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荣：作为编辑家的吕叔湘和周振甫

【摘要】吕叔湘和周振甫的人生阅历，殊足成为中国近现代学人游走于出版与学术职业两端的一种典型表征。质而言之，两人悉以学术为人生追求的最高旨趣，求“立言”而至不朽；但他们的职业选择迥乎不同。周振甫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利用余暇进行学术研究，在编著两端皆成就斐然。吕叔湘长期任职于科研机构，却对编辑工作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著述之余，不时将眼光投向出版，并屡有真知灼见发表，为做编辑者开启无限法门。比较和研探两人在编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同工异曲之处，对当下的编辑出版从业者应不乏启沃与助益。

【关键词】吕叔湘；周振甫；学术人生；编辑情怀

观诸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可发现这样一种甚为显著的现象，即不少文人学者都和出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鲁迅和北新书局，茅盾、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叶圣陶和开明书店，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皆为此例。吕叔湘是语言学一代宗师，周振甫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将二人置于一处相与比较，颇似拟于不伦。不过，倘我们从另一维度观之，则发现两人可相提并论之处，在他们与编辑出版均深植因缘。尤其是周振甫，更是志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终生须臾未曾离开过出版业。他们的人生阅历，殊足成为中国近现代学人游走于出版与学术职业两端的一种典型表征。质而言之，两人悉以学术为人生追求的最高旨趣，求“立言”而至不朽；但他们的职业选择却迥然不同。周振甫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利用余暇进行学术研究，在编著两端皆成就斐然。吕叔湘长期任职于科研机构，却对编辑工作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著述之余，不时将眼光投向出版，并屡有真知灼见发表，为做编辑者开启无限法门。比较和研探两人在编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同工异曲之处，对当下的编辑出版从业者应不乏启沃与助益。

1

一

1

吕叔湘在《谈谈编辑工作》一文中，尝自述其编辑工作经历：“我的编辑经验是这样，一九四九年我在开明书店当编辑有一年时间，从一九七八年《中国语文》复刊以来到现在，编了三年杂志。在开明书店实际上是在那儿编《文言读本》，没有一般的编辑工作，所以经验不多。编《中国语文》三年多，知道点儿编辑工作中的问题。”将其粲然可观的编辑生涯以闲闲数语道来，这当然属吕先生的自谦之辞。其实，吕叔湘的编辑履历远不止此。今据俪达夫、吕霞的《吕叔湘生平事略》和陈大庆的《吕叔湘先生年表》所载，他的编辑生涯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界，大致为两个阶段。

❤ 20世纪30—40年代，为吕叔湘编辑生涯的早期

历史学家胡绳是吕叔湘早年的学生，据他回忆，1931年到1933年胡绳在苏州中学读书，吕叔湘是他的老师。那时吕叔湘才30岁，但已经和几个同事合编了一部《高中英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科书在当时相当流行，胡绳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部教科书。虽然吕叔湘当时所做的，尚不属我们现今意义上的书稿加工工作，却可视为他编辑工作之嚆矢。而且，他甫一上手就在鼎鼎大名的中华书局出书，起点不可谓不高。嗣后，吕叔湘于1948年短期担任《和平日报》副刊主编，标志着他正式跨入编辑行业。1948年12月，吕叔湘加盟开明书店，主要职责是编纂中学语文教材，兼编辑《中学生》《国文学刊》两刊。此段经历对吕叔湘一生影响至巨，他后来追忆道：“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琛、王伯祥、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也正在此时，吕叔湘和周振甫首次有了交集。他们不但成为开明书店的同事，还合著《习作评改》一书，并交由开明书店出版。

❤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吕叔湘编辑生涯的成熟期

其间，他所做的编辑工作可谓丰富多彩。其大要为三个方面：（一）任中科院语言所副所长的同时，他还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协助社长叶圣陶审订中小学语文教材；（二）从1956年起，吕叔湘任《现代汉语词典》前期主编，后又任《汉语大词典》首席顾问，于两部辞书的出版殚精竭虑，程功甚巨；（三）1978年，《中国语文》杂志复刊，吕叔湘任主编。

细绎吕叔湘、周振甫的编辑履历，乃是近代以降，值中国出版由萌发转为勃兴之际，学人初涉并参与其中的两种典型形态。依据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在现代分工制社会里，成员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但是通过社会分工，却可以将他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编辑作为随近代出版业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分工模式，恰好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因这一职业，学人不仅无须为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分虑，还可为厥后的高蹈暂作栖歇。吕叔湘便是如此。他总体从业时间不长，却涉足报纸、期刊、图书三大领域，其跨度之大之广，转换之快之勤，如放在今日殊难想象。相形之下，周振甫则“专情”得多，终其一生未离开过出版行业。不过，据周先生自述，他早年也想进入科研院所工作，终因无专著而未被接纳。这种学人与出版业之间的聚合分殊，洵为近代中国社会一道普遍而奇特的文化景观。吕、周二人在出版领域的不同轨迹，正好诠释了近代中国因科举制废止，导致传统阶层分崩离析，社会结构重塑重组，来自西方的现代出版业恰于此时萌发并勃兴，起了黏合缓冲作用。具体到吕、周二人，吕叔湘明显表现为缓冲，极富跳跃性；周振甫突出显示为黏合，颇具稳定性。推究两人职业选择、人生走向殊异歧互之原委，除却时代风习熏染外，更多地应还是他们知、情、意、行等多重内在因素截然不同所致。

1

二

1

就治学畛域而言，吕叔湘攻治现代汉语，周振甫寝馈中国古典文学，两人的路径取向殊为不同。不过，黑格尔说过：“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他又说：“只要我们能承认惟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惟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确实，以编辑出版之维度来透视吕叔湘与周振甫，适可见出两人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来。

揆诸两人的编辑理论和实践，其相契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

都极重视出版开启民智的作用，做文化普及工作不遗余力

吕叔湘重视普及工作，据他说是受了叶圣陶的影响。翻检《吕叔湘生平事略》和《吕叔湘先生年表》可发现，除了本业现代汉语研究，吕叔湘将剩余精力基本都倾注到了教材编辑和辞书编纂上。如前所述，他在开明书店的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学语文教材和编辑刊物。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人教社副总编，也非虚应故事，而是事事亲力亲为。从大纲撰写、结构设计，到斟词酌句、把控质量，均真抓实干，一丝不苟。《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两部辞书，更是耗费吕叔湘无数心力。这已是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多述。周振甫亦是如此。他撰写和编辑的很多图书，都有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涵在内。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时编撰的书籍，如《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文章例话》《诗品释注》《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注》《文论漫笔》等，都不属高深专门的学术专著，而是通俗易懂、带有普及色彩的文史读物。此点从周振甫明白如话的文风上也可得到佐证。他的文章笔调平实、深入浅出，绝少摇曳多姿、故作高深之状。环顾学林，学问精深之学者所在皆有、不乏其人，但不惟自度兼能度人者则罕有鲜见、寥若晨星，此非他故，盖因这要别具一份情怀才能做到。

❤ 都将编辑视为终身以之的志业

吕叔湘虽未一直从事编辑职业，但他对编辑工作的热忱和熟稔，在专业学者中是颇罕见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请他去做语言学讲座，他以《谈谈编辑工作》一题应之，并以幽默笔调说道：“我也做过编辑工作，多少知道一点，因为只知道一点儿，所以胆子就比较大。正如有些书生喜欢谈兵，有些将军喜欢作诗，大概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周振甫更是职业与志业合二为一的典范。曾有媒体采访周先生，问他终生为人作嫁，是否感觉遗憾时，周先生淡然答曰：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志业与职业，虽仅一字之别，差异却不啻霄壤。吴宓说过：

吴宓《我之人生观》

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蓄之需，其事不必为吾之所愿为，亦非即用吾之所长。然为之者，则缘境遇之推移，机会之偶然。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职业与志业合，乃人生最幸之事。

吕叔湘、周振甫对编辑工作的态度，是均以志业视之。对他们而言，编辑工作不仅仅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神灵送来的神赐之物”，而且是“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 都极重视编辑内功的修炼

吕叔湘写有《谈谈编辑工作》《编辑的任务是把关》《编辑的修养》等系列文章，无不涉及编辑内功问题。他以为，编辑须具备三个方面的修养：一是要有精通业务知识；二是要有很好的文字修养；三是需要具备校对、设计、出版等方面的良好的技术能力。中华书局点校出版《资治通鉴》，荟萃周一良、聂崇岐、何兹全等一流历史学者。书出版后，吕叔湘从中发现不少问题，撰成《〈资治通鉴〉标点斠例》一文。该文影响甚广，成为指导古书点校的范本。这自然体现了吕叔湘的深湛学养和功力，不过多年编辑生涯浸润而成的眼光和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周振甫亦是如此。他主张编辑要通过编书来提升水平，说：“现在看来，由年轻的编辑参加编书，是给予锻炼提高的一个好方法。假如编辑只顾审稿，不参加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甘苦缺少体会，审稿水平也不容易提高。”这确是切己之谈。周振甫先后编辑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就是其编辑内功深厚的显证。钱锺书在《谈艺录·序》中这样赞誉周振甫所做工作：“周振甫、华元龙二君于失字破体，悉心雠正；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劳心力，尤所感愧。”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若功夫不到家，结果就是佛头着粪，而非锦上添花。

当然，毋庸讳言，作为两位人生阅历、治学领域迥异的学者，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

吕叔湘多从编辑本位角度看问题，周振甫更像一位学界前辈对后学耳提面命。这是一个饶具意味的职业“围城”现象。吕叔湘在《编辑的任务是把关》中详细谈了编辑的职责问题；在《谈谈编辑工作》一文中，又提及编辑职业的定位问题。他说：“可是实际上当好一个编辑不见得比当好一个教授容易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更困难些。编辑工作没有得到社会上应有的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这都表明他是从编辑本位而非他位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并且对现代分工制社会下编辑工作的各种流程、各类环节了然于胸，对这项工作的甘苦冷暖也体认甚深。这些观点对当今编辑从业者依然颇具实际指导价值，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周振甫谈论编辑工作多从治学角度着眼，视学术研究为编辑工作的基础。他指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即编辑学，认为编辑所要做的工作，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包括在内，少了一项就无法完成编辑工作。因此，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是故，他在中华书局的同事熊国祯曾这样评价他：他私心向往的是做一个见识卓越集研究与著述于一身的第一流学者式的编辑，而不是一个凡庸陋劣的跑龙套者。此言可谓深解周振甫心曲。

第二

吕叔湘的理念更切近现代编辑的实际情况，周振甫则秉承了中国古代编辑学的传统。从学术履历看，吕叔湘早年问学于东南大学外文系，后负笈英伦，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麇集了那一代学术精英的典型特征。他在学术上“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外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同时，他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在二者的结合上认真思考，努力实践，是中西方结合的典范”。而他的编辑理念同他的学术思想如鸟之双翼、辂之双轮，是一脉相承的。周振甫早年问学于无锡国专，受教于古文家唐文治门下，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后自开明书店迄中华书局，他始终从事古籍编辑工作。故而，他的理念多从中国编辑学传统中汲取养料，主张“编著一体”“编学一体”。他认为，现在的审读加工工作，只能算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即在编录成书或采录注释以后的一步工作，若把这称为编辑，则属以偏概全。这种编辑理念陈义甚高，显得较为理想化，与现今编辑精细化分工的实际情况已相距甚远，显得扞格难通。

第三

吕叔湘的编辑工作看似散而广、多而杂，却自始至终都将编辑工作与他的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编辑工作与他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用与体的关系。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这种态势尚不明显，之后主编《中国语文》杂志和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大词典》则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开明书店时编撰的《开明文言读本》，即有为语体与文言分野的深意，可谓首次将学术见解付诸编辑实践。他为该读本专门写了三万字的导言，举凡文言的性质、语音、词汇、文法诸问题，均做了研精覃奥的论述。叶圣陶评价说：“叔湘书来，试作文言教本之模式一篇，于文言无一字放过，以启初学，实为良法。”吕叔湘主编《中国语文》时，以扶持中青年语言学人才为己任，通过审稿来发掘人才，也是基于同样理念。周振甫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他是把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同等对待。编辑工作是连接他本人和学术研究的中项，并且与学术研究在他的精神层面形成一种二维同构关系。他说：“我国古代最大的编辑工作，都是极为被人看重的，是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和专家来做的。当时的编辑工作是同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结合的，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同研究和学术著作不是截然分开的。”他在编辑《管锥编》时和钱锺书的交相往还，既是在履行编辑职责，也是不同学术个体之间进行的智性交流活动。

1

三

1

美国学者贝雷迪在其名著《教育中的比较方法》中，将比较研究的实施分为四个阶段：描述、解释、并列、对比，而对比也是吕叔湘始终倡导且反复实践的学术研究方法。他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说：“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比较研究吕叔湘和周振甫的编辑理念和实践，确乎是一项视角全新且颇具现实价值的课题。通过描述、解释、并列、对比诸阶段，综綮以上所论，我们基本可做如下概括。

我们不妨将吕叔湘名之为编辑型学者。他在编辑理念和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对出版物编校质量的特别关注，甚而几近严苛的要求，固然包含了他作为语言学者的淑世情怀和学以致用的科学精神。但是自开明书店始，经人民教育出版社，迄《中国语文》杂志数年编辑生涯的淬炼、淘洗、研磨、熏习，无疑使他的学术面相和品格带有较浓厚的编辑职业气息。这是研究吕叔湘者所不可不深入体察与关切的。而学者型编辑已成为周振甫的标签。不过，此处编辑是核心词，学者是限定词。这缘于周振甫所做的，究其根本还是一种立足于编辑本位的学问。正如俞晓群所言：“只是周先生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并且分身成一个学者……因为他并不会越俎代庖，这是他职业精神的体现。结果，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他全部的学术风格。”

作者李振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总第17期）。

《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