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三星堆90周年特展：看古巴蜀文明的神秘如何一步步揭开

因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而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这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掘即是这样的一个大发现。它的发掘使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

今年是三星堆遗址发现90周年。在这90年间，三星堆遗址如何一步步解开神秘谜团？巴蜀考古和研究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澎湃新闻获悉，12月20日，“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特展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开幕展出，并展出文物共286件，包括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体量巨大的商代石璧……其中，国宝级文物玉边璋是近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3月20日。

澎湃新闻获悉，就在“发现三星堆特展”开幕前一天，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12月19日在成都签署《深化四川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把三星堆遗址建设成为国家文化保护利用示范区。

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支持系统开展古蜀国重要遗址三星堆调查、勘探、发掘等工作，将巴蜀考古纳入“考古中国”范畴等成为重中之重。据四川省文物局介绍，过去四川省的考古发掘主要围绕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相对被动，今后既要支持建设开展考古，更要主动作为，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项目，“三星堆这样的重要遗址，即使确定为古蜀王都，目前对它的了解也只是冰山一角。”

三星堆位于西南的四川广汉，在司马迁《史记》中属于“南蛮西南夷”之地，这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

90年过去，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深刻影响了巴蜀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并与四川及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遗址目前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最初发现从5件石璧说起

据四川日报报道，走进“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展览大厅，第一个展柜中的文物便是5件石璧，它们有的已修复完整，有的还保留着当年的残破，但五六十厘米直径的体量，仍令石璧十分引人注目。三星堆的最初发现还要从这5件石璧说起，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门口清淘水沟时，无意间挖出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坑，三星堆“宝物初显”。当年燕道诚一家挖出的玉石器，先后被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等收藏。此次展览的集中展出也是它们首次合体的亮相。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三星堆最初的发现，就始于燕道诚一家的偶然劳作。燕道诚是读过书的农民，清点后发现有玉璧、玉琮、玉璋等各类玉石器共计400余件。石璧体量巨大，有的已经残破，燕家人就把它们靠在院墙边上。据介绍，此次展出的石璧，还能看到其上刻下的“燕三太”“燕三泰”等字样。专家分析，或许是燕家的孩子渐渐长大，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泰”而非“太”。

1931年，在广汉的传教士董宜笃听说月亮湾发现玉石器后很感兴趣，请求广汉驻军的陶凯协助收集。陶凯找到燕道诚拿走5件玉石器，送到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处鉴定，后者当即断定这是商周遗物。听说自己挖出的玉石器很有研究价值，燕道诚即刻将家里仍存的玉刀、石环等文物送给戴谦和带回当时的学校博物馆保存。

刻有“燕三泰”字样的石璧，外径达51.4厘米，由燕道诚在1934年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而另一件石璧，则被燕家一直珍藏到1951年，最后被燕道诚之子燕仁安无偿捐给国家，此后一直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告诉记者，戴谦和把玉石器带回成都以后，引起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注意。

1934年，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在取得发掘执照和相关手续后，于当年3月16日开启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这个发掘地点，就是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10天的发掘，共采集、出土600多件器物。80多年以后，它们又从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回到当年出土的地方。朱亚蓉说，发掘以后，葛维汉等人首次提出“广汉文化”的命名。虽然此次发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但客观而言，这一阶段的发现，让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到三星堆，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发现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据相关文献介绍，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

重大考古收获在1986年的4月就开始初现。考古工作者说，当年4月至6月的这一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玉石器、陶器、生产工具以及房屋基址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第三发掘区，发现厚达2.6米、距今4800年至距今2600年的地层叠压堆积。

1986年夏，三星堆两大祭祀坑被发现，震惊了世界。

拨开迷雾发现更多三星堆之谜

高大的青铜神树、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象征蜀王权位的金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见证了古蜀王国的鼎盛发展高峰。而王都范围、宫殿位置、古城衰亡之谜，依然引领着考古工作者孜孜不断地探寻。

据四川日报报道，此次展览第5单元，率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三块泥土剖面，它模拟的是三星堆月亮湾城墙的夯筑结构。

对三星堆城墙的发现，始于1976年。当时，广汉真武村砖厂在一个土埂中取土，发现不少残陶片和石器。1984年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发掘期间，怀疑这些凸起的土梁埂可能就是人工堆积的城墙。果然，在此后的考古中，发现土梁底部压着丰富文化层。那么，三星堆古城城墙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从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6次对疑似城墙进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遗址群东部的“狮子闹”、西部的“横梁子”、南部的“龙背梁子”均是人工修筑的城墙，由此，一个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大致确定。冉宏林介绍，这些城墙的时代和筑法不尽相同，“说明三星堆巨大的古城可能是由若干个不同时代的小城逐渐演变发展而来。”

更大的惊喜出现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和青关山城墙，完成考古人员30年来的愿望。冉宏林说，此前大家认为三星堆古城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没有建北城墙，因为二三十年来都没找到。没想到2013年在三星堆城址北部发现的200多米长的真武宫城墙，其两端延伸就恰好与三星堆古城的东西城墙近直角相接，并且建筑方法与月亮湾城墙几乎完全相同。此后，与真武宫城墙位于一条直线上的青关山城墙也被发现。由此，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完全合围。

在青关山的土台上，还发现一处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的一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它长约55米、宽约15米，面积近9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乎有门道。跨度达15米的大型建筑，给人留下极大想象空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感叹，“即便它不是古蜀王国的宫殿，但离发现真正的宫殿也不远了。”

如今，三星堆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已经写进今年4月四川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古发掘也已经启动。未来，三星堆古城的格局、社会结构、宗教祭祀等秘密，有望持续揭开。

这些巴蜀文物重器不容错过

三星堆发现的90年，对巴蜀文明的探寻也在同时进行。从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到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金沙遗址等，从渠县城坝、宣汉罗家坝到重庆涪陵小田溪等遗址，都为巴蜀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材料。此次展出的部分文物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包括玉边璋、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水陆攻战纹铜壶、虎斑纹铜戈等，它们器形庄重优美、制作技艺精湛，见证巴蜀文明的璀璨。其中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边璋是中国禁止出国(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近30年来未曾公开展出。

此次展出的商代玉边璋最珍贵之处在于在璋上5幅画面，直观形象地刻下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玉璋祭祀天地的情形。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璋的性质留下解读的密码。

1980年在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以其精美的纹饰、精湛的铸造工艺、硕大的形体，成为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冯汉骥认为，它可能就在望、丛“禅让”的时代被埋入地底。

1965年成都百花潭公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是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在只有40厘米高的壶身上，刻画200多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战国时期的采桑、宴乐、习射、水陆攻战等场景鲜活记录下来。

此外，还有1980年新都马家战国墓出土虎斑纹铜戈一组。历经两千多年，铜戈、铜匕仍然熠熠生光，展现高妙的锻造工艺。学术界认为，墓主极可能就是一代蜀王。

据悉，此次展览展期为2019年12月20日至2020年3月20日。

（本文文图综合自三星堆博物馆相关资料及四川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