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青年党史研究者们都在关注些什么？

2019年12月7日，第三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举办，本次由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论坛旨在鼓励和扶持党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加强青年学者和学术编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强化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平。

本次论坛共有12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他们的论文从上百篇投稿论文中精选而出。每位报告人有五分钟的时间对自己的论文做简要的汇报，介绍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相关学术背景以及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每个报告人做完简短的报告后，都安排有六位点评人对他们的论文进行点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金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道炫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里峰教授等十余位学者及《中共党史研究》《史林》《党的文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党史研究相关期刊的编辑作为点评人，对参会青年学者的论文做出了精彩而犀利的点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论坛内容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建国初期上海的里弄改造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付志刚的论文题为《新中国初期城市基层“非单位人”组织化试探——以上海里弄改造为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位组织被视为上海城市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但是，以里弄居民为主体的非单位人却因其无正式职业和成员的多元化而游离于城市基层体系之外。因此，如何将分散的非单位人纳入到国家的组织化体系之中，并将之整合成为可调控的基本力量，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里弄改造的重要课题。付志刚的文章也以此为线索，探讨上海在新中国初期如何以单位为范本，将分散的非单位人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进而实现新中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变。

作者对里弄空间的复杂性做了介绍：里弄中既有商业大楼，还有资本家、高级职员居住的花园洋房以及由三轮车夫、码头工人和外地灾民搭建的低矮棚户。开放的里弄空间不仅成为游民以及“社会渣滓”的寄生场所，更成为“各地反革命逃亡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对于一般的里弄居民来讲，与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疏离感使他们更关心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非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在很多里弄居民的认知中，国家对里弄的改造是毫无意义的“活受罪”。有鉴于此，上海市委在1954年七月底发出了“关于里弄整顿工作的指示”，要求“清理里弄组织干部、摊贩、失业人员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势力以及社会治安危害分子，初步弄清一般居民的整治情况，整理和健全里弄组织，确保工人阶级的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上海市里弄中残存的少数异己分子被全面清除，而一般里弄居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也有了显著提升”，“能主动关心和支持里弄组织进行工作”，里弄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可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

曹树基教授对论文首先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作者在文献的使用上，有些过分依赖诸如《里弄整顿试点工作总结》《关于里弄工作情况的报告》等结果文件而非具体操作时的过程文件。结果文件有很多事后的拔高、遮掩，往往并不能反映事件原本真实的面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德英教授则认为，使用史料的时候，要跳出那个时代来做判断。比如“流氓”“社会渣滓”“封建迷信组织”等概念，要去进行区分和辨析，看看到底是哪些人被归类为了“流氓”，这些“流氓”和我们今天话语意义上表达的流氓，是否是同一概念。

抗战时期中共的党团组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思宇的论文题为《党群之间：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党群组织与群众运动》。

马思宇首先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做了基本介绍：党员发展至12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接近一亿人，下辖各群众团体人数超过1085万。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但中共具体是如何建立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如何在中共的指挥下开展，如何保证群众组织既代表人民，又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些细致的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们去探讨和解决。

作者认为，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团制度。党团是指中共在一切党外组织与群众组织中进行组织活动的秘密机关，围绕党团，衍生出一整套渗透、整合、领导群众组织乃至群众运动的制度行为规范，这就是党团制度。党团制度是中共领导群众组织，调整党群关系的核心所在。

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和发起群众运动的情况，马思宇认为，中共既善于利用国民党的旧有组织，如农村复兴会与合作社等，取得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中共也重视自主建立群众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作者随后考察了党团与支部的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对群众的争夺等问题。作者在结论中表示，中共党团制度在群众运动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党员借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与到学生、工人、农民、妇女等团体的建立中，并在其中秘密工作，宣传党的主张，造成了社会的政治化。党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与党组织的活动有分工也有合作，虽偶有交叉摩擦，但总体而言相得益彰。

南方科技大学的李翔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和时间打交道的学问，但是在本文中却看不出时间线索，抗战时期中共的党团制度究竟是怎么发展，又是怎么演变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编辑赵鹏则表示，《党群之间：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党群组织与群众运动》的主题不够明确，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数个并不密切相关的问题，导致文章的几个主题之间各自为战，仿佛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感觉，赵鹏建议作者可以重建逻辑与叙事框架。《党的文献》的编辑茅文婷点评道，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缺乏对文献的基本解读，而是碎片式地提取，这导致文章缺乏一个核心脉络和叙事框架。同时，直接照搬史料，会使论文在表达上语言不通畅，逻辑条理也不够清晰。

1927-1931年间中共的文件印发机制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李里的论文题为《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探析（1927-1931）》。

文件是党内信息的载体，而文件印发则是党组织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组织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共文件包括决议、通知、通告、宣言、报告、章程等多种类别。中共中央曾将文件材料的传递比喻为人体血脉流通：“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留滞，影响人的生死”。

作者首先阐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面临的文件印发形势。相较于中共早期，1927-1931年的中共在文件印发的技术层面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中共面临的相关压力却明显增加：一方面，白色恐怖使文件印发的风险提高，可借助的党外资源减少；另一方面，党的政策变化巨大，事务增多，又产生了大量的文件需要印发。这使得党内的文件印发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

作者接着对中共早期的文件印发和传递的组织技术进行了考察。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由于经费、人员、技术等条件限制，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文件翻印能力在不断拉大，造成各地党组织对中央文件翻印工作的依赖。从文件传递环节来看，中共仍主要采取党员随身携带与邮政系统传递文件的方式。但随着国民党沿途检查手段的升级以及经费限制等因素，这种方式在保证安全与节省资源之间越来越难以兼顾。

此外，作者从党内政策态度的角度分析了文件印发流程中的组织压力。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经历数次重大会议，政策路线和人事安排几经调整。在这一背景下，相关会议决议的印发状况，不仅是技术问题，也被视为各地党组织对新政策路线的态度。

最后，作者指出，在没有技术突破的前提下，中共文件的印发境况趋于恶化。直到1931年初，在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向苏区、积极推广巡视工作，党内电报的使用等因素相加之下，中共的文件印发工作才得到了极大地缓解和改善。

在之后的点评环节，曹树基教授给这篇论文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自己读到的少有的佳作。首先作者使用的是典型的过程文件，对于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很好的还原。其次，行文的逻辑和框架非常缜密，每一部分的一头一尾，都是对于该部分内容高度的凝练和总结，颇有自己的行文之风。最后，文章不仅仅对史实进行了很好的叙述和还原，更在最后一部分，将文件的印发机制和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结合，使全文的立意有了一个很好的拔高和升华。

李里峰教授也对这篇论文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但他也指出了一些可以继续打磨和修改之处。例如，文章的标题为《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探析（1927-1931）》，但通读全文，基本都在还原文件印发的过程，“过程”并不等同于“机制”。如果是要探讨“机制”，恐怕还需要引入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机制”有一个更加概念化的观察。同时，论文的时间段是“1927-1931年”，那在这个时间段的之前和之后，中共的文件印发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这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延伸讨论和对比研究的问题。

李翔教授则建议，可以将中共的文件印发机制与共产国际与苏共的机制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放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中去考察，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不仅如此，文件印发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这是一个传播学领域经常关注的问题，他建议作者可以阅读和引入一些传播学的知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更加理论化的考察。

论坛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期间除了两个小时的中饭和午休时间外，基本全场无休。论坛在一开始就定下基调：杜绝“形式主义”和“好人主义”，场面话不要说，恭维客套的话不要说，只说缺点，只说有待改进和提高之处。学者们普遍表示，这是自己参加过的“炮火”最猛烈也是最真诚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领受到的批评和建议，甚至比一整年里所收到的都要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的瞿骏教授在最后的点评环节，也给受到了一整天“猛烈炮火”的青年学者们以鼓励和安慰，他表示自己也向此次论坛提交了论文，但是并没有被选上，最终只能以点评者的身份参会，因此所有青年学者大可不必伤心难过，能够有机会在论坛上汇报论文，就已经是对自身学术实力的一种肯定。本次论坛也为广大的青年党史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不再是闭门造车般地在自己的领域里单打独斗，也让彼此知道了对方的研究和自己当前研究的不足。而相关党史期刊的编辑们的与会，以及他们从编辑角度给出的建议，使青年学者们收获良多，也为他们日后更好地建立写作规范和发表论文提供了许多帮助，使之感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