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超之父”郎效农：足协不应干预引援，青训问题一直在

2019“广汽本田·中国足球名人论坛”于今天下午4时在广州开讲。本次论坛邀请到的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就是被外界称为“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刚刚在上海举行的2019中超颁奖典礼上，郎效农被中国足协首度授予“中超联赛贡献奖”，堪称众望所归。此番莅穗，郎效农将在今天下午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

论坛开始前，老郎向《广州日报》记者透露他自己对中国足球现状的一些真实想法。

今年72岁的郎效农曾担任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2001年开始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因此也被称为“中超之父”。他先后还担任过联赛部主任、中超秘书长、中超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也曾短暂入职河南建业俱乐部的总经理。

在足球圈里，郎效农的专业能力和人品都是有口皆碑。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之后，老郎就一直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探索之路投入了全部精力。

维护职业联赛公平大环境和发展规律、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创造自主发展的条件、联赛为本带动中国足球高水平发展，这些都是老郎一直坚持至今的足球信条。

本文图片 广州日报图片记者 廖艺

在上海中超颁奖典礼上老郎发表的那番获奖致辞，被认为是表达了中国职业足球人共同的心声。谈及此，老郎说：“当时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些话，确实是感谢所有为建立中超这个平台做出了贡献的同志们以及俱乐部！”

中国足球职业化：“被逼”与“大势所趋”

回忆起近30年前中国职业化启动的前夜，郎效农很坦白地概括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被逼”的，二是“大势所趋”。

“被逼”是因为当年国家体委出台《奥运争光计划》。“当时国家体委要求缩短战线，优先发展一些容易拿到奥运金牌的冷项，三大球这种人多、金牌少、周期长的项目就首先受到冲击。很多地方都把三大球项目砍掉了，即使不砍，原来的梯队也被大量压缩。这样一来，我们的足球项目很容易就会自然消亡，创立足球职业联赛是当时的一条自救的道路。”郎效农说。

“大势所趋”是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郎效农说：“1993年的十四大是确立了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1992年召开的红山口会议，其实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明确信息，所以我们才决定了两大方向，一是足球协会实体化、二是联赛职业化。”

郎效农表示，当年中国体育界基本达成共识，像足球、篮球、网球、自行车等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项目，如果我们不是和国际上足球先进国家处于同一体制平台，我们是永远无法赶上人家水平的。因此，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既是规律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红山口会议确定中国足球向职业化改革的方向后，中国足协在1993年曾组织了很多人手前往日本和欧洲等地进行考察。“当时日本是花了好几年时间调研之后，才在1993年启动J联赛，但当时在日本足球界依然存在很多争论。而我们当时可以说对足球职业化一无所知，但还是决定先上路再完善。”郎效农说。

日本J联赛后来发展得很好，包括很多规章制度都十分健全，老郎认为这和日本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而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了解何况足球？老郎举了个例子：“比如当时的广东宏远是全国最早要注册足球俱乐部的，但地方的工商局认为俱乐部只能注册成非盈利的社会团体性质，根本不能开展俱乐部的合法经营。后来宏远俱乐部就成立了公司，想把资金通过公司转入俱乐部，但同样行不通。因为公司是企业法人，要收33%的企业所得税，而俱乐部也不能从公司直接注入资金。”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公司法》甚至还没有颁行，所以要成立职业足球俱乐部真实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由于我们从社会条件、经济体制、文化背景、法律环境等方面都不具体职业化的成熟条件，因此我们的甲A俱乐部当时大部分都还是保持体工队管理模式的‘翻牌俱乐部’，中国足协也无法让俱乐部和联赛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形成制度化。甚至于后来出现了很多联赛的乱象，这都是职业化初级阶段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从中超到“职业联盟”：如何放权？

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甲A”结束，中超时代于2004年正式登台。郎效农作为当时中超的顶层设计师，他认为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

“当时中国足协为了世界杯，要搞联赛为国家队让路，搞了两年联赛没有升降级（2002、2003），并向各俱乐部承诺要建立一个新的平台。那么新的平台是什么？中超就是这样在偶然的因素下成立了。另外，甲A的规章制度和俱乐部建设都很不规范、不健全，升级是必然的。

郎效农表示，那时候他给中超设计了“三位一体”的方案，一是必须按照《公司法》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足球规律相结合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二是建立中超委员会，负责组织中超联赛，共同民主管理。三是建立中超公司，负责中超的商业开发运营。郎效农认为，当年他的这个思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包括现在即将组建的“职业联盟”，其实核心就是中国足协如何“放权”的问题？

回顾25年来的中国职业联赛，郎效农认为必须坚持职业联赛的规律，不能走回头路。“比如说引进高水平外援，我觉得这事足协就不应该干预，你不能把国内球员的低水平归咎于高水平外援的加盟。甲A初级，我们抱怨外援水平低，如今外援水平真的高了，你又‘叶公好龙’了！高水平外援提升联赛水平，联赛水平提升逐步改变中国球员能力，这是必然的规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郎效农以自己多年对职业联赛的专业研究，对当前中超的改革提出了一点意见。

首先在体制上，老郎认为职业联盟是必须成立的，但应该先搞“中超联盟”，中甲慢慢看，中乙先暂缓——毕竟现在每年连队伍的数量和赛制都无法保证。“中超俱乐部现在都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单位，因此中国足协按道理只能对俱乐部行使注册管理的权限，不能干预俱乐部的经营（除非违法）。所以现在如果不成立职业联盟，各中超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就不是真正‘一家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国际足联章程上有明文规定的，我们只需要认真研究国际足联的章程，遵守执行就可，不需要自己另搞一套特殊化的东西。”

第二，郎效农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中超联赛的主体，也是职业足球市场的主体。“职业俱乐部就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中国足协能帮助俱乐部自负盈亏吗？”老郎说，“所以中国足协对职业联盟的管理可以有，但只能是在一些关乎联赛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有一票否决权，其他就必须充分放权给联盟。”

第三，郎效农认为现在所谓“限薪”等政策，其实是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说限定1000万合理吗？大家看法都不一样。以前我在甲A时代曾让所有俱乐部老板自己讨论一条线，结果根本达成不了共识，毕竟大家都是在联赛中存在竞争关系。”老郎说，“我建议还是参考国外一些国家搞的俱乐部财务平衡制度比较合理，以审计报表的数据为准，具体投入不作限制，但工资总额不能超过投入的55%。一般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家俱乐部的工资总额不超过投入的55%是不会亏损的。”

真正按规律办，中国足球不到10年就有起色！

虽然退休多年，但郎效农对中国足球的关注一点也没有消退。除了中超，老郎这些年还经常在全国各地观看青训比赛。对于当下青训的现状，他说有两件小事情可以参考。

第一个是1992年在海埂的冬训，中国足协当时邀请了一个欧洲专家教练来考察各队的训练，希望他能提点意见。“当时那个外国专家看完了，足协领导就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很不错，球员们都练得很刻苦。领导希望他能真正给点改进的建议，他说：可惜的是，大家训练的东西都不是比赛的东西。”老郎说。

另一个是前两年在一次青训的论坛上。“当时绿城的日本教练说：青训要让孩子们从直接1对1的对抗训练开始做，再到3对3，最后11人对11人。但国内教练却说要先狠练个人基本功，就是静态的传接技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问题其实一点没有解决。”老郎有点遗憾地说。

郎效农表示：“现在的先进足球规律是什么？无非是防守的压迫性越来越强，让球员的决策时间更短、处理空间更少。另一个是进攻上更快速，更灵活。我们的青训是否应该围绕这些去做呢？前几年一个U16比赛，我看了一个日本的梯队过来，对阵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前三名，都赢了。第一个对手，他们赢了9比1，虽然身体不如我们，但一上来就是全场逼抢快速攻防，让对手连半场都几乎过不了。后面中国两个队伍也被迫学日本队的踢法，结果双方反而打成均势。所以，我们就算是被逼出来的改变，也总比不改变好。关键还是我们对青训的理念、足球理念存在偏差。”

老郎说，现在越南国家队现在平均年龄不过25岁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真正通过青训搞起来不过10年左右。但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低龄青训球队看上去不如越南，主要还是我们的教练水平和青训理念不如别人，没有抓住规律。如果我们借鉴越南的经验，真正遵循足球青训的规律，坚持下去不用等10年就会有起色！

对于广州恒大和许家印，老郎认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在2009年中国足球最低潮的时候，许家印用他超前的意识和投入，一下子激活的中超。恒大也用很多现代企业管理的规律真正运用到了俱乐部的管理上，很多经验都值得中国足协和其他俱乐部借鉴。”

广东球员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中国队水平

这次论坛，主办方还要求各位参加论坛的嘉宾参与“2019广东足球最佳阵容”的评选，就是从今年所有在中超联赛上过场的广东户籍球员中，按照433的阵型选出11名球员。对于“广东足球”和“广东球员”，郎效农也十分感慨。

老郎说，以往广东队和广州队的球员有鲜明的技术特点，用“穿花蝴蝶，水银泻地”八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的，国家队里广东籍球员也是占半壁江山。为什么现在特色鲜明的广东球员不见了？甚至国家队里也很很难才有一个半个广东籍球员？

郎效农说：“过去广东和辽宁的南北派风格十分鲜明，国家队主要由来自这两个地区的球员组成是合理的。但在职业化改革之后，各地的足球发展水平都提升了，青训也上来了。你看现在，湖北、四川、江苏这些省份的青训都很难出人才，甚至河北、河南、浙江都有不少好的苗子。因此，不仅仅是广东，连辽宁也一样，大家的以前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优势就逐步消失了。”

老郎认为，“南派足球”主要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地域条块管理模式下的产物，但在职业化人才流动打破之后，广东本土的足球人才与北方足球人才的交流上存在严重的“逆差”。“到底原因在哪里，肯定有些规律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广东足球失去自己的特点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原因。”老郎说，“以前容志行、陈熙荣、古广明、赵达裕、吴群立、彭伟国这种类型的球员，是直接可以决定国家队的节奏和进攻方向的，现在国家队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了。坦白地说，广东球员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中国队的水平。”

郎效农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广东球员的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和越南差不多，广东的面积比越南小一点，人口比越南多，GDP更是远在越南之上。如果能借鉴越南的足球发展经验，真正抓住足球青训规律和先进理念去做，广东还是有可能重新出一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