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如何写成的③｜转抄和引录中的文本流动

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三场主题讨论“转抄和引录中的文本流动”。

自北宋以来，历朝官方皆校刻正史，使得刻本系统中的正史文本相对稳定，也几乎淹没了抄本环境中正史文本的复杂多样。以出土写本、旧注、类书等为线索，可以在刻本流传体系以外更全面完整地认识正史成书以来的文本演变，也有助于思考刻本校勘的定位。本场讨论包括以下五篇报告：马楠（清华大学历史学系）《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系〈东观汉记〉之地理志考》、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与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鲁明（中华书局）《中古类书引存正史琐议》、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流动的“班马异同”——古书互见文本异文的动态演化》和真大成（浙江大学中文系）《“文本互见”与“互见文本”：以中古史书为例》。

马楠讨论《禹贡》郑玄注所以引用的“地理志”并非孙星衍所认为的《汉书·地理志》，报告指出，郑注所引“地理志”与《汉书·地理志》多有不合，不合之处均可得到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的印证。郑玄不可能引用吴人薛莹、谢承和西晋司马彪、华峤著述，再排除掉《汉书·地理志》，那么从时段上看，郑玄引用的只可能是《东观汉记》的《地理志》。

清人已有类似猜测，但都引用宋人余靖《后汉书》序，而没有注意余靖说本于《史通》，根据《史通》的记载，元嘉元年《东观汉记》的《地理志》已经完成。马融在桓帝时任南郡太守，因梁不疑事得罪梁冀，被徙朔方，当在元嘉元年之后；其被赦得还、复拜议郎，则在永兴二年十一月桓帝校猎上林、马融撰《上林赋》之前。此后马融因病告归，郑玄在其门下七年，至迟在延熹三年至延熹九年。大概在此七年中，郑玄接触到了《东观汉记》的《地理志》。

钱大昕《三史拾遗》论及，《汉书·地理志》称“古文”凡十一处，与《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一一吻合，这十一条《续汉志》全同古文说，且无“古文以为”的字样。郑注所引“地理志”当然全同古文说，与《续汉志》更为切合而记山川在郡县方位稍详，因此推测《东观汉记》之《地理志》面目也当介于《汉志》与《续汉志》之间。

陈爽的报告讨论中古类书的正史引文及其对校勘正史的意义，首先从中古正史的流传过程出发考虑在校勘中利用类书的必要性。唐宋以前诸史经历了漫长的写本传抄阶段，除了产生大量异文、错讹，也难以避免散佚。而自从宋代校勘镂版后，尽管当时校勘成效亦不尽如人意，“尚有残脱”的状况仍普遍存在，但诸史文本便被定于一尊，相关写本逐渐消亡，大量异文也随之淹没。两宋之际的战乱，又令诸史文本出现一些散失。

现有的正史校刊与整理以版本校为主，强调版本依据。这一原则的基础是设定存在一个完整准确的初刊本或善本，普遍适用于与宋元以后有成熟版刻史的文献，但应用到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唐宋类书中有所征引的诸多正史散佚文本由于缺乏“版本依据”，无法准确地定位到今本正史的恰当位置而被忽略或舍弃，无法入校，致使诸多有价值的佚文无法被有效利用。

近年來，报告人将《太平御览》所引诸家南北朝七史与今本逐条比勘，发现了多条佚文，有些是类书溢出少量文字但却可明显增进对史事的理解，有些则是比较长篇的佚文，在原书中位置不明，现存南北朝七史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整。考虑到编纂类书者一般仅作删节，这些文字应该能反映唐宋写本的一些原始面貌，尤其是有助于发现看似通顺的隐性脱误，具有珍贵独特的校勘价値。

刘毓松校刻《汉书》，凡例中认为中古类书“所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王瑞来先生据此引申出“注意寻找版本之外的版本进行校勘”的校勘原则。吴玉贵先生的《唐书辑校》把《御览》所引《唐书》提升到独立版本系统的角度进行硏究和整理，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而我们现在的正史校勘没有把类书上升到版本的层面。上次点校时，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都从类书中发掘出重要内容。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多依赖老一辈学人的博闻强识和慧眼偶得，未形成相应的校刊规范和工作流程。

中古正史中已经出版的几种修订本，限于修订整理通则，弃置了不少类书中的重要正史佚文。报告建议将类书等古籍中征引的中古正史文本视为一种特定的版本进行辑录和通校，并以“附录”的形式将今本正史无从措置的佚文单独辑出刊于书后。

鲁明讨论《御览》引用的正史。《太平御览》征引的每一部正史都相当程度地存在所题出处与实际内容不符的问题。征引越多的史书乃至其他典籍，这种情形就越明显。这一现象难以仅用类书编纂者的疏失或写、刻本时代文献面貌的差异来笼统解释。

宋代个人阅读《御览》的记载极少，但已见有质疑其个别条目引书名实不副者。明万历以后，《御览》传布渐广，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等好刺取类书异文疏通经典，但这种零星的利用难以发现类书引文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梁玉绳校《史记》、岑建功校《旧唐书》，始通盘覈对《御览》所引某部正史，发现大量史文溢出今本之外。王叔岷先生斠证《史记》，吴玉贵先生等关注《御览》引《唐书》、陈爽先生研究《御览》引《后魏书》《宋书》，皆面对同类问题，而各家立足于不同的正史，做出不同推测阐释。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会影响到学者对正史的认知及校勘、辑佚工作中运用类书的态度，报告认为有必要拓宽视角，更加广泛深入地比勘今存中古官私类书引存正史及其他重要文献，寻绎其总体特性。

基于对诸多具体案例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古类书征引正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常有虚构异文、创作情节、臆造或伪冒出处之举。类书所引正史是当时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其杜撰之异文或情节甚至可能在中古及后世广为传播，成为文人写作诗文的出典。但这类异文及情节，并非史籍原貌，未可当作写、刻本系统间差异，实不具校勘学层面的意义。二是《御览》中存在大量对来源文献的割裂、暗引及捏造出处的行为，即编纂者将某一来源文献割裂为数条，对原来已标注出处的文字则转录书名称“某书曰”；对来源不明的文字则根据内容所涉之人、事、时、地，臆造其认为最具可能性的出处。

此外，报告还以陈爽先生的研究为基础讨论了《御览》所见《宋书》疑似佚文。通过比对其他具有史源关系的文献，并结合《御览》等类书征引文献之习性，认为其中个别条目乃编纂者对《宋书》相关文字的删节檃栝，还有一部分条目可能出自他书而被冠以“宋书”之名。

《御览》引“唐书”的性质学界争论颇多，而前提似乎都认为《御览》中的唐代文献应直接从原书中抄出。报告从《唐国史补》出发重新推究，认为即便唐代文献，《御览》编纂者也未必都逐一爬梳原书，实多从他书转抄，尤其是宋初尚存不少记载唐代史事的类书或有编类性质之书。《御览》中唐以后内容凡出于转引者，其称引是否可靠，取决于编纂者所据之来源文献有无标注准确出处。对于来源文献中未标明出处的文字，编纂者势必要根据《御览》全书的体例，逐一添加，不得不将其笼统称作“唐史”或“唐书”。

苏芃的报告讨论《史记》《汉书》互见文本的动态演化。《汉书》是续《史记》之作，又部分袭用《史记》，《史》《汉》异同优劣是古人长期辩论的话题。南宋倪思《班马异同》一书问世后，有关《史》《汉》相关篇什的对比更绵延不绝。传统意义上的“班马异同论”有一个共同的默认前提：以《史记》文本在先，《汉书》文本在后，班马异同之处，皆当是《汉书》改易《史记》。

报告人注意到日本的一个《史记》写卷，尽管抄写时间很晚，但所据底本应是唐初甚至六朝写本。将其与倪思的《班马异同》核对，发现倪思指出的《史》《汉》异文大部分在旧抄本《史记》中是与《汉书》一致的。可见，传统的班马异同论忽略了《史》《汉》各自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文本歧变的可能，把复杂的版本谱系对比简单化、平面化了。

要追寻《史》《汉》更古老的文本面貌，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早期写本，二是类书引文，三是《史记》旧注中透露出的当时注家所见《史记》底本面貌。这些文献都能反映出宋代版刻以前的《史》《汉》文本面貌。由此可以发现，不少过去被认为是班马相异的文字，实则早期文本一致，后来其中一书，或两书同时，在版本流传过程中发生文本变化。其中《史记》发生变化而《汉书》保持原貌的情形，尤易令后人误解。然而像人们注意到的《汉书》多存古字而《史记》多俗字的现象，其实就暗示今天所见《史记》文本未必比《汉书》更古。《汉书》经典化早，训诂注释、师承家法出现后，正文文本会更趋于固定，有利于保存古字古貌，而《史记》在这方面反而落后于《汉书》。

“班马异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互见文本的差异，不仅产生于成书之初，还持续发生于流传过程中。既有可能趋同，也有可能立异，异文之间有一种竞逐的关系。因此在讨论班马异同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哪个点上的异同。班马的成书时间，与我们所见传本的文本形成时间，应有所区分。

真大成更理论化地探讨了“互见文本”与“文本互见”问题。报告所谓的“文本”是指载录于中古史书的诏、敕、令、表、奏、檄、书、诗、赋等 。同一文本又载录于他处，这种现象称为“文本互见”，可以互相参见的文本则称为“互见文本”。为了便于称述和区别，报告将处于不同场所的具有互见关系的文本分别记为T1、T2、T3……依次类推。

尽管互见文本都指向同一个文本，但实际上普遍存在程度或浅或深的歧变。若互见文本T1、T2是在文本T的基础上生成。文本T是原生性的，称之为原生文本。当T1、T2与T完全相同时，它们也是原生文本；当它们发生歧变，实际上是由T而生成的产物，称为次生文本（T1……）。如果在次生文本基础上进一步发生歧变而出现的文本，称之为再生文本（Ta……）。原生文本的形成时间明确而唯一，可以准确断代；次生文本的歧变可能是一次发生，也可能渐次发生，其形成时间是模糊的。原生文本的作者同样是明确的；而次生文本是原作者、诵读者、传播者、整理者、引录者等构成的共同体发生作用的结果。次生文本（T1）、再生文本（Ta）的形成时间和“制作”角色均为叠加累积的产物，明确这一点，对于分析、利用此类文本有积极意义。

例如，傅亮《宋武帝九锡文》（T）分别见于《艺文类聚》、《宋书·武帝纪》、《南史·宋本纪》。《类聚》明言作者为傅亮，所引文字与《宋书》颇多异文，且缺失若干句，由此判断《类聚》、《宋书》皆非原生文本，而是两种次生文本（T1、T2）。《南史》所载，当然本自《宋书》，但有所删改，则《南史》引文是在T2基础上形成的，属再生文本（Ta）。这些次生、再生文本的作者，从一般意义上说当然还是傅亮，但实际上在致歧的过程中，类书、史书的编纂者以及更多角色都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作者”又不是傅亮。

划分原生文本、次生文本及再生文本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情况常常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便于辨析。用这样的方式分析中古史书中的互见文本，具有多元的研究旨趣——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史、文学史、文献学、汉语史等方面均具备可以深耕细作的研究意义。

对话：唐宋类书中的正史与正史校勘

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刚才陈爽老师和鲁明老师的报告都讨论了同样的问题，针锋相对。我之前也讨论过《太平御览》引用的“唐书”，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框，包括了实录、国史、小说等等。宋初离唐代很近，当时称“唐书”也好，“五代史”也好，都不是确指某一部书，就像我们今天讲清史、民国史，是笼统的概念。鲁明刚才也举了很多例子，类书编纂者引书时的随意性出乎意料。所以类书所引用的“正史”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史，其实是有疑问的。

关于我们今天在修订的时候是否应该运用类书里引用的正史，我部分同意陈爽老师的意见。事实上我们做修订工作时，虽然知道《太平御览》引“唐书”是一个大框，以及《册府元龟》里没有标明出处的内容，我们仍旧在用。其实并不在于它题名是什么，就像刚才真大成老师讲的，用文本互见的概念去理解它就可以了。古人没有著作权，中古史书、其它文献中的互见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判定这些文献有同源的关系，就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它说它是什么书，仍旧可以把它引入到我们校勘的范围中来。所以陈爽老师的意见我也是有相当一部分很赞同。

但是我们仍旧要认识到，类书也好，其他文献也好，它所引的书究竟是哪一本书，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包括陈老师报告提到的《魏书》《隋书》，都不止一部，类书里引用的到底是哪部，并没有说明，即使说明了，也很难确信。所以我们怎么看待、处理这些文献，还是有很大开拓余地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中古文献或者说文献群的认识。

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系）：我再补充两句。陈爽老师的考虑和意见从整体上来说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也有疑惑，修订想要回到原本，最后很可能是回到宋代最早的刻本的状态。《南齐书》有个例子是《东昏侯本纪》册立潘贵妃的那一条，拜为贵妃之后，接下来写的是“乘卧舆帝骑马从后”。我们在《御览》里找到的文字，在拜为贵妃后多一句“仍使金莲帖地，使妃行于其上，曰：‘此步步莲花耶？’”，而且后面紧接着“每出，妃乘卧舆……”。这里“每出妃”三个字和后面“乘卧舆帝骑马从后”文义衔接非常紧密，而且潘贵妃步步生莲的故事也流传很广，而现在《南齐书》帝纪、列传里都没有。我们当时认为这百分之九十九是佚文了，但最后还是只能放在校记里，不改动原文。陈爽老师举的很多例子跟我们这种情况非常类似，难处理的点就在于原文文意是贯通的，不好再做改动。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刚才唐雯老师也说了，类书里引的究竟是不是姚思廉的《陈书》或者萧子显的《南齐书》，也不好判断，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南史》文字的混入。《御览》中的“齐书”还包括了萧子显《南齐书》以外的著作，所以有时哪怕要把这些内容作为异文校放进校记都有困难。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说明校的方式，加个案语说还有某些文献里可能有相关的文本。所以我觉得陈爽老师最后的建议非常好，可以把所有的异文收集起来附在书后，肯定对使用者非常有价值。

陈爽：在座很多老师都是在做具体工作，现在的工作流程中，我的想法可能不是很容易操作。我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如果从整理文献的角度来讲，是希望把文献还原到一个比较稳妥的还原点，但从研究者、学习者、阅读者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新版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更多资料。大家都没有十全把握说自己一定对，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不确定就不出校、不说明。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规则稍稍放宽，如果可以的话，像唐先生、王先生那样胆子再大一点，他们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出发，树立了很好的整理范式。我自己直观感觉，到我们修订本里，规矩定得多了，有时候反倒是把有灵感、有火花的发现湮没了。我自己做这个，觉得里面有价值的资料不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一下，要不然觉得挺可惜的。

李霖（北京大学历史系）：刚才真大成老师的报告用T、T1、T2、Ta这样的表述，我觉得非常好。我曾经在一个沙龙讨论异文自身的复杂层次，讲起来很混乱，但用这种方式就非常清晰，逻辑很强。不过我认为从T1到Ta未必是线性关系，次生、再生文本之间可能也会互相影响，而且如果是上古史书的话，那个T是否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处理、校勘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很复杂的情况。

真大成：实际上不仅是上古文献的T可以怀疑，中古文献也可以怀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的文本可能根本没有T，可能都是次生或再生，T只存在于我们的假设之中。

郭立暄（上海图书馆）：我对真大成老师这个讨论很感兴趣，他这个做法在目前的校勘学上是比较欠缺的做法。文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层次性。我们过去是用校记来呈现文本的源流或者递承关系，比如“某本作某”，下面的本子再继承下去。这种表述方式是一种平面表述方式，没有把它的层次性表达出来。我觉得真老师这个方法就很好，可能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型的想法，但我已经感觉到有火花，是一个能更好体现文本传承的层次性的方式，一个能促使我们校勘科学化的可借鉴的方法。

徐俊（中华书局）：今天大家讲到的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深入思考，尤其是在写本到刻本转换的时段里文本出现的问题，很有价值，值得认扩大面向去认真探讨。

我对陈爽老师讲的，无论是摆出来的事实，还是分析的道理，以及对现在的处置办法的分析，我都是赞同的。昨天讨论《通鉴》的时候我讲了几点，陈爽老师没在，所以我还是想从大的方面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做一个说明。

我们进行中的二十四史修订，对类书的使用，各修订组和我们编辑组都有过很多讨论，也有很多不得已。陈爽老师说的固有观念需要突破，但我们认为不能以一史或者某几史的整理观念来突破二十四史已经定型的文本系统。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定位是通行本、标准本，历代都有所谓“官本”，不同于个人的校史著作。因此二十四史修订之初我就提出来，要注意控制个人化倾向，避免在修订本中过分突出修订者的个人取向，强调与个人著作的区分。在工作起始阶段，我们对修订方案和样稿，给修订组定的框框更多，主要考虑到一开始不控制，再往回收就更难了。第二个想法，通行本和专书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著述体材上的不同。如果陈爽老师要做两史八书的考异，我们非常欢迎，学术界也很欢迎。但要把这些考异的内容都加入到现在通行本的两史八书里，这一点从观念上就很难突破。

有一个比两史八书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做《旧五代史》，我和陈尚君老师争论了一年，尽管陈老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已经出版了，但我们还是要坚持维护清辑本的面貌。《旧五代史》回到清辑本，实际而言是维持既定的二十四史文本系统。陈老师的新辑本可以作为另外一本书存在。

修订之初讨论《史记》的时候，在版本选择上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主张《史记》还是要坚持三家注合刻本系统，最后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这就回到了理想中的整理本和目前现实中二十四史整理的选择问题。顾颉刚先生1954年进京后，主要精力和安排都与《史记》整理有关，他在日记和书信里屡屡提到自己理想的《史记》整理四步走计划：第一是以黄善夫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校证（1954年中华书局约稿），第二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点校（1955年古籍出版社约稿，1958年并入中华），第三是《史记》及三家注单行本整理（1956年与科学出版社签约，1958年转入中华），第四是要做《史记》新注本。但最后只做成了一个金陵书局的点校本。《史记》三家注本、三家注单注本的整理，都应该做，但能把所有需求和功能都加到这一套二十四史点校本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可能大家会困惑，陈爽老师举的例子，尤其是唐先生的例子，唐先生敢说这是佚文，我们为什么不说。修订这件事情其实是戴着镣铐跳舞，既要考虑和点校本的延续性，也要考虑这次修订的基本原则。修订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版本校为主，以文本校勘为主，校误不校异同。对于他书校，一开始就强调区分文献的源与流，防止出现因为校改导致不同文献同质化，这本书和那本书的面貌变成了一样的。不同书的文本面貌的形成自有其源流，根据我们现在的文献条件来做改变，比较危险。当然也没有哪一次校勘是不改字的，该改的还得改。现在的情况看，现在各史修订组都不敢轻改，要有版本依据才敢改，甚至版本还要分早期晚期，我认为这是可取的态度。

另外我们各史修订都有修订长编在先，长编比修订本最终呈现的校勘记内容多得多，比如现在正在加工的《梁书》修订本，由景老师主持，赵灿鹏老师具体承担，他的长编有170多万字，最后校勘记才能写进去多少？我们希望修订长编有机会能出版，但长编如果要变成正式的出版物，其中的考证核查的工作量又会特别大。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做《明史》的校勘长编，正在由我们古联公司做数据库的版本，做一些探索，看看怎样处理能和正文对上，让读者使用长编时能比较便捷地看到正文和校勘记。希望修订的成果，各修订组投入的时间和获得的校勘成果，能对将来的学术研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