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观察丨新公民身份法：不计成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能走多远？

12月10日和11日，备受争议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先后在印度议会上下两院得到通过，并由印度总统批准正式生效。该法案规定，2014年12月31日前因受宗教迫害逃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来到印度的信仰六种宗教（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拜火教、基督教）的少数族群，如果在印度居留时间超过五年，可申请加入印籍。

消息一出，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等地即刻爆发大规模骚乱，数万名示威者涌上街头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伤亡。莫迪政府被迫在阿萨姆和梅加拉亚实施宵禁、断网，并增派大批军警控制当地局势。与此同时，德里、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地同样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焚烧公交车、封锁交通，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德里警方突袭国立伊斯兰大学抓捕学生的事件还在全印范围内引发学生示威。

自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以来顺风顺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阻力。

印人党打错算盘？

阿萨姆邦是此轮骚乱的发端与重灾区。该邦人口3200万，包括以阿萨姆语或孟加拉语为母语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山地部落民。各族群为争夺就业与资源时常发生冲突，存在阿萨姆语与孟加拉语、山地部落与平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等多对矛盾，族群关系错综复杂。

除此之外，该邦与孟加拉国之间近900公里的边界难以管控，自印巴分治以来大量来自孟加拉国（原东巴基斯坦）的非法移民不断穿越边界涌入阿萨姆，冲击当地人口结构与社会秩序，引发本地居民的强烈不满。自1979起阿萨姆邦陷入长达六年的持续骚乱与族群冲突，迫使拉吉夫·甘地政府在1985年与当地政治力量签订《阿萨姆协议》，承诺驱逐1971年3月25日（孟加拉国独立日前一天）之后进入该地的非法移民。然而直到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才要求阿萨姆邦更新“国家公民登记册”（NRC），甄别当地的“合法公民”与“非法移民”，以便执行协议。

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人党誓言让阿萨姆免受“孟加拉非法移民侵扰”，借推进“国家公民登记册”、驱逐非法移民笼络地方盟党。然而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考量，同时争取孟加拉族印度教徒的支持，印人党在2016年酝酿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欲将原本被排除在外的近50万孟加拉族印度教徒纳入“国家公民登记册”。今年1月，该版修正案在人民院（议会下院）第一次获得通过，立即在阿萨姆邦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对于土生土长的阿萨姆人来说，印人党把阿萨姆“免受孟加拉非法移民侵扰”的承诺变成“免受穆斯林非法移民侵扰”，是对选民的“欺骗”。有反对者指出，修订后的《公民身份法》与“国家公民登记册”根本无法阻止孟加拉国移民的涌入，只要“非法移民”声称自己不是穆斯林，仍有机会以合法公民的身份在阿萨姆邦定居。印人党一系列举动背后的目的并非限制东北部的“非法移民”，而是增加当地的印度教徒人口，这与阿萨姆人“反对任何外来者”的诉求背道而驰。

出于大选考虑，印人党并未在莫迪的首个任期结束之前将2016版修正案送交联邦院（议会上院）表决，而是任其自动作废。随后，印人党在4至5月进行的全国大选中大获全胜，赢取阿萨姆邦14个席位中的9席。或许正是大选的胜利令印人党低估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负面冲击。信心满满的莫迪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仓促推动法案落地，不料引发强烈反弹。印人党原本希望借修正案“团结”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却不小心将自己推向了多数阿萨姆人的对立面。

世俗主义的反抗

如果说阿萨姆邦的骚乱有其特殊的地域背景，那么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则是世俗主义支持者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反抗。

事态升级后，莫迪极力解释称修正案出于印度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为的是保护那些在邻国受到迫害的少数族群，没有任何歧视特定族群、违反印度宪法平等原则的意思。沙阿更亲自参与多场电视节目，直接回应主持人尖锐的提问，大谈保护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是印巴分治以来印度的“历史承诺”，印度是这些受迫害“同胞”的“唯一家园”。但质疑修正案的人士直言，“唯一家园”说辞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修正案给予并非印度宗教的基督教教徒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却将逃亡至印度的斯里兰卡泰米尔印度教徒排除在外。在印度穆斯林和左翼人士看来，修正案针对特定宗教群体的意图过于明显，是对穆斯林群体和世俗主义价值观赤裸裸的挑战。

事实上，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政府始终在不遗余力地营建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积极推动“护牛”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政策，挤压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生存空间，引发左翼政党与世俗主义知识精英的强烈反对。但印人党凭借强大的话语权与政治动员能力，将自身意识形态与反恐、反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议题相捆绑，给同情穆斯林、维护世俗主义的左翼反对者贴上“反国家”等标签，大幅削弱后者的影响力。2019年连任后，莫迪政府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陆续完成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推动“重建”阿约提亚罗摩庙等多项“历史任务”，几乎并未在国内遭遇较大阻力。

看似影响力不及上述任务的修正案，为何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弹？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相比于过去某些条款中的“隐性”歧视，修正案在法律上明确了对特定族群予以“区别对待”，使日趋边缘化的穆斯林等少数族群和话语权渐失的左翼势力感受到了强烈危机。另一方面，修正案的实施与反恐等国家安全议题并无关联，印人党无法利用“反国家”的标签来削弱左翼的话语权，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对外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局（R&AW）认为，修正案的实施为外国情报机构对印渗透带来“便利”，反而成为国家安全的漏洞。

印度教民族主义去向何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印人党通过“神庙进军”在全国范围内打开政治影响力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已在莫迪领导之下占据印度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印人党在近期的多场地方选举中连遭败绩，但手握人民院过半席位的莫迪政府拥有足够资源和工具应对各类骚乱与反政府示威，可以继续不计成本地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实现印人党的“印度梦”。至少目前看来，缺乏统一组织与动员能力的反对声音尚不足以对莫迪执政地位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尽管如此，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边际成本的不断递增，萎靡不振的经济形势和严重割裂的社会族群对莫迪的治理水平带来严峻考验。此外，修正案对印度外交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显现。

在南亚，《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令孟加拉国哈西娜政府十分难堪，孟加拉国已经取消两名部长的访印行程。在国际上，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不太可能因此受到美国的实质性制裁，但国际舆论对印度的批评已经给美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印防长外长“2+2”会晤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首先就与会晤无关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向美国务卿蓬佩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发难，引得场面十分尴尬。面对一个日趋强硬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印度，如何与之相处成为每个利益攸关方值得深思的难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