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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映像｜由柏林抵抗城市“士绅化”谈起

朱晓闻

2019-12-18 17:10

来源：澎湃新闻

一年前，我在澎湃新闻的“城市映像”专栏发表文章《伦敦“过客”：用影像艺术观察城市中产化》，其中探讨了城市中产化、士绅化对伦敦、柏林等地的影响。

一年后的今天，我住在柏林的腓特烈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区（Friedrichshain-Kreuzberg，以下简称腓区），据柏林旅游局官方网站介绍，这里是“柏林甚至全宇宙最酷的。”腓区以长夜、多元文化及非主流生活的实验场著称，该区南部的RAW一带聚集了全柏林知名的夜店，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贝格海恩”（Berghain）。

腓特烈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区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怎会搬到这个“宇宙最酷区”？还真是误打误撞，刚来柏林时，我曾住在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以下简称普区），这里位于市中心米特区北边，曾一度是工人阶级和波兰移民聚集的区域，柏林墙倒塌之后，不少来自斯图加特的资产阶级家庭涌向此处购买房产，而斯图加特作为奔驰和保时捷的原产地，盛产汽车工程师与职业经理人。

缘何这些家庭当时对东柏林的普区如此感兴趣尚有待考证，不过从城市“士绅化”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全柏林最显著的案例之一，也正因此，普区被柏林人戏称为“最不柏林”的社区。如今，普区静谧安宁，春秋时节，青石路上，郁郁葱葱的大树遮天蔽日，高空中树叶的婆娑声犹如做成平面手工的纸片海浪，此起彼伏。我住在普区时，曾听一位邻居开玩笑说，住在这里，喝口自来水都能怀孕。的确，只要出门，就能看见青年或中年妈妈们悠哉悠哉地推着婴儿车，而大街上婴儿用品店与咖啡馆的密集程度居然旗鼓相当。

普伦茨劳贝格区翻新后的老房子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戏言，普区令我感到中年危机，于是半年后，我搬到了上文提到的“宇宙最酷区”——虽然和“派对动物”们比起来，最喜欢看书的我“宅”到不行。在腓区的街头巷尾，说英语的人绝不少于说德语的人，甚至有不少咖啡馆和饭店的服务生完全不会说德语，这点常常令来自德国其他地区的游客深感困惑，但对于近年来涌自四面八方的“新柏林人”来说，正是柏林文化的多元性令他们在此如鱼得水。

过去4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柏林安家落户，柏林平均每年新增人口6万，如今总人口达到370万，预计在2035年将达400万。柏林为何如此吸引新居民呢？作为德国首都，它在过去25年中迅速发展，正在迎头赶上欧洲老牌中心伦敦的文化多样性，这里公园和绿化占到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一，周边还有数以百计的湿地湖泊，但柏林的吸引力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据Norman Kietzmann为《MONOCLE》杂志撰文所言：

“这里滋养着适度的资本主义形态，业绩和利润不是衡量成功的单一标准。健康的居住环境、合理的工作时长、随性的生活态度提升了舒适度与幸福感，也使人们得以从工作中抽身，或陪伴家人与朋友，或享受独处时光。柏林是一个城市特例——这里的房租与房价远低于巴黎、伦敦等首都的平均水平。一个人即便收入平平，照样能在柏林过上舒适的生活；这也对大众的人生目标产生了影响，很少有人终其一生追求社会地位，富人也未必借助奢侈品炫耀财富。这里的生活态度非常务实，虽然私有制存在已久，但从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到社区活动，乐于分享的城市精神随处可见。”

柏林鸟瞰，图片来源：Unsplash

柏林的“世界花园”中有古色古香的中国园林“得月园” 作者图

对于诸多从事科技、房产、创意产业的“新柏林人”而言，这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而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但对于大批曾经历东西德分裂、长期挣扎在贫困线边缘（或谈不上贫困，但收入只够解决温饱）的“老柏林”来说，他们既没有能够从柏林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下获利的资源或技能，又面临着“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大批廉价房屋租赁合同到期的危机。他们曾经能够支付低廉的房租，就算收入不高，照样可以过相对舒坦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从心仪或习惯已久的住房中被迫搬迁，并且无法在原社区附近找到预算之内的房屋。在德国，约六成人口长期租房而不买房，而在柏林，租房者的比例高达85%。对于习惯了低廉租金的“老柏林”来说，近年来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租金无疑是当头一棒。

我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一间酒吧遇见了劳拉和约翰（化名），他们都是柏林自由大学的艺术史博士，两人学业优秀，获得全额奖学金支持，且即将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研究。过去七年来，他们都住在普区一套建于1910年代的老房子里，公寓面积很大，有110平米，层高近3米。这样的住房在柏林被称为Altbau，直译就是“老房子”，但从柏林人口中说出，带有一丝近乎浪漫的味道，因为这些房子具有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装饰风格，虽然大多损毁于二战中的炸弹，如今再次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宠儿，特别是那些里外全部整修、翻新过的Altbau，如同老树开花，枯木逢春，光彩照人。

成为潮人聚集之地的艺术家园区作者图

不过，劳拉和约翰居住的老房子不仅从来没被翻新过，甚至连暖气都没有（柏林的冬天异常寒冷），两人一到冬天就要买煤球烧炭取暖，然而他们对此并无抱怨，因为租金实在太低廉了，每人每月才150欧元（折合人民币1200元不到）。“如果不是这么便宜的租金，我们根本念不起博士。”约翰笑说。如今，房东要整修房子，而他们的租期也快到了。劳拉说：“我们很幸运，正好有机会可以去中国，不用立即在柏林找新房子，毕竟，按照当下的房租标准，我们可能只能租到50平米的房子。我希望柏林政府可以通过租金管制法，这样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有希望找到不错的房子。”

劳拉口中的“租金管制法”是今年10月柏林政府刚刚通过的新法规，旨在通过中断市场机制来缓解柏林住房市场的紧张状况。根据该法规，自2019年6月18日起，柏林的房屋租金上涨将冻结五年，不仅如此，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房租标准，根据房屋类型设定租金上限，此外，租户还可以选择检查当前租金是否超额，如情况属实，则有权要求将租金降低至政府允许的水准。

东柏林的社会主义时期建筑

这一法规的发布一石激起千层浪，目前还难下断言，是否真会如政府预期的那样，缓解柏林住房紧缺。批评意见主要在于，政府规定的租金上限低于目前的市场预期，意味着大量房东会有十分可观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管制租金并不代表住房数量会增加，依然无法弥补市场缺口，相反，此举会令投资者和开发商处于观望状态，例如近期柏林不少已建成的新房没有被投入租房市场，正因为在“租金管制法”出台以后，开发商情愿坐等房价在租金冻结五年之后上涨，而非以低价出租。

反对者还认为，政府这一举措不仅向投资者表示不欢迎，也向“新柏林人”表示不欢迎，属于短视的地方保护主义行径。而支持者则认为，房价上涨过快有损柏林原住居民的利益，毕竟，他们的工资水平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而这里又有大量从事兼职和自由职业的收入不稳定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因为向往自由而来到柏林；自由主义是柏林文化的精髓，政府有责任维护柏林的自由文化，不向商业社会妥协，房价应该维持在低廉的水准，即便这意味着住在长久没有翻新的老房子里烧煤取暖。也有支持者表示，受租金管制法的影响，开发商不愿意建房没关系，柏林人可以自己建。对此，反对者讥讽道，柏林的国际机场建了十年都没建成，这就是柏林人自己建设的速度和效率。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看来只有时间可以证明未来的走向了。

东柏林令人感到远离尘嚣的港口作者图

柏林郊区的运河有小威尼斯之称作者图

在我居住的腓区，聚集了大量艺术家及过着艺术家生活的人。“艺术家生活”（the life of an artist）一词我在美国加州的时候就已领略，这是形容一批梦想成为演员、诗人、作家、画家的人，或许他们的创作还没有获得足够认可，但他们的生活就跟人们想象中的艺术家一样，日夜颠倒，目眩神迷。艺术家的生活不能缺少挣扎，因为据说没有挣扎也就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过艺术家生活的人在普通人眼中往往难以区分，而在柏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愈加模糊。柏林是一座充满实验性的城市，它不仅允许犯错，甚至欢迎犯错——如果您同我一样，周游过德国三十余座城市，或许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柏林不仅是“最不德国”的城市，而且在德国甚至欧洲其他地方难以融入的人，都可以在柏林找到某种归宿。

米拉是我偶然结识的一位非常“柏林”的艺术家，尽管她来自丹麦。大约一年前，我受邀参与一场艺术展览，该展览的举办地就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该场地的前身是一处工业仓库，在多年前废弃后，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入驻，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工作室，如今其中有六七十间艺术家工作室。这幢首字母为F的大楼位于柏林的母亲河——施普雷河边，周围酒吧和夜店林立，照理说，这样的场所是最容易被“士绅化”的，但这批艺术家很幸运，他们的房东支持文化艺术，且与政府达成共识，未来二十五年内不涨房租，而政府也承诺出资修缮建筑外观。

作者曾经使用过的艺术工作室作者图

米拉（化名）是此次展览的发起人，她不仅是F大楼内的艺术家之一，也是该艺术协会的成员（由楼内部分艺术家自发形成的非盈利协会）。身材消瘦的她讲起话来激情四溢，说到兴奋处，动作已然不能更夸张，于是眼睛瞪得滚圆，恨不能掏出点什么东西来给你。

“由于‘士绅化’，柏林的艺术家每天都在失去工作室。他们为柏林贡献了宝贵的文化，而柏林正是因其独特的自由文化令世界瞩目。现在，房地产商和外国投资者都在从柏林的发展中分一杯羹，艺术家却是最先被上涨的租金赶走的人。可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有人问我，你不是有工作室吗？而且你的房东已经承诺未来二十五年内不涨房租，为什么你还如此关心‘士绅化’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艺术家不能只在工作室里埋头苦干，我们必须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我暂时没有失去工作室，但我的公寓房租却令人难以承受，我是一个单亲妈妈，租着一套两室一厅，80平米不到的公寓，一个月房租居然将近900欧，我觉得政府实在太无作为了，他们必须为身为单亲妈妈的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你的公寓在哪儿？”我不禁问道。

“就在工作室附近。”

“这里不是柏林房价上涨最快的社区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搬到价格涨幅没有这么大的区域呢？”

“我在柏林生活了十八年，凭什么不能选择自己最想居住的地区？应该是那些利欲熏心的房产商搬走才对。”

我想到，按照市场行情，两室一厅的公寓在这个区租900欧一个月并不算贵，但也可以想见，公寓的设施恐怕比较落后。米拉为人天真烂漫，很快就向我讲述起了她的个人经历。我了解到，她从柏林艺术大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结婚，但是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两个艺术家性格不合，分道扬镳。此后，米拉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她虽然在大学教授艺术课程，但并非全职的合同工，收入不多，也不稳定。然而，这也是当前欧美高等艺术教育的一大趋势，即越来越多的老师将会是合同工，而非终生教授，在一些学校，高达八九成的课程都由合同工教授，于是大学经费主要花费在新建校舍，公关宣传，以及行政人员的工资上，而非教学本身。米拉说，她也觉得不公平，但她暗暗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全职教授。

柏林艺术家自发的展览与现场表演 Flutgraben图

通过米拉的介绍，我了解到附近两处很有特色的反“士绅化”艺术社会运动项目，一处位于劳希茨街（Lausitzerstraße) 上，一幢L打头的大楼内，该大楼是柏林一度盛行的“混合式居住”（Berliner Mischung）典范。大楼内部，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有机结合，这里住着很多从事手工艺品制作、小型贸易、自由职业、音乐创作的居民，也有很多艺术家，他们大多无法负担别处更高的租金，在L楼内已经居住多年。

菲利普（化名）是这里的老租客，他的身份复杂，从事多种职业，同时也是一名艺术社会运动家（这个词在柏林显得特别“时髦”）。他向我介绍，伴随1990年德国统一，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无人问津的建筑物，为了刺激发展，市政官员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了11万余套公寓。2007年，L大楼以230万欧元的价格由政府卖给了丹麦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在2016年，这家公司准备以2千多万欧元的价格出手。租客们不干了，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恐怕都要被迫离开这幢大楼，于是他们自发组织了各项抗议活动，声势浩大，持之以恒。终于在2019年，受各项压力所迫，房地产公司考虑妥协，或将大楼以较低的价格卖回给柏林政府。

对此，菲利普表示，柏林时尚地区的房价飞涨，过去十年来很多地方的租金上涨了80％以上，但是柏林的收入仍然相对较低，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资格获得公共住房，这意味着许多长住的居民和其他低收入者正在受高价驱逐。谈及他的艺术项目，他颇为自豪地介绍道：“我曾经组织其他居民一起，在深更半夜给不同的房东打电话骚扰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尝尝被骚扰和驱赶的滋味。” 柏林是极左翼分子的聚集地，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非左即黑，因此菲利普这个借艺术之名的恶作剧也好，社会干预（social intervention）也罢，绝非开开玩笑，而是一场真正的战役。

抗议士绅化的艺术家们 Lause图

米拉介绍的另一处艺术社会运动项目，是位于王子街（Prinzenstraße) 和公主街（Prinzessinnenstraße）交界处的公主园圃（Prinzessinnengarten）。可别误以为此处和皇家园林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由上千名位志愿者共同努力打造而成的社区花园。这片6000平米的土地自1960年代开始一直空置，2009年左右，由数位艺术家起头，想把这里变为农业园圃，但是政府不同意在建筑废墟上建设农田，可这难不倒柏林的艺术家，他们运来装着土壤的塑料盒子，把盒子一个个叠起来，在土壤中播下种子，就是一片不接触土地的绿色园圃了。（多么富有创意！）

至今，这片集社会生态一体的城区土地上已有500余种菜蔬花草生根成长。天气好的时候，青草地上的室外咖啡馆总是坐满了人，这里所有的家具器皿都带有显著的DIY痕迹，而园圃本身也不断由志愿者的双手进一步建设、改进。

公主园圃图片来源于网络

拜访过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柏林艺术发生地之后，我直观地感受到柏林人面对城市“士绅化”是如何一致对外的。或许一些社区已经在此战役中败北，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柏林日益干净整洁，也日益商业化了（对很多“老柏林”来说，“干净整洁”与“商业化”是绝对的贬义词），但团结一致的社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资本入侵，或至少为租客获得较为优厚的谈判条件。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时听说谁谁获得一笔丰厚的搬家费，兴高采烈地搬走买房了，或者谁谁在多年前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市中心多处公寓，现在提前退休了。但在柏林，这些运气好，或是经济头脑灵活的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们尝到甜头之后而绝不广而告之。所以，在大声疾呼的，永远都是那些反商业、崇尚自由的人士。

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哲学问题。通过与若干艺术社会运动家的交流，我发现，这些欧洲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旁征博引，比我这个中国人还驾轻就熟，然而在他们的言谈间，却很难找到其独立思考的痕迹，不像是他们拥有这些想法，反倒是这些想法拥有了他们，哪怕将他们的身份互换，不同的人讲出来的话都几乎没有分别。我想，生活中的危机是各种因果关系交织的反馈，柏林人当然有权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独立的思辨能力有助于解开生活枷锁中自己能够掌控的那一部分，但这会要求他们对自己有所改变，而改变自己，毕竟比抗议别人要困难得多。

至于柏林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也还在进一步的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