轻狂的白日梦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社会善加使用。史家“辞多”，故必“史”——“文胜质则史”的史：篇篇繁言碎语，本非翩翩君子。更因审慎过度，摇摆不定，唯恐话说不圆，立论不稳，故也无力掌舵于风口浪尖。但政策决断是瞬时行为，目的是实现无数个局部真理，并以公理为指导，有逻辑性地串联起来，以达成质的改变。所以政治要想超越具象的桎梏，让历史学家们前瞻后瞩，指点评议一番，总也有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