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清华“剑客”，高处眼亮

清华大学校友满天下，但要说如今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活跃度，高晓松要是第二，恐怕也没人敢领第一。来，下面要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清华四剑客”是谁？

普通青年可能会说：高晓松？李健？咦，那还差两个啊……

 

恭喜你，答错了。

文艺青年可能会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这几位的名字如雷贯耳，但他们可不是什么“剑客”，而是清华大学国学院（1925—1929）著名的四大导师。

 

陈丹青国画《清华国学院》

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正确答案是：李长之、季羡林、吴组缃、林庚。他们四位都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考入清华大学，都是文学青年，求学期间结为好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后来也都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所以有“清华四剑客”之称。

季羡林在《追忆李长之》一文中说，“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可见，“清华四剑客”的名号在他们读书时还没有，是后来才有的，但季羡林先生对这个称呼是认同的。

 

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长之、季羡林、吴组缃、林庚

在清华求学时期，“四剑客”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李长之。1933年至1935年，李长之曾经主编《清华周刊》的文艺栏目和《益世报》的副刊等，不仅他自己发表了大量文章，季羡林、林庚和吴组缃也常受邀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李长之早期的诗歌中，也常能看到另外三位的名字，如：《梦林庚》（作于1934年）、《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作于1934年）、《送季羡林赴德国兼呈露薇》（作于1935年）。

今天，12月13日，李长之先生逝世四十一周年，让我们来说一说他的故事。

李长之1910年出生于山东利津。季羡林也是山东人，所以他们从读小学时起就认识，是发小。李长之读小学、中学时，正是张宗昌统治山东的时期，这个著名的“狗肉将军”极端尊孔，任期内强令山东学生复古读经，倒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李长之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大概也与此有关。

 

《孔子的故事》是李长之代表作之一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一开始入的是生物系。当时，季羡林常去串门，只见墙上贴着李长之画的细胞图，到处是老师改正的笔迹。李长之却不认为老师改得好，理由是“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季羡林觉得这位老友选错了专业，因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果然，没多久，李长之就转到了哲学系。由此，他的天才真正开始爆发。

李长之的名字，对现在的读者而言可能有点陌生，但若穿越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情况完全不同。

他既是诗人，有诗集《夜宴》和《星的颂歌》；又是翻译家，精通德语，译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童话》等。在文艺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更是享有盛名：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写了《鲁迅批判》；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孔子的故事》等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此外，他还系统撰写了《西洋哲学史》《北欧文学》等一系列专著。

这里要划一下重点的是《鲁迅批判》，因为它是经鲁迅本人过目的、系统研究鲁迅作品的第一部专著。需要说明一下，此处的“批判”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不同，并没有攻击和否定的意图，当时的“批判”就是“评论”，属于文学批评。

 

《鲁迅批评》书影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1935），李长之才25岁。他的初衷很简单：“打算就中国几个在青年的印象上顶深的作家，一一加以批评起来，其中当然有鲁迅。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唯一的批评者的态度。” 不妨设想一下，这事放在今天，就等于一个本科生忽然写了本书，指名道姓要批评当代文坛NO.1的人物，怎么都是会上热搜的大新闻。

书于1936年初版。据李长之回忆，“鲁迅先生是看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他很帮忙，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这一方面说明了《鲁迅批判》确实是一部诚意之作，并非恶意“搞事情”，否则被攻击者不可能全无还击，别忘了鲁迅和多少人打过笔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文坛风气的自由、开明，作为后生的李长之敢写，作为前辈的鲁迅愿意看校样，各自都显示出一种大气。

不唯鲁迅，纵观李长之一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选择的文艺批评对象，一定是某一国、某一时代在文艺上成就最高的人物。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中就提出：“谈一国的文化时，须就其最高的成就立论，而不能专就低处看。……站在高级，可以了解低级；站在低级，却不能够了解高级。”简单说来，要批评就批评一流人物，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不值得讨论。所谓高处眼亮。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中国诗人作评传，首选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五位大诗人。

尤其是李白，他一写再写：先于1940年出版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又于1951年重写并出版了《李白》。1943年，抗战还未结束，李长之去绵阳探望母亲时，都不忘抓紧时间去探一探李太白故里。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他来回全靠一辆坏掉的“洋马”——自行车，一路折腾、颠簸，好不容易看过了太白祠、李杜祠，还跟着拾粪老人找到了民间传说中李白妹妹月圆的墓。

太白祠所在地漫波渡在李长之笔下是那么美：“水是那样清，远远地看去就云气蒸腾似的，有些淡淡的白雾……岸上一片淡黄花的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缥缈，有些空虚，也真仿佛李白的诗境！”可以说，为“诗仙”李白作传，是青年李长之的一场巡礼。

 他不仅有才气，还勤奋。在抗战之前，他发表的批评文章就有二百万字之多；抗战期间也未停笔，《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北欧文学》等都写于此时。据说他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纪录，连朱自清先生都赞叹不已。确实，这手速放在今天也是惊人的，绝对是编辑们争相约稿的好作者。吴组缃就说：“从前讲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我说中国凡有报纸刊物的地方，都曾刊有长之的文章。”从李长之的高产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有人劝李长之不要写得太快、太多。其中就有十分赏识他的师长，如杨振声、闻一多先生，都曾经劝他小心“悔其少作”，多则易滥。但从李长之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反而要庆幸他在创造力和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始终保持着走笔如飞的写作状态，因为等到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袭来后，谁都很难静心伏在案头工作。

等到生活重归平静，李长之已近风烛残年。一天，他去北大探望老友季羡林，叙叙旧。自古“不许英雄见白头”，但“剑客”那时都已经老了。季羡林看到李长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再想走笔如飞，也是不可能了。那是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李长之。没多久，李长之就去世了。

 

白发苍苍的李长之

2001年夏天，季羡林在《追忆李长之》一文的最后写道：“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那么，他梦到了什么呢？

也许是1946年夏天，他刚从德国回到祖国后与李长之在南京重逢的情景。那时，李长之白天工作，晚上办公桌就腾出来，让住不起旅馆的季羡林暂时有睡觉的地方，李长之还介绍他认识了梁实秋先生。

 

1945年李长之为梁实秋先生小女儿梁文蔷纪念册题字

也许是1935年炎夏，季羡林留学之前，两人一起去拜访闻一多先生。李长之还邀集不少朋友，在北海为他饯行，大家在荷花丛中泛舟，荷风吹来，微有凉意，白塔倒映在水中。

更有可能的还是在清华读书时的一个夏日午后，当时茅盾《子夜》刚出版，“清华四剑客”相约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讨论这部轰动一时的小说。屋内光线昏暗，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四剑客”各抒己，有的赞美，有的褒贬，一直争到吃晚饭的时候，方才鸣金收兵。“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在季羡林的记忆中，和李长之有关的画面大都在夏天，与青春有关。“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正是最好的时光。

 

《李白传》

李长之  著

李白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诗仙”，人人都会背他的“床前明月光”。他的诗歌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他的一生步履不停，浪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至今依然是无数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是“成功学”的典范，但他的失败与伟大，却感动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先生磨剑十数载，倾情创作的一部经典传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开阔的视野勾画李白浪漫的一生，下篇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李白的精神世界，深入浅出，带你走近一个可爱、可敬又可亲的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