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南方车站的聚会》不值得你我点赞

2014年柏林电影节把金熊奖颁给《白日焰火》之后，导演刁亦男就火了。当他的新片《南方车站的聚会》确定在今年贺岁档上映后，立即就引发了期待。加上原定同期上映的《兰心大剧院》临时撤档，《南方车站的聚会》成为这个12月上旬最热门的国产片。怀抱着期望走进影院，走出来时却是大大的失望。

倒错的价值观

和《白日焰火》一样，《南方车站的聚会》也具有一个悬疑的剧情外壳。盗窃团伙头目周泽农，在团伙火并中失手打死了警察，遭到通缉。当看到通缉令上悬赏30万元的字样后，周泽农想出了一个给五年不见的妻子杨淑俊留下财产的主意。他让陪泳女刘爱爱寻找妻子，让她举报自己，以获得这笔奖金。

看完电影，实在为其中倒错的价值观感到诧异。这是一个追捕杀人凶犯的故事，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神奇而充满情谊的好汉的逃亡。成百上千的警察，织成天罗地网，都碰不到周泽农的一根汗毛。最后还是周泽农自己设计了圈套，让警察开枪打死了自己，并让妻子杨淑俊从刘爱爱手里得到了那笔奖金。

显然，这个故事很像著名的好莱坞电影《雌雄大盗》，都是一样的歌颂劫匪而嘲笑警察。当年，描写传奇大盗邦妮和克莱德的电影《雌雄大盗》获得奥斯卡7项提名之后，连《纽约时报》都看不下去，批评“《雌雄大盗》是一部赤裸廉价的闹剧。”今年好莱坞又推出一部名为《劫匪》的电影，从警察追捕的角度，重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雌雄大盗故事，让观众看到，邦妮和克莱德确实是最危险的罪犯，死有余辜。

一部电影，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所谓的“艺术电影”，都有它的价值观。看完《南方车站的聚会》，我不得不指出，它的价值观是倒错的。几十名偷儿在宾馆堂而皇之聚会，划分盗窃势力范围；偷儿内讧争斗，周泽农身手矫健，恍若游侠；在警察重重围捕下，周泽农机敏果断，几次逃脱；面对妻子，周泽农有情有义，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来巨款留给妻子。所有这些情节，无一不是在为这个凶残的犯罪团伙首领唱赞歌。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影片痴迷于所谓“暴力美学”，偷儿们半夜在城里进行偷车比赛，呼啸来去，如入无人之境；被叉车割头，被子弹击毙，鲜血飞溅，比比皆是。导演显然是对此津津乐道的。

于是，我实在忍不住想质问导演刁亦男：你有过摩托车被盗的经历么？有过家人被杀害的经历么？你究竟还有没有是非观念和善恶判断呢？描写犯罪没有问题，这是社会现实。问题在于，电影对于犯罪的态度。欣赏犯罪，还是谴责犯罪，这才是个大问题。把一个罪犯写成有情有义的好汉，其价值观倒错得离谱。

失误的方法论

这里，我并不是说，罪犯就没有任何善良之处。在司法机关工作了一辈子，我深知，这世界上没有天生的罪犯，任何犯罪都有其原因，任何罪犯也必定有其可宽恕之处。对人，对事，必须要两面来看，这是认识论的基本方法。不然，就会有失偏颇。

据说，这个让亲人举报自己以获得奖金的情节来自于真实案件，这说明罪犯阴暗的心理深处有着一抹珍贵的亲情。但毕竟，这是一个善恶并存的罪犯。因为恶无视他的善，当然不对。但是，因为善，又无视他旳恶，也是片面的。人性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人性，才是正确的方法。

前不久，看了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爱尔兰人》，非常喜欢影片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杀手弗兰克·希兰。他既沉默、机敏，又狠毒、果断，对家人温柔慈爱，对对手残忍冷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周泽农和刘爱爱却被过度美化了，盗窃团伙首领的贪财、狠毒没有了，陪泳女的风尘感也消失了，俨然一对风尘侠男侠女。可笑的是，如今早已不是金庸笔下的武侠时代了，那种风尘男女就必定成为一个笑话。

我们可以对照刁亦男的前一部电影《白日焰火》来看，张自力和吴志贞这样亦正亦邪的人物比周泽农和刘爱爱这样扁平化的人物就要好看也深刻得多。尽管饰演周泽农的胡歌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仅有一脸沧桑感，而与盗窃团伙首领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些年不少法制题材或者破案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了展示犯罪的社会原因，不惜刻意美化罪犯。殊不知，犯罪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原因。正如毛主席早年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惩治罪犯，正是让罪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除了人物塑造的方法论，《南方车站的聚会》还有环境打造和情节设置方法论的问题。影片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导致很多环境与情节脱离现实，脱离影片规定的情境。比如动物园里的追捕，显然过于荒唐。一个南方城中村，何来拥有大象狮子老虎的野生动物园？比如游乐园里半透明的塑料膜和哈哈镜以及花瓶女孩唱歌，又过于生硬地强调了象征意义；比如“飞车割头”和“血花雨伞”的情节，则明显是对昆汀·塔伦蒂诺作品的模仿。

说到昆汀·塔伦蒂诺，我想到了他刚拍的《好莱坞往事》里的一句台词，那个沉迷于好莱坞电影的孩子说：“我们去杀教我们杀人的人”。今天，连昆汀·塔伦蒂诺都在反思自己的暴力美学了，我们的导演莫非还要沉浸在血浆里赞美犯罪而醒不过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