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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为什么没能说服中国人扔掉筷子？

2019-12-20 13: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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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马戛尔尼勋爵何以没能促成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例如，为什么他没能说服中国人扔掉筷子，如他曾确信的，当自己展示谢菲尔德的刀、叉和匙如何“便利”时中国人就应该这样做了（Cranmer-Byng 1962：225-6）。

当乾隆帝告诉马戛尔尼说他不需要英国人的精巧机械时，他没有说谎。这些东西他哪样都不缺，比马戛尔尼带来的更蔚为大观，虽然他特意放在远离京城的山场和避暑山庄，也就是长城以外的热河，他就是在那里接见了英吉利特使；也放在圆明园里，同样位于北京郊外。如果在此皇帝展示出他的普天性（universality），他对野蛮人的包容，那么这就远离了中国的中和，以对立方式衬托出首都和作为整体的中央王国。我将表明，这一象征性的对立是理解帝国贸易政策的关键。

本文选自马歇尔·萨林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一文，为萨林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的演说，关注了太平洋群岛及其近邻亚美大陆的人民如何以互惠方式改造了资本主义的“冲击”，西方物品和西方人又是如何被整合成了本土权力。

*文章节选自《人性的西方幻象》（[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编选三联书店2019-3），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ID：sdx_bulletin）

1780年油画描绘广州十三行外贸易特区的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荷兰夷馆

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

——“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板块（节选）

1793年9月，乔治勋爵马戛尔尼——西洋蛮族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赶来向天朝皇帝进献贡物，以天朝的价值标准衡量，这是“向化输诚”——或据马戛尔尼自己的看法，他，大英国王陛下特命全权大使，受命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目的是开放广州的贸易，为英国产品开辟新市场。他携带大批精美样品，准备在乾隆帝83岁寿诞场合作为寿礼进献给他——然后，1793年9月，马戛尔尼收到了帝国给他的国王的回信。这道著名的谕旨显然是在回复一个宾服君主，其部分内容引用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盹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Cranmer-Byng 1962：337，340）。

对乾隆帝的谕旨，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至少罗素作如是观）：除非这份文件不再被视为荒唐之举，才能真正理解中国（Cranmer-Byng，1957-8：182）。我却不想驱除它的奇异性，并要进一步推衍这种奇异特征。

乾隆帝不是天朝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摈斥西方物事的人主。1816年，他的继承者在拒绝接见另一位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时，也表现出同样冷漠的帝国态度：“我朝一向不贵异物，朕无取于尔国之奇巧。”（Malone 1934：173）对欧洲货品不感兴趣，不只是满族皇帝们的态度，实际上早在300多年前的前代即明朝时期就已经如此。而中国与英国发生关系则自1699年始，那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站住了脚跟。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就无论用任何哪种英国货物来做交易都会陷入困境。除此以外，交通也越来越受到中国规章制度的控制与侵扰。到18世纪中叶，它已被纳入“商埠”的传统格局之中了（参见Polanyi et al.，1957）。英国商船只能在广州停泊，公司营运主管们只能与持照的中国商人打交道——他们要经受各级帝国官吏的层层关税和盘剥，作为被允许交易的勒索。西方人还被社会隔离开来，在文化上也受到极大的鄙视。德米尼（Dermigny）总结了在广州的欧洲商人的状况：

他们［欧洲人］都被搁置在300米长的码头上，这只是这个躯体庞大的中国腰肋上一扇小小的便门，只许白银和商品经过，但语言和观念绝不可能溜入。他们仍然近乎全然隔绝于这个文明，这个文明放弃了全部想要理解他们的希望。对他们遭到的被目为蛮夷的蔑视，他们也以加倍的蔑视看待他们眼里的中国，这是一个野蛮人的国度（Dermigny 1964, v. 2：512）。

然而，英国仍然继续忍受同这一帝国的交往，好换取丝绸、本色布和瓷器，而且越来越多的因为茶叶。到18世纪中期，饮茶习俗已经风行于英国所有社会阶层，一如马戛尔尼勋爵所言，茶叶不再像其他中国物品那样纯属“一种不可或缺的奢侈品”，而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Cranmer-Byng 1962：212）。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观察说，设想一下，假设英国一夜之间被剥夺了茶叶，其后果将导致一场全民性“灾难”（Staunton 1799, v. 1：12）。但从历史上看，茶叶只是昨天才在英国出现，大概在1650年左右（Milburn 1813, v. 2：527ff；Repplier 1932；Ukers 1935）。1669年东印度公司第一批运往英国的茶叶约计143磅8盎司，而到了18世纪40年代，它的年进口量已经超过2,000,000磅，到1800年，更多达20,000,000磅（Morse 1966；Pritchard 1929）。因此，如果中国皇帝作为天子的地位体现在他对异域蛮族产品的蔑视之中，那么，对英国一方来说，则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宇宙图式中，“茶叶是……其他任何物事都必须向其献祭的神”（Pritchard 1936：163）。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最大的牺牲恐怕就是著名的英国毛纺织品，为了能够购买茶叶，他们不得不承受着相当的亏损而把毛纺织品拿到广州市场出售。（这必定是［纽约］制衣业的起源，堪发一笑的是，它自甘亏损，犹恐不及，当然，茶叶在英国赚取了高额利润。）在18世纪最后10年间，毛纺织品的积压日益增加，这有助于减少白银开支（Pritchard 1929：155）。1820年，东印度公司董事在报告中说，在过去23年间，他们因英国产品而遭受的净亏损高达1,685,103法郎，原因在于“强行贸易超过了需求”（Morse 1966 v. 1：75）。方当此时，工业革命正蒸蒸日上，而除毛纺织品外，钢铁制品、船只和航海设备以及棉织品的生产者和商人们都在叫嚷着要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棉花之王们，1785年“阿克赖特专利法”的解禁导致了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些叫嚷很好地解释了何以英国政府如此重视马戛尔尼使团——这又花去了东印度公司78,000法郎。但使团访问之后和以前并无不同，中国商人不愿为这些英国货担冒风险。一直可以接受的东西就是银币。然而，站在西方人立场上看，这条绵延不断的财宝之渠和他们的商业嗜好却是毫不相干的。

直到19世纪早期，或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期内，中国一直是欧洲白银的坟冢——连一个大子儿也返不回来。仅在18世纪，至少1亿5千万西班牙银元流入了天朝。不久之后，英国人（虽然不是美洲人和其他西方人）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下，不仅通过棉纺织品进口，而且尤其通过印度鸦片和原棉的私人“国家贸易”就会解决这一问题。信贷程序使得公司能够将“国家贸易”中的广州利润记入公司的账户。不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350年间，西方商人总共大约将3亿5千万（里亚尔）白银输入了中国（Mancall 1984：100）。虽然欧洲的亚洲贸易与其和美洲的贸易相比显然只占从属地位——由此购买供约翰牛饮用的茶叶的白银也滚滚而来——沃勒斯坦却发现，整个事情“都透着古怪”，这主要是考虑到欧洲人的“银块的情感栅墙”，正因如此他也不得不把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剔除出去，这显然是因为它是以亚洲方式构建起来的（Wallerstein 1974：330；但请见Axtell 1982：89-90）。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这些构建方式不仅在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复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中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何以对它非常关注的原因。马戛尔尼受命前来“磋商”一项协议，就如他原本想象的那样，是在独立国家的平等主权之间签立协约。马戛尔尼前来“面”对“面”——那是一种特殊的体面，因为他本该“面”对“地”——拜会那位“寡人”，那位“寡人”的德治是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秩序方式。这位英国阁下试图用其文明的力量打动中国皇室，体现他自己的国王之美德的延伸；那位天子接见了他，但其价值（“德”）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普天权力下，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或磋商，只能是臣服或“向化”。这意味着，由于英国人处在欧罗巴这片遥远的化外之地，在根本上仍属“荒服”，因而必得由无序而混沌的荒蛮转向文化。通过他那富有牺牲精神的官僚机构及圣人行为的典范，也通过他的下属官吏作为指导而扩散出去的他的个人品德，天子独一无二地在人性和尘世幸福的超凡资源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他是等级制的典范性力量：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如文化上的绝对性。

遵照古老的帝国传统，每个立国者都因“奉天承运”而负有制定新历法、新度量衡（量测容积，衡测重量）和新乐阶的使命，由此确立人类的时间与空间、经济与中和——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人格的延伸：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在为传说中的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立传时写道，“声为律”，“身为度”。大禹确立了调整时间、空间的“度数”，创造了宇宙和谐的“声乐”（Granet 1930：16）。清朝开国皇帝毫不犹豫地雇佣了一位耶稣会天文学家制定本朝历法（Fu 1966 v. 1：3-4；Spence 1980：3f）。他和后继者们都从不忽视协调人类工作和季节的天象更迭：当然，这要通过正确的献祭；但也通过新年伊始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颁发年历——私造历法不仅触犯大律，篡改历法也罪不可赦。进献贡物的蛮族都可以在回赐的物品中蒙赐这些关于时间的礼物，还有盖在他们自己标明日期的诏书上的玉玺印章、中国体系中的官员凭证和贵族地位，以及其他皇帝赐予的无价礼物，而且往往也获得买卖中国货物的权利。

贸易必须遵循朝贡制度，此乃祖宗成法，既然在其最一般的意义上，“朝贡制度”指的是被整合进文明的物质方式。蛮夷的朝贡是天朝价值具有吸引力的标志，是皇帝之文明化力量的外化形式。“前代帝王，”一份明代官方文件中说，“皆刻意修心养性，以怀远人，东夷北狄，竞趋我朝，以瞻天颜。”（Fairbank 1942：132）因而在清朝记叙中才会有如下对加洛林王朝的观察：

中唐之时，有国王曰查理曼，性慧而博闻，娴于文武，为热尔玛尼亚和拂郎察之王。其名德远播异域，诸夷皆臣服（见Schurmann & Schell 1967：123）。

蛮夷贡物必须是“方物”。因而，从特定的象征方面而言，愈奇愈好：就如同贡物体现了帝国价值的包容力一样，贡物也体现了帝国包容宇宙多样性的能力，以及通过控制怪物与奇物来显示帝王组织控制远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无规律地波动的能力（参看Mancall 1984：16）。1419年，外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即中国人口中的“麒麟”，一位儒臣挥毫写下了一篇辞采华丽的赋上贺，试看：

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宁，中及万灵，则麒麟见……又云：王者德洞溣冥，化及群动，则麒麟见（见Waker 1956：24）。

原则上，应在冬至或皇帝寿诞之日回赠蛮族贡物，蛮族贡物由此与世界再生联系起来，也保障了因统治者与上天的通达而带来的物质利益。繁荣也体现在皇帝赐予贡使的贵重礼物中，表明他知道如何“怀柔远人”。贸易再次成为同一套观念的组成部分：从天朝来讲，这是赐予蛮族的“恩”，正如费正清解释的是“分享中国之慷慨的必要方式”（Fairbank 1942：139）。因此，中国人并非没有觉察到，马戛尔尼勋爵想通过向皇帝赠送寿诞礼物扩大贸易，或至少是他使得自己逐渐遭到了误解。这样的观念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对贸易不感兴趣，或是要阻止贸易在政治或利益中发挥功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中国边陲地带，尤其是在北方，商业经常是权宜之计：不管是将商业作为扩张政策的一部分加以鼓励，还是将其作为缓解蛮族威胁的一种努力（参看Lattimore 1940；Fairbank & Têng 1941）。

在我看来，这种结构作为事件出现在马戛尔尼使团的记载中。但我只能仅仅提及，例如，这位阁下拒向皇帝叩头，或许这已经在东方学面纱下有了足够多的探讨（参看Pritchard 1943）。只需提及这个事实就够了：马戛尔尼坚持，藩国君主的臣服和他自己的“伟大而独立的君主”的尊严应有所区别，他提出，如果一位同级的中国官员愿意跪在乔治三世的画像前叩头，他也愿意行叩头礼（Cranmer-Byng 1962：100, 119, et passim）。对此，王室文件称之为“愚不可及”（Cranmer-Byng 1957-8：156-8）。当皇帝礼节性地接见了使团全体人员、互换礼物后，马戛尔尼再次表达了磋商事务的愿望。但这个愿望永远也不能满足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业务已经结束了——礼仪即业务（Cranmer-Byng 1962：137，148；参看Hivea 1986）。在此，相关的似乎还应提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立足的头50年间，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职员会说汉语（Pritchard 1929：39）。马戛尔尼使团的天文学家丁维提博士（Dr. Dinwiddie）一再抱怨说，英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在他那令人羞愧的挫败后，马戛尔尼勋爵会带着怎样的表情回到欧洲？”他问道，“任何道歉都无济于事。我们打道回府了——人家会问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我们却只能回答说，我们没法和那些人交谈。”（Proudfoot 1868：87，参看p. 71）

然而，马戛尔尼很清楚，在载他前往中国内河的航船甲板上空飘扬的旗帜上，写的是“英吉利贡使”。他当然心知肚明，但他的外交策略促使他选择佯装不知；作为权谋之计，英国人也针锋相对地用物品语言作文章。就如他们理解的那样，所谓的贡物是“最好的英国物品和所有为了增加社会生活的便利和舒适而发明的样品”。这些样品都是精心挑选的，“好让看到它们的人感到满意，并激起更大的购买同样物品的需求” （Staunton 1799, v. 2：23）。因此，在几次事件中，“礼物”（英国人这样称呼）和“贡物”（中国人这样称呼）总是区别得清清楚楚，你永远也猜不透这些心思万端的当事人的小算盘。他们的“礼物”确实是商货的样品。即使抛开这些不说，它们也是工业技巧的典范，显示了英国文明的“优势”和乔治三世的威权。这些礼物包括科学实验器材、一只标有库克船长新发现的地球仪、精美的马车和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正如乔治·斯当东爵士所说，这些礼物精心挑选出来，以“体现”西方科学的进步，并“将信息传达给”皇帝（同上，p. 243）。“一定要让中国人对英吉利人的能力、知识和天才感到惊讶，”丁维提说，“为了这个目的，礼物中特意包括了叹为观止的天文和科学仪器献给天朝陛下”——其中包括一架花费了30年时间制成的天体运行仪，“堪称人类之手制造的最伟大机械”（Proudfoot 1868：26）。对英国人而言，他们的礼物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工业逻辑不言而喻的标志：“我们的优越性”的标志（Cranmer-Byng 1962：191）。按英国人的设想，这些礼物能够传达一种整体的政治、知识和道德的文化（Hivea 1986：135f）。谁都能将煤运到纽卡斯尔，但将文明的标志运送给中国人，唯有英国堪当大任。

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8年荷兰语译本插图

在日记里，马戛尔尼一再对中国官员不肯折节屈尊而大表愤怒。但站在中国官吏的立场上，如果这些“礼物”真是“贡物”，那么，它们岂能比中国的物事优越。至多，只是一些外部世界的稀见、奇异的域外方物，在这个外部世界中，每个种类都是错杂的、模糊的、颠倒的和混乱的。斯当东获悉，英吉利“礼物”也是这样在北京街头巷尾被传讲的：

在这时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的各种说法中，使团的到达被说成是提供并非微不足道的共享品。人们断言说，使团送给皇帝的礼物包括其他国家罕见的东西，中国人也从未见过。他们还特别提到，在那些动物中，有一头象，形小如猴，性烈如狮，还有一只公鸡，以火炭为食。每种东西都被想象成必定与北京从前的所见迥然不同，其性质也必定与北京在同类事物中体验到的截然有异（Staunton 1799, v. 2：21；参见Cranmer-Byng 1692：114；Proudfoot 1868：51）。

在大约半个世纪后的一篇杰出的东方学论文中，英国汉学家密迪乐（Thomas Meadows）解释道，由于坚持将这样一项技术奇迹当作类似一艘英国船只式的东西，中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制造它的那个国度里“必定”居住着一群生气勃勃而生活富足的人民，他们“自由享受着自己出产的果实”，它“必定”拥有强大的政府、完善的法律并且“全部生活在一种高度文明的状态当中”（Meadows 1847：36；虽然密迪乐所言并无大谬，但在我们听起来他却像一位现代功能主义考古学家）。他补充说，中国人愿意承认，英吉利人能够制作某些奇巧之物，但大象和其他野兽也能。的确，丁维提记下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类似反应，包括中国人没能领会技术和文明之系统关系的本土西方理论：

他们的成见是根深蒂固的。问问他们，这些设计并制造奇巧精美的机械的人是不是聪明的人、优秀的人。他们会说——“这些玩意儿都很奇妙，那又有何用？欧罗巴人能领会同样优雅的治国术吗？”（Proudfoot 1868：50）

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

在皇帝狩猎的热河，贮藏着从蛮夷土地进贡的无穷财富——他们也同样是帝国猎取、征集的对象。在鳞次栉比的饰有皇帝巡狩画面的楼阁里（皇帝“总是策马飞驰，射杀野兽”；Staunton 1799, v. 2：82），马戛尔尼勋爵亲眼看到：

每一种欧洲玩具和乐器；巧夺天工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数不胜数，我们的礼物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只好羞惭地掖起它们的脑袋”。但我还被告知，我们看过的最好的东西还远远比不上其他放在女士房间里和圆明园欧罗巴库房里面的（Cranmer-Byng 1962：125-6）。

英国人从来没有看过“欧罗巴库房”：圆明园中令人过目难忘的意大利巴洛克式宫殿群是耶稣会士特意为皇帝设计的，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欧洲财富。一位有幸目睹这些宫殿的法国使节发现，“这位君王的富有程度简直不可思议，这里荟萃着西方几乎所有种类的奇异而优雅的物品”（见Malone 1934：160）。然而，异域奇珍仅仅是造物集萃的一个组成部分，集萃的目的就是要使帝国夏宫充斥自然和人类所能想象的每一种造物。正如葛兰言所说，即使收集者永远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的东西，也依然会被塑造、雕刻或描画在其中：它是一个“引人浮想联翩的殊异之物”的集大成之地（Granet 1968：274）。这种多样性直接关联着统治者的权力。的确，如果乾隆皇帝将热河变成了展示超凡权力的博物馆，那么，它实际上遵循了第一位征服者秦始皇帝的传统，始皇帝“为了立刻并细细地享受他所有的胜利”，便在壮丽宫苑中修造了与所有被灭国同样数量的宫殿（Cibot 1782b；参看Yang 1974：168）。

多样性与征服之间的综和关系将这些帝国夏宫变成了完美无缺的微缩宇宙，它们代表着作为皇帝之业绩并属于其权势之内的整个世界。“天、海、地三界内所有生类无不麇集在他的池塘和苑囿里面。他的宫苑里不缺少任何种类；举目远眺，湖浪轻拍着远岸，隐约可辨那些神秘的不死之岛。”（Granet 1930：394）在描写伟大的汉武帝时，这篇赋恰恰概括了马戛尔尼勋爵对乾隆皇帝的热河东园的惊讶描述（Cranmer-Byng 1962：124ff；参看Malone 1928）。对这位满族皇帝，我们只需再添上人类生活的浓缩标本：村庄、道观、书房和寺庙，以及出产各种庄稼的农田。书房装满了包罗万象的知识总集，这归功于皇帝1771年在整个帝国内发起的孤本珍本征集工作（Guy 1987）。然而，仅仅通过布置他的御花园，帝王就可以培育他的统治力量，因为在这种布局中，皇帝本人的调整作用能够包容整个宇宙世界。在圆明园里还修了一座四墙环绕的小镇，有街道、广场、庙宇、集市、店铺和民居。如果在凡尔赛，玛丽皇后可以在一派田园风光中扮演牧羊女，而在圆明园，皇后、宫女和皇帝则可以身着市民装束混在一群太监中间，后者扮作商人、艺人、小贩、脚夫、士兵甚至扒手，置身一片复现大都市喧嚷纷乱、人来人往甚至经常行骗使诈的场景当中（Attiret 1843［1743］：790）。

耶稣会画师王致诚——多亏他描述了这幅18世纪的画面——继续对比夏宫明显的无序状态和北京帝国宫殿的平衡布局。他将帝国宫殿的“完美秩序”比作我们西方人对称和统一的观念，凡物皆有对称，各安其位，但每种事物都恰到好处地有其对应和对立。然而，圆明园处处可见“优美的无序”，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对称”。中国原始文献确信，表面的无序——同时避免顺从于“一种甚至比冰冷、单调更加讨厌的对称”——仍是为了模仿自然（Cibot 1782b：318）。王致诚的观察，即田园楼阁绝无重复，再次确证了自然的异质性与帝国权力相关联的含义；相反，“你会说，每一座楼阁都是根据某个异域国家的观念和模式修建的”（Attiret 1843：791）。多样性甚至一直延续到最小的建筑细部，由此不断在这位耶稣会画家心中激起一种人类对总体富饶状态的控制感：“直到我来到这里后，我才看到，门窗居然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形式和形状：圆、椭圆、方、各种多角形，或者扇、花、瓶、鸟、兽、鱼等形状——简短说吧，任何规则或不规则的形态都有。”（1843：792）不过，葛兰言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欢迎“带有异域风情的联想或技术，方伎或观念，但他们在屋里从不承认这些”。因为古典时代的精致分类体系已经支配了他们的家庭住所，一种中国事物的平衡秩序。而在专供“狩猎、戏耍、游戏”的苑囿里，统治者可以接受“带给他们的任何东西：新异的观念或神灵、占星士、诗人和俳优”（Granet 1968：295-6）。我们这时可以再添上英吉利爵士和他们的奇妙礼物，如马戛尔尼的精致马车，这些东西是从来不用的，只会在圆明园某座洛可可式宫殿里占据一个不起眼的位置（Barrow 1805：145；Swinhoe 1861：331）。

我想强调，这些帝国宫苑和狩猎山庄意味着一种文化政治学，它蕴含着一种既是包容性的又是排斥性的，因而也恰到好处地适应于实践状况的经济学。皇帝的乡村与帝国的城市的对立不断重申着一种文明的整个宇宙构造——有时称“内外之分”（Wang 1968）——中国人也以别的方式体现这个宇宙图像。李约瑟复制了一幅中国古代的世界构造图，在我们面前是围拱着一块至尊的中央领域并受其影响的多重方块（见下图）。从至尊中心即结构完备的秩序之缩影往外延伸的，是开化和安定程度渐趋衰降的蛮夷地区，最外围是“未开化的戎狄所居之地（荒服）”（Needham 1959：502）。通过将中国另立出来，将之视为世界秩序的中心源泉，这种文明论使其与帝国扩张和文化收缩的方案，以及支配性的包容和憎恶性的排斥保持着同步的节奏，当然，哪种态度占上风，要看当时的情境。

中华帝国文明之向化图式（Needham 1959：502）。

李约瑟写道，从作为天下中心的帝都开始，按同心矩阵的方式，由内向外依次是（a）王畿（帝都），（b）负有进贡之职的王侯所居之地（甸服和侯服），（c）绥靖区域，即正在倾心向化之地（绥服），（d）蛮夷所居之地（要服），（e）未开化的戎狄所居之地（荒服）。

这可能正好是一种通常的朝代循环，不停地摇摆于一种积极向前的经济决策和一种对外恐惧的退缩之间，这与最终暴露了中国帝制的局限及弱点的地域扩张是一致的。因为处于上升阶段的朝代征服恰恰鼓励了拉铁摩尔称之为衰落源泉的那些过程，尤其是士绅权力和商人财富的发展（Lattimore 1940）。从中央政府盗取收入，转嫁损失于农民，这些私人力量的崛起是在帝国体制的危机中得逞的。政府证明自己越来越无力应付当前日炽的内部叛乱和蛮夷入侵的交互威胁了，这恰是它自身的成功未曾预料到的产儿。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帝国的宏业和一种以排斥为取向的政治经济的肇兴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和以前那种对蛮夷边缘地区的包容关系恰恰相反，那时，新兴王朝努力证明它是承秉天命的。

汉学家以这种观点来解释明朝（Fletcher 1968），但关键在于清朝也是如此（Dermigny 1964, v. 2：468f, 特别是pp. 487-95）。明朝在永乐年间的惊人扩张是广为人知的，尤其是宦官郑和的航海壮举，他携带着令状从东非航行到东印度群岛。郑和统率着庞大的船队和数万的随员，远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像收集纪念品一样敕封了大量海外封臣”（Cameron 1970：124；Lo 1958；Needham 1971：487f；Fairbank 1942：40-1；Dermigny 1964, v. 1：300f）。相比之下，晚明时期却经历了外国朝贡使节的急剧减少，帝国也对外国贸易不再感兴趣——就在这时，欧洲人闯进来了（Fairbank & Têng 1941）。类似的内缩化也是晚唐（公元9世纪后期）的特征，为了保持中央王国的伦理一体性，贸易也受到严格的控制。但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的达官贵人们还身着时髦的胡服，流连于京城街道旁的胡帐之中。在盛唐早期，对每一种形状及形式的域外奇物的激情——从西域碧眼歌伎，到印度旃檀，或麋鹿加香料——已经强烈地吸引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Schafer 1963）。当然，一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堪与唐代相比的明代周期观察发现的，这种摇摆在中国人的帝国理论中实际上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包容性政策和排斥性政策，一直是同一套等级制观念的交替做法。傅礼初写道，在晚明时代，皇帝们：

开始更消极地行其天命。日渐一日，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鄙视贸易，而且，他们还将接受中亚的贡物视为让步；尽管如此，如果把明朝早期的探险活动简单地视为一个孤立的插曲事件，无疑是歪曲事实。明朝在早期历史上曾经试图将世界拉近身边，而后来则不复如此，这反映了明朝早期阶段的强大以及后期的软弱。但这不等于皇帝拥有世界最高权威之教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其最高权威已经开始消退。早期的锐意开创和后期的消极退缩发生在同样的制度和帝国宣言的情境中。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域外扩张和外交让步体现了一个强盛时期的明王朝的价值观，而晚明时期的排外主义和抑商主义则是处于积弱时期的表现（Fletcher 1968：215；参看Dermigny 1964, v. 1：296）。

西方学者始终不厌其烦地陈述中国“自给自足”的特征，也长期以此解释明清两代对欧洲商品的冷漠态度，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看法是如何的不充分（Grammer-Byng 1962：12；Fairbank 1942：139；Greenberg 1951：5）。即使在清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商业复兴的迹象，何况在位多年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也颇致力于欧洲的艺术和科学（Mancall 1984：60-3, 85f；Spence 1975；Pritchard 1929：104f；Wills 1979）。不过，如今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满人无力控制东南沿海蒸蒸日上的私人贸易，一股史无前例的蛮夷势力也正卷入其中（参看Fu 1966：122-3；Fairbank & Têng 1941）。由于处在中国文明的轨道之外，这些西方势力与中国的运行节奏相比显得异常古怪。与从前的边陲人民与封臣迥然不同，欧洲人是无法控制或收买的（参看Lattimore 1940）。的确，从欧洲人的业务节奏来看，他们对中国的需求总体上与日俱增。满族统治者发现，西方的白银对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体系方案是极其有用的。但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恰恰是在满族势力方当鼎盛而帝国力量也如日中天之时，天子却选择了以轻视其苑囿的方式来满足他对异域事物的好奇心。从苑囿的事物中，他确信他身怀构织世界的德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