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生活政治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

《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书，更是儒家礼治的政治传统所依赖的主要经典，集中展现了礼仪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同时，也记载了供后世参酌效仿的一些具体程序式仪轨，它既阐述了礼乐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性，也通过具体仪节的记载来为后人提供礼仪活动参照的范本，还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状况以及社会生活的面貌。历史的来看，《礼记》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中具有典范性意义的经典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和礼乐治理观念的范本。

《礼记》所反映的政治治理思路和社会秩序思想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范式，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在《礼记》的记载内容中，具体发挥了儒家的天人相类、差等秩序、职分伦理、规则意识等政治哲学精神，将人类社会的礼乐活动之合法性建立在自然天道的基础上，以此强调礼乐的权威性和必要性，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和以差等为基础的稳定社会秩序，强化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的意识，由此可以明确与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因为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君臣、师生、父子、夫妇、嫡庶、主仆等）、等级、官职等。不管由于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同时，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日常生活资源和社会嘉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差序格局的社会由此而逐渐形成并固化。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差异，是权力观念在日常生活上的具体体现，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之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可以看作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本，也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是后世儒家从事礼治政治实践所依靠的文献基础、理论来源以及规范参照。

在思想史上，儒家政治哲学有着多维指向，如指向政治理想的“王道政治”“大同政治”，指向政治变迁过程的“公羊三世”“往复三代”，有指向政治运作逻辑的“仁政义政”“德政法治”，有指向政治观念实现的“得君行道”“觉民行道”，凡此种种，多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丰富蕴含。总体来看，对于历史上存在着的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解读，有着不同的进路和方向，角度不同往往会导致判断的不同。《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一书所提出的“生活政治”范式，从儒家政治观念是如何落实的视角来分析日常生活与政治的关系，期望从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礼乐生活中去认知儒家政治哲学观念的落实和实现方式，探讨儒家政治哲学从抽象观念变成具体行动的运作机制，并从中反思儒家政治哲学观念何以在历史上长期有效的发挥作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在现代性的视阈下政治观念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生活政治”是《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一书尝试用来解释传统礼乐文明之政治意义的一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对儒家礼乐文明与政治运作之间关系的尝试性归纳与概括。在本书中，“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范式，它不同于围绕“政治权力”所展开的一系列观念创造和现实活动，而是呈现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以及“将政治观念落实到日用常行中”的运思特质。作为一种范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以及“将政治落实到日用常行中”的“生活政治”，可以为发掘礼乐文明的政治蕴含提供有意义的视角。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将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推行其政治理念的一种路径；后者指的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并从政治角度来解读日常生活，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权力、政治观念的落实，是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一个维度。“生活政治”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而是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在生活中发现政治”和“将政治观念落实到日用常行”中的路径，“生活政治”只承担了工具作用，我们要在价值层面评价“生活政治”，主要还是要结合“生活政治”中所体现的政治观念来进行。当然，作为一种手段和路径，其有效性还是可以从积极和消极层面来予以分析。一般而言，“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如现代政治中的平等、自由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落实；“生活政治”的消极意义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如极权体制中政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

在对《礼记》文本的分析过程中，我们认为，就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而言，“生活政治”特别体现在传统儒家以礼乐制度创制、推行和践履为核心的礼乐文明中，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礼仪规范起来，在衣食住行以及日常文娱生活中反映儒家主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礼乐制度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差异的认同。差序格局是儒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所需要维持的秩序状态，儒家按照人们的等级高低、尊卑区别、亲疏远近等自然或者社会性的差异来建构社会秩序，这种政治观念需要有着具体的生活制度来予以维护与保障，而礼乐制度就是这样规定和保护差异性社会存在的设计。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的这套以确立和维护差异的“生活政治”设计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有效性。

人们的政治差异性与生活差异性由何而来？《礼记》认为，人的差异性来源于自然天道，而效仿自然天道的礼乐制度保证了这种差异性的有效和延续。在《礼记》中，礼乐制度的合法性、权威性、必要性来源于自然天道，由此，礼乐制度的生活政治效用之发挥也植根于自然天道。自然世界的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而礼乐文明是人的创造物，由人的意志而决定。儒家为了保证礼乐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为了礼乐制度树立合法性，在向天道自然的寻求中获得了“人世生活的差异性如何可能以及何以必要”的答案。儒家认为，礼乐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设计的，也顺应了自然世界的客观必然性，由此，礼乐制度既顺应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时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客观的依据，礼乐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间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儒家为礼乐及其相关的政治活动寻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礼乐及其所保证的等级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动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必然性。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的恩赐，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与此类比，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反映政治价值观念的礼乐制度，从而要接受礼乐及其所反映政治和伦理秩序的约束。在《礼记》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的差异性存在都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同时，人类生活秩序又因为源于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贯通自然、生活与政治，人类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实现了统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中，也应该考虑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实现人类行为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了宇宙论的依据，也展现了礼乐之所以获得权威和广泛认同的原因所在。人们崇尚天道，服从于自然秩序，因而也乐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并不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强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来表达对于具有神秘和主宰意义的自然天道的崇敬与信仰。

在“生活政治”的视域下，礼仪和风俗制度所反映的差异性政治理念是否有效，要与其是否全面的落实在政治人物以及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关联起来。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按照诸如等级差异、尊卑差异等观念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政权所主导的政治与伦理观念切实的具体化到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生活中，那么，政治理念所期望的良好国家治理与有序社会生活的实现可能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在《礼记》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规范之中，无论是庶民还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规范，都全面的体现了儒家以差异性原则作为主导的等级秩序与规范政治。“生活政治”是儒家等级制度和规范性政治的主要表现，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儒家政治不仅体现为以伦理价值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更是通过具体的规范制度来保证价值观念的落实，也就是通过礼仪、规范、风俗的确立来推行价值观念，从而使价值观念从理念层面拓展到行动层面，以此规范人们的言行，实现价值理想中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生活规范上，也就是把政治和伦理价值观念通过礼仪的方式变成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遵守并践行，要求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场景中遵守礼仪规范。换言之，差异性的政治理念需要以具体的生活安排来予以落实和维护，而礼仪制度就是保证日常生活落实差异性的制度性保障。《礼记》的文本中大量记述了日常生活的礼仪安排，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细节简要地理解为衣食住行以及日常娱乐的话，按照“生活政治”的逻辑，我们会从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也会看到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推行政治”。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既表现了人类的肉身存在状况，也反映了人类的政治、社会、精神存在状况，通过衣食住行，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政治、社会、精神变化发展的轨迹。

衣冠及其变化是人类生活文明演变的重要象征，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事项之一。在儒家礼乐传统中，衣冠制度往往还具有政治意义，是儒家“生活政治”得以落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和“发现政治”的标本。在礼乐传统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往往承载和传递着内在的丰富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由于其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衣冠还成为了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衣冠样式、佩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政治信念。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政治事务，其功能和意义从生活文明转移到政治文明。

饮食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保证人伦生存和延续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从人们对于饮食的态度中，可以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细节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饮食之道中体现的权力以及等级秩序，反映了儒家的“生活政治”，即将政治价值和等级观念落实在日常饮食之中，又通过日常饮食来巩固和强化那些保障政治权力运行所必须的价值与秩序。由此，在一定意义上饮食成为了政治事务，成为权力、秩序的展示场，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成为等级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标示物，餐桌由此成为权力场，可以“发现政治”和“推行政治”。《礼记》里所展现的饮食之道，正是通过围绕“吃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将人们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级等一系列社会等级“框架”里，由此落实差异性的政治理念。这种“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从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饮食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饮食之道，而应该关注到古典饮食之道背后的政治关切。

人类的日常生活总是在空间中展开，出于安全和舒适的最原始考虑，人们总是要寻找居住之处，因而居住状况是生活空间的主要体现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住也逐渐从安全、舒适等原始考虑演生出政治的考量。从《礼记》中反映的居住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宫室营造及其装饰往往象征着政治权力，体现着政治生活中的差异性，政治权力等级高的人群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居住空间，最高者的居住空间更具有完全排他性。宫室居住以及在宫室中活动的空间方位安排也具有政治的意蕴，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居住条件，不同的人在政治活动中所居的空间方位不同，这些都反映着权力的差异。另外，人死后的墓葬以及祭祀场所的营造，同样也仍然彰显着身份等级，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差异传递到死后的世界，体现了差异性的普遍存在，从生前到死后都是“无所逃”的。这种从出生到死亡的居住差异、方位差异是既体现着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将人们的身份差异进一步强化。由此可以看出，在礼乐传统中，宫室居住和空间方位不仅是个体日常生活的问题，还是政治领域的事务，特别是在公共生活中，宫室与方位体现着公共政治所要表达的权力差异与嘉益分配，是传统“生活政治”的重要内容。

人活在世间，除了居住还要活动，而活动往往要借助于人的行进及其辅助的交通工具，这些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此本能而衍生出来的附属存在物，在这些本能背后，我们也能“发现政治”。在《礼记》中，有着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交通所承载的政治考量与秩序关怀。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场合中的步伐行进时，都应该符合各自的身份等级并且要根据情景来处置，以此来体现社会生活中人的差异性。就车舆而言，人们所拥有车舆的数量，车舆上的装饰，驾驭车舆的技巧，乘坐车舆的规矩，乃至对待车舆的态度等等，都能体现身份差异和等级秩序。尤其是政治人物乘坐什么样的车舆、如何乘坐、与谁一起乘坐等问题，成为了政治生活中间的重要事务，需要用具体礼仪规矩确定下来，以保证政治权力秩序、身份等级秩序的显在性，这既是礼仪规矩，也是政治规矩。就行进而言，礼仪规则对天子、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下的步伐行进路线、快慢先后等都有着具体要求，不仅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应该如此，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普通人在家庭生活、乡里活动中，也要按照父子、师生、长幼、男女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尊卑原则来决定行进中的主次秩序、步伐节奏以及居处神态。这些现在看来是“繁文缛节”的规定，在传统社会却是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事务，体现着人际之间的差异性原则，表征着权力秩序。从礼治的视野下来看，车舆、行进关涉着社会秩序的维系、公共生活权威的维护、生活权益的分配，因此，它不仅仅是生活文明中的话题，更是政治之域中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交通问题成为了政治问题，与交通、行进有关的事务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同时，政治价值也通过日常交通而体现出来，实现了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的双向沟通，在一定意义上，将日常生活变成了政治生活。

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础生活要求，人们除了这些基本生存性需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发展性需求，如可以抒发情怀、表达意志的音乐、舞蹈等日常娱乐生活。在《礼记》中，除了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的乐舞审美（娱乐活动）也体现了“生活政治”的要求。在儒家看来，作为一种政教之具的艺术，乐舞本是出于人心，是人心情感、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符号性外化。同时作为人的文明创造物，乐舞可以再次在社会中塑造人的品格、发展人的志趣、提升人的精神。在礼乐文明的视野下，人们用以娱乐的乐舞，其制作应该由圣人、先王等政治领袖来承担；乐舞不是简单的娱乐，而是与政治事务相通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征政治事务；乐舞的功能不仅意味艺术美的欣赏，更主要的是在生活中承担实施道德教化、推行王道和判断政治得失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儒家乐舞的目的是在艺术生活中渗透政治目的，用政教来统摄乐音，而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审美愉悦和感官享受，日常娱乐不是简单的耳目之欢，从中还可以体会政治的意蕴。这样的艺术生活，究其实质，和日常衣食住行一样，依然是政治生活的延续。宽泛地来看，《礼记·乐记》以及其他儒家乐论里所表达的乐舞理论及其相关的艺术思想可以称之为“泛政治化的美学”，也是“生活政治”在艺术生活与审美领域的特殊表现。在“生活政治”的美学思想指导下，政治意识、政治观念借助乐舞表达和传递出来，乐舞是人间政治事务的象征性符号之一，只有合目的性（道德和政治目的）的乐舞才可能是善的和正当的，也才可能是“美”的，这也是儒家“生活政治”审美理论的本质特征。

儒家礼乐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在运用和推行过程中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礼乐文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政治功能，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明确职分、分配利益、规范行为、维持秩序等多重作用，很好的落实了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差异性”治理原则，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从理解和解读礼乐文明与传统政治的角度来看，“生活政治”的范式反映了“依据政治价值规范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顿政治信念”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传统，展现了“在生活中发现政治”以及“将政治落实到日用常行中”的政治解读思路，这一解释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公私不分的某些现状以及生活价值与政治信仰迷失的社会现实，相信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近代民国史上，国民政府曾经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以行政力量对人们的穿衣戴帽、行走交际以及日常生活的清洁卫生等做了细致的规定，并要求公众予以参照执行。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研究1934年开始的由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时，曾提出这样的疑问：“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而且，它何以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此时，整个民族是否突然患上了集体性神经质和洁癖症？抑或此运动只不过是独裁政权发动的强迫性群众动员而已？简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何故且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深町英夫著、译：《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页。】日常生活总是关乎现实政治，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深刻的认知儒家礼乐传统中的“生活政治”路径，那么我们对上述问题似乎就不难回答。同样的，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类似干预日常生活的行为难以理解的时候，“生活政治”范式可能会为我们解决这些疑惑提供一些参考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