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人权论坛”在京举行，专家：“人权”是一个历史进程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于12月10日至11日共同在京主办“2019·南南人权论坛”。据新华社报道，来自80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300余人出席论坛，围绕“文明多样性与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并取得共识。

“我观察到，参加此次会议的大多数来宾，都是非洲面孔。”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特别机制司工作组和问责处处长卡里姆·赫兹拉沃伊（Karim Ghezraoui）认为，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也是为什么此次论坛受到这些国家赞赏的原因。

“就像是，我们不能总看CNN，BBC，也需要不一样的立场和声音。”卡里姆·赫兹拉沃伊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我相信，中国也会发出中国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正在逐渐变得更大。”

“2019·南南人权论坛”开幕的当天正值“世界人权日”。近期，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关切和批评。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众议员更是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陆续通过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人权事业，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实际相结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西方将这个概念局部化，有选择地将‘人权’进行了定义，它们忽视了‘人权’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多维度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人权’有不同的着重点。”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和平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刘成在“2019·南南人权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刘成指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海外赶超性。这样的“弯道超越”使得拥有同样经历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到了希望。

中国发展的核心与“人权”相联系

澎湃新闻：作为参会人员，你能介绍一下此次会议与上次不同的地方吗？会议亮点和重点是什么？

刘成：这次更有特点，相对来讲更接地气，与会人员更多的是学者，他们也更能感受到中国的实情，触动更大。南南人权论坛，主要想要打动的不是高级别官员，而是普通的外国百姓，让他们感受中国的发展以及能为世界未来发展带来些什么。

大会第一个发言的尼日尔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及他的秘书告诉我，他们花费将近一天的时间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参观了中国上海。他们看到中国年轻人的举手投足，也非常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可持续的。普通百姓和官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此次会议接地气的特点，效果也非常好。

澎湃新闻：主办方安排外方嘉宾参观上海，主要参观了市民垃圾分类，社区老年人的业余活动和AI创新城这样的地方，这是什么用意呢？

刘成：这样的安排，展现的是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现象，也能体现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对“人权”的关注。比如安排外宾参观垃圾分类，也是中国最近才提上日程的，垃圾分类涉及人的健康、环境保护，与一个国家、城市的发展联系，从根本上讲，也跟“人权”有联系，因为健康权、环境保护与人紧密相关。

这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发展、城市面貌其核心与“人权”相联系，当然这也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而上次论坛却没有安排考察其他城市，我认为这样的参观，给与会人员直接的感官体验，带着真实的感受，再进行人权问题的讨论，效果会比较好。

“人权”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多维度的

澎湃新闻：西方人经常指责我们模糊“人权”和“生存权”的概念，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此次会议有没有对“人权”概念作出新的论述？

刘成：西方将这个概念局部化，有选择地将“人权”进行了定义，它们忽视了“人权”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多维度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人权”有不同的着重点。比方，我是研究英国历史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但在1842年以前，中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更不用说被选举权了，工业革命完成很长一段时间后，英国的妇女在一战结束之后才拥有了选举权。在那个时代，英国人讲“人权”吗？

所以，“人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对于“人权”的关注点必然与已经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发达国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此次与会的国家，一些来自非洲，很多人仍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很多国家的儿童都不能读书上学，受很好的教育，这些国家的“人权”侧重点是放在英美的评判标准下，还是（侧重）生存权、远离战火的权利和受教育权呢？这些权利是不是“人权”更重要的内涵呢？

发达国家强调的“人权”在很多年以前的关注点也是人的生存权，与今天发展中国家相类似。19世纪时，当时英国国民要求享受选举权时，英国政府采取了镇压方式，请问，那时它们所讲的选举权也是“人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几乎所有的国家公民满足一定的年龄标准都应该享有选举权，英国政府为什么当时不将其赋予国民呢？所以“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文化彼此不同，它们有自己的安排。

这次会议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人权”保护都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有过相似的历史经历，都曾被西方列强欺辱，我们曾经是“穷朋友”、“穷兄弟”，今天中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展起来了，过程中我们又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人权”、发展“人权”，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人权”保护的模式，更值得他们借鉴，对中国也更信任，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他们来说也更有说服力。

澎湃新闻：中国的硬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一些问题上也越来越有话语权。你认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针对“人权”的阐释会不会有转变态度呢？

刘成：一个国家对于“人权”的保护、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最终好坏与否，我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外界也会看的清清楚楚。只要不带有色眼镜、以平等的、历史的眼光，不以偏颇狭隘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发展的话，必然会对中国有正面评价。

就像这个南南人权会议一样，同样有很多发达国家与会成员代表，比如法国、荷兰、英国、联合国官员，他们的参与感与表达充分肯定了中国现阶段对于人权保护做出的努力，他们也给予了正面、积极的评价。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人权保护（状况）发表消极评价，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不是很了解，或者认识渠道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威胁到了西方的利益，被超越的感觉总是不舒服的。

中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样的“弯道超越”使得拥有同样经历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到了希望。所以我认为只要以一种实事求是、平等开放尊重的心态看待中国，就不难得出正面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次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来到中国不禁感慨，上海是如此的摩登现代，城市高楼大厦耸立，中国人民工作努力勤奋，我们的成就也绝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仅用一言一语就能否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高铁建设、城市面貌、年轻人在各个国家的展现，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40年伟大的成就，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权，不保障人权，人民建设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当然，西方发展到今天，有的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有些国家甚至进入后现代化阶段，我们不能苛求在同一个时间让不同的国家站在同一平台上比较。西方的国家最早进入工业社会，最早完成现代社会转型，它们在富起来的时候应该给予欠发达国家更多帮助，这样才是对人权最大的保护。

很多国家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成为他们的牺牲品。随着西方的发展，世界已经变成了两部分：核心—边缘。西方发达国家明显占据核心，向外界传输他们的资金和技术，边缘国家却向发达国家输送资源，造成西方国家越发达，边缘国家越落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中国现在的很多地方仍没有脱离贫穷，按照人均与西方进行比较，还是很落后，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比我们更落后的国家。我们奉行“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我们通过提倡“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升级为国际版，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际升级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我们更愿意学习西方的文化、政治制度、语言，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心态，这也是中国40年发展起来的很重要的因素。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很多西方国家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出现的问题不应该用放大镜来看待

澎湃新闻：谈及可持续发展，南南人权的主题更离不开南南发展合作。在进行发展方面的合作时，中国进行援助或投资基本不会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是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一些西方国家提供援助往往都需要“善治”、“人权”、“民主”等作为附加条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愿意接受中国的援助。你认为中国援助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有哪些？

刘成：任何援助和支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国家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坚持“不结盟”。我们只谈经济，但西方在殖民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紧密不分，教育、政党、法律都由西方制定，将其国内的一切都在被殖民国家进行复制，在援助国家也故技重施。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很多弯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也存在过出入，但是我们在评价中国今天的成就，在对外开放、接受国外投资的方面进行总结时，我们更愿意用正面评价来回应外国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深知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才有今天的发展。援助非洲时，他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思维、正常的心态面对援助过程，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用放大镜来看待，本身这样的思路就是有问题的。

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援助和对外合作完全建立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的合作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认为还是要看主流，看未来，看全貌，不能只看局部，过分纠结于个别细节，以偏概全。

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例如意大利。这是双方的选择，尽善尽美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逐步靠近。西方对中国援助的评价本质上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各自的发展模式不一样，这种看法比较片面。西方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认识不够，理解不足，对于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人民也是一样。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为他们培养了万千人才，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利无数，全球化的背景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抱怨，不是强硬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要采取对话的形式，多听听别人讲什么。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出现很多新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践踏人权、恐怖主义、南北差异，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中国在全球化现实面前，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讨论如何保护人权、发展人权，如何将人权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连。

今天上午非洲的一个代表发言称：“我们国家有民主选举，但是没有粮食。”听到这里，我不免感慨，对于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这些国家来说，究竟是西方所谓的“民主”更有借鉴意义？还是有饭吃、有学上、有房子住，更贴近这些国家的“民主”呢？“民主”的定义和“人权”一样，不是单维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