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舆论场性别对立；伊藤诗织胜诉与日本社会病

微博性别对立与女权传统

近期关于扶贫和慈善的社会讨论，再次导向社交媒体上的性别讨论。

12月18日，网友“冰下有鱼”自述了之前在贫困地区支教的经历，她在南方冬天为一个冻得直哆嗦的女孩买了一件布满蝴蝶结的粉红色羽绒服，但是女孩只穿了一天，羽绒服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夺去给了弟弟。“冰下有鱼”以激烈言辞攻击愚昧偏心的父母和“蠢钝如猪”的弟弟，并直指贫困地区重男轻女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再生产机制，将之命名为“养猪模式”。

随后有网友被其对农村男孩的侮辱性言辞触怒，并且在没有“被遗忘权”的社交网络中，扒出这位博主几年前对某女星进行“荡妇羞辱”的微博，直斥博主激进女权姿态的虚伪性，挑动性别对立，收割流量红利，倒因为果，“拔刀向更弱者”。

这场小型的舆论事件是近年来社交媒体“性别对立”态势的缩影。界面新闻在今年6月份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伦敦政经学院和南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论文中的一句话：“我们处于性别战争的新时代，它的标志是在网络空间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与刻薄言论。”

“性别战争”一词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今天社交媒体上性别议题的基本态势：公共话语中可供理性讨论的中间地带越来越逼仄，剩下的是以敌我关系呈现的舆论撕裂。参战一方别有用心地将女权划分为“真女权”与“伪女权”两个类别，以“田园女权”“女拳警告”等羞辱性的言辞，攻击“伪女权”意见领袖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拜金主义、自私虚荣，煽动对立、赚取流量。另一方则以“直男癌”“男性原罪”等言辞反击，认为对方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一些人伪装成“理中客”，背后是丑陋的父权制嘴脸，另一些则干脆连遮羞布都不要，对女性权利进行恬不知耻的侵犯。

舆论场上的撕裂式分歧让许多不明所以的看客不禁自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性别对立这么严重了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太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有关，与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话语的公开表达有关，与“流量为王”内容生产机制下营销号的推波助澜脱不开关系，还与越来越容易陷入敌我斗争状态的整体舆论态势有关。而在性别议题甚嚣尘上的同时，城乡、地域、群体等也会引起舆论撕裂的身份议题，在社会言论筛选机制下似乎逐渐式微，翻不起大浪。许多具有多维展开、阐释和争论空间的社会议题，往往也会被引入关于两性的伦理讨论中，世界被简化为单一的性别对立。换个角度看，性别议题及其对立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

相较于“真女权”与“伪女权”这种带有舆论斗争技巧色彩的实用主义区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区分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中产阶层女权主义”，尽管有些时候后一种区分只是前者的变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少鹏201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一文中，对两种传统的女权主义进行了具有历史纵深的学理分析。宋少鹏认为后一种女权主义，或者说Gender（社会性别）理论进入中国，与……全面市场化在中国的兴起同步，这并非历史巧合。

而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区分可能粗糙许多，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代表了一种铁娘子式的与男性争雄的主体意识，强调阶级政治（客观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必须要斗争，涵盖城乡各阶层）、集体主义（为广大妇女同胞而奋斗）和经济斗争（追求同等的劳动权利和义务），而中产阶层女权主义则走向认同政治（主观的身份认同决定了是否参与斗争，一般局限在都市受教育中产女性）、个人主义（为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和文化批判（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偏见作斗争）。在这种区分下，中产女权很容易走向这样的形象：追求精致的消费自由，不回避物质欲望和享受，同时对大众文化产品中的性别歧视极为敏感。于是2015年春晚小品关于“女神”和“女汉子”的段子惹毛了许多都市独立女性，而在反女权主义者那里，这种看似无谓的口水仗成了小布尔乔亚局限性的又一个论据。

但即便这种有历史基础的二元划分，也很难概括当代纷繁复杂的女权表达，诚然中产女权亲近消费主义，但也坚定地呼吁就业平等、同工同酬、维护生育自由和生育保障、支持其他女性维护权益。虽然可能如宋少鹏所言，这种女权理论“面对……市场机制对于妇女的伤害”，存在“集体失语”的情况，但是面对家庭暴力、性骚扰和性侵、重男轻女这些自前现代社会就根深蒂固的性别问题时，展现出令人敬佩的行动力。

哈佛大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新著《棉花帝国》的绪论中写道：“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的棉花帝国。”姜虹发表于今年10月刊《读书》的书评，试图补充贝克特这一未展开的论述。姜虹认为，前现代男耕女织经济结构中，男女相较于资本主义时代更为平等，资本主义全球化将“爪牙伸向偏远的农村地区，农闲时间的女性纺织被当成不需要计入成本的廉价劳动，使得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再被重视，加剧了两性的不平等，而满足家庭需要之余的剩余产品在市场销售时价格低廉，放大了女性劳动的廉价性，与历史上女性被当成家庭重要的贡献者和国家臣民不可同日而语。”

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中，男女地位是否更平等，还有待商榷。但姜虹揭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入农村地区后引发的政治经济变革，却与本文开头“冰下有鱼”描绘的偏远地区图景相符合。只是，要对姜虹所言的“加剧了两性的不平等”做一点修正，相较于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女性地位的进一步下降，而是整个偏远农村在经济结构中的沉沦，这种沉沦不分男女。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今年接受《单读》访谈时的话来说：“新技术革命正在制造结构性弃民。”

尽管像“冰下有鱼”这样的言论有其问题，然而在广大偏远地区，传统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未完成历史任务，便在市场化大潮中逐渐式微，来自都市中产的行动和舆论谴责，仍然表现出社会改造的意志力和行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基于女权力量主要为都市中产的基本现实，激活传统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遗产，将两种传统（哪怕是暂时地）捏合，超脱舆论内耗和情绪对立，走向更加积极的社会建设？

伊藤诗织胜诉与安倍时代的日本社会病

当地时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就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起诉前TBS资深记者山口敬之性侵一案，裁定伊藤诗织民事诉讼索偿胜诉。从2015年性侵案事发之日，到2019年末的最终胜诉，伊藤诗织在这四年时间里反复接受来自警方和检察官的调查询问，不得不频繁回忆、复述事件经过之余，还要承受日本舆论对她的指责；她的对手山口敬之在新闻界早已是资深人士，更有消息表示他与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幕僚交情颇深，他对伊藤指控的反驳也让其在日本媒体界的前路被打上问号。不过在胜诉之后，伊藤诗织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早在2013年，当时人在美国的伊藤诗织偶遇TBS华盛顿分社的社长山口敬之，并表示了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记者，山口敬之表示欢迎。此后在2015年，伊藤诗织回到日本之后联系山口敬之，询问作为一名记者进入TBS工作的可能性。两人会面时，伊藤诗织在席间却被山口敬之用药迷晕，此后被山口带往一间酒店，并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遭到了山口敬之的性侵害。在向警方报案无果后，伊藤诗织最终于2017年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山口敬之赔偿日元1100万，这也是罕见的日本女性实名指控性侵案。山口敬之则以伊藤诗织的指控让自己在新闻界信誉受损为由，反诉伊藤，索赔1亿3000万日元之外还要求伊藤登报道歉。最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山口曾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伊藤实施性暴力，裁决山口赔偿伊藤诗织日元330万，并驳回山口的反诉。伊藤诗织方面欢迎判决结果，而山口敬之则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仍将向高等法院起诉。

不少媒体纷纷以较为积极的态度报道伊藤诗织的胜诉，包括CNN、BBC以及《纽约时报》在内的英美媒体，都把伊藤诗织称为日本反性侵运动的标志，并肯定了这起案件的积极意义。德国《明镜周刊》援引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媒体的消息，在报道中强调了伊藤诗织自实名指控山口敬之以来，其所作所为对于日本社会风气的改变与积极影响。在伊藤诗织决定起诉山口的2017年，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遭遇强奸的女性之中，只有4%的受害者选择主动报案；伊藤诗织本人关于受害经过的手记也在2017年出版成书，这本名为《黑箱》的书也被译介成中文、韩文等多国语言；日本方面则在同一年修订了性侵法案，将强奸犯的最低刑期从3年提高到5年，扩大性侵犯罪的定义，调整了受害者的性别范围，认定男性也可能成为受害者等。

但伊藤诗织的对手山口敬之并非等闲之辈。早在《黑箱》出版后，山口就曾根据书中记载的内容，逐条驳斥伊藤诗织的说法，并指责伊藤诗织是在撒谎。与山口敬之的反击相应地，是来自网络上的匿名言论，当中有不少是在批评、指责甚至羞辱伊藤诗织。山口敬之一直强调自己并未犯罪，同时指出酒店闭路监控显示伊藤诗织在步入房间时还是神志清醒的，以此反击“未经同意的性侵害”一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插曲，即山口敬之在2019年1月起诉漫画家小林善纪在其作品《傲骨宣言》中散播关于性侵案件的不实信息，对山口敬之进行了人身攻击等。在伊藤诗织胜诉后，山口敬之也召开记者会，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清白身”。对于一些媒体提问，是否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借助自己在政界的资源，尤其是和首相安倍晋三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交情来对司法部门和伊藤诗织施压，山口敬之一概否认，并表示自己无意借此机会进入首相幕僚团队工作。

不过裁决结果出来之后，网络上依然存在关于伊藤诗织的负面消息，仍有不少人选择相信山口敬之的说辞。一些媒体则在报道案件裁决结果之后，关注点主要落在了赔偿金额之上，也有一些右翼人士选择对赔偿金额大做文章，并以此揶揄伊藤诗织。在伊藤诗织及其支持者看来，这场判决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赔偿金额的数字，而是来自法律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这也是伊藤诗织称判决结果为日本法律史上一座“里程碑”的原因。

日本《朝日新闻》英文版在其编辑部社论中则直指伊藤诗织遭遇强奸一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漫长诉讼攻防是日本社会病（Japan’s social ills）的体现。山口敬之引用一位他采访过的女性的原话，称“一个真正的强奸受害者是不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笑的”，《朝日新闻》对此予以批评。文章认为，山口此说无非是表示受害者就理应沉默地忍受伤害及其带来的痛苦，但正是这种“扭曲的观念”使得许多受害者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选择站出来与罪犯抗争的受害者，则会被莫名其妙地指责同样要对性侵案件负一定的责任，保守势力对伊藤诗织和女权主义的诋毁，更是加剧这种社会病的蔓延。社论最后肯定了伊藤诗织勇敢的行为，但也指出如何维护受害者的尊严依然是日本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南华早报》刊登了旅日作家William Pesek撰写的一篇评论，作者在文中就伊藤诗织此案批评了安倍政府的女性劳工政策，认为安倍经济学在女性工作权益这一议题上更多地是在打太极，也正因如此而注定面临失灵的局面。作者批评了日本“听话的媒体”有意隐去加害人山口敬之的姓名，而只是提供了敢于实名指控罪犯的伊藤诗织及其信息，相比于西方世界的女权运动，日本的反性侵运动是如此静悄悄，甚至称得上逆风而行。文章进一步指出了安倍政府在女性务工议题上的无力与不作为。虽然安倍晋三首相多次声称要提高女性的地位，鼓励企业雇佣女性，但却在具体的额度和配套措施上闪烁其词，单就安倍而言，阁员中也仅仅有两名女性，这意味着安倍经济学关于提高女性地位的说法更多只是空谈。虽然在2018年，日本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9%，但在“非正式”雇佣的劳工人群中，女性仍然占据了整整三分之二之多，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女性无法被企业单位正式雇佣，只能领到较低的工资，也享受不到足够的福利。

概言之，伊藤诗织挑起的只是日本社会诸多积弊的冰山一角，山口敬之的不依不饶意味着这起案件的结果尚未能彻底定论，而更多与伊藤诗织有着类似经历的女性，也仍需要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以及长时间缺席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