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译者读《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从昭陵看北族的影响

【编者按】

日本知名出版社讲谈社在《中国的历史》系列之外，策划十年，邀请日本国内一流的历史学者撰写了《兴亡的世界史》系列，共21卷。这一系列，聚焦世界史上的重要题目，融汇了学术界的前沿成果，给大众介绍专业的史学知识。近日，该系列的中文版首辑推出九卷，我们邀请其中《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的译者、关西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石晓军朗读该书中的一节。

澎湃新闻翻书党的读者朋友你们好，我是《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译者石晓军，本书是“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系列图书之一。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书中“从昭陵看北族的影响”一节。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下，一批学者进行了有关丝绸之路的调查。2005年9月6日，我作为调查团的团长，站在了唐太宗与其皇后长孙氏合葬的昭陵上。昭陵位于西安西北约六十公里处，车程约两个小时。昭陵是借着九嵕山这样一个自然山体来建造的，非常巨大，是人工修建的秦始皇陵以及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无法相比的。昭陵本来是太宗为先一步故去的长孙皇后而下令建造的，后来太宗自己也葬在了这里。

中国的天子平时在皇宫的御座上或是举行仪礼时，都是面朝南，即南面而听天下，因而死后的陵墓也都是面朝南，昭陵之后埋葬高宗和武后的乾陵也的确是面向南方。在昭陵，虽然南边有门以及献殿，很多皇子和臣下的陪葬墓也都在山陵的南侧，而最重要的设施——北司马门却在山陵的北坡中部。在该处还有根据太宗的命令而设置的六匹马，即在太宗创建唐朝的时候，随之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六匹爱马的石雕。该处还有649年太宗驾崩以后其子高宗命令雕凿的、太宗时代臣服于唐的十四位诸蕃君长的石像，分别列置在左右（东西）两边。据《资治通鉴》说，这些诸蕃君长之中最为忠诚者是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他在太宗死后曾要求以身殉葬，高宗下敕不许，为此雕凿了阿史那社尔的石像作为代替品放在了昭陵。

但是，昭陵六骏石像现在却没有放在原处，六骏中的两骏很早就被人以非法手段运到了美国，还有四骏现在被移放在西安市内的碑林博物馆，在原地的只是复制品。昭陵六骏是出自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之手的精美浮雕作品，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昭陵六骏栩栩如生的英姿。据说，太宗御制的赞美六骏的四言诗，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用隶书题写于马身之上，但现在却一点痕迹也看不到。

另外，突厥诸国君长的石像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残存的只是附有铭文的七尊石像的基座，仅有部分残块保存在山麓下的昭陵博物馆内。可是根据汉文史料来看，这十四人的姓名、出身及国籍都很清楚。因为被盗掘的陵墓之本体在山顶附近，所以太宗实际上是面北接受十四国君长朝见的。这一点若站在传统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来看，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但如果从太宗作为“天可汗”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则一点也不奇怪。

在十四个人中，立于东侧的有：曾经居于唐朝上风的突厥最有名的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四人，加上新罗女王金真德、安南林邑王范头黎、印度王阿罗那顺，一共七个人。站在西侧的是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吐谷浑的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吐蕃的第一代赞普并从唐朝迎娶了文成公主的松赞干布、高昌王麹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七人。

在上述十四人中，有七个人是雄踞于中国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国家或半农半牧国家的领导人，四个人是西域绿洲城邦国家的王。由于新罗被唐朝视为活跃于东北、以半农半牧国家的身份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的后继者，所以也可以算作北方-西方阵营之一员。这样算下来，剩下的就只有南方的林邑和印度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充分地窥见并了解到，对于中国王朝来说，游牧民族和西域城邦国家所在的北方-西方丝绸之路地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制服了这些国家，太宗才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因此，在昭陵里太宗向北面对位于北司马门的诸国君长是很自然的。我们据此推测昭陵具有象征南面的中华的皇帝和北面的天可汗两个方面的意义，绝非没有根据的臆测。

除此之外，昭陵还有着浓郁的突厥风格。据中国学者葛承雍的研究，中国的这种“依山为陵”的陵寝制度本身之所以始于昭陵，是因为受到了突厥圣山信仰的影响；而且特意彰显六骏这一做法，也是与鄂尔浑碑文中详述的中兴突厥第二帝国的英雄们彰显爱马如何活跃一脉相通。而且北司马门的六骏之中的几匹骏马的名字的确来自突厥语或粟特语。这一点恰好雄辩地说明，相当于现代新型战斗机一样，古代的优秀战马，总是产生于西北方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之手。

正像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尽管因太宗授意，史料被篡改，导致缺乏直接证据，但在隋末群雄并起的时代，李渊肯定曾经从突厥大可汗始毕那里接受过小可汗的封号。也就是说，那时候在突厥与唐朝之间存在一种君臣关系，李渊处于臣子的地位，到其子李世民的时代才终于扭转了这种状况。实际上，消灭了突厥第一帝国的太宗被草原上诸国君长赠予“天可汗”称号的真实含义，应该从这一层面来加以理解。迄今为止有关“天可汗”的种种夸大的解释，不是因为记载此事的汉文史籍被太宗篡改，就是基于中华中心主义的一种事后诸葛式的解释。

另外，北京大学的罗新认为，始于唐高宗时期的这种给皇帝加尊号的传统，恐怕也是受到了突厥的影响。太宗之后，唐高宗曾经将自称“皇帝天可汗”的玺书送给北方及西域的君长们，其后又毅然改称“天皇”。在这一改称的背后，恐怕也是存在希望此举可使其妻武后作为“天皇”的伴侣而成为“天后”，以便达成其取皇帝而代之的意图。女性当皇帝在儒教世界里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一点，武后很可能不仅利用了外来的佛教，也灵活利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

【朗读书籍】

【日】森安孝夫/著 石晓军/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1月版

森安孝夫现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是其代表著作。本书讲述了与丝绸之路历史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唐朝的建国史与建国前后突厥的动向、安史之乱为唐帝国带来的变化与回鹘的活动，再现了从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这段盛唐时期。

【延伸阅读】

【日】森谷公俊 等/著 庞宝庆 等/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1月版

在首辑推出的九本中，除了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还有杉山正明的蒙古史——《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讲述世界从蒙古时代开始真正全球化；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史——《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分析多民族共存的伊斯兰世界如何实现长期安定；石泽良昭笔下的东南亚——《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仿佛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等等。这些不同的历史视野，融入一个共同的文明系谱，成为人类能够安心共享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