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六十年（下）：反省到人生的终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分裂与统一

日本战败后，对于其战争追责与审判并不彻底，右翼势力强大，官方及民间都不愿提及曾经的罪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无论是生活还是证言活动，“中归联”都是相当艰难的，他们只将大量阵地从都市转移到乡村，以及在居住地附近进行小规模的认罪宣讲。

此外，中国的政治运动也对“中归联”产生了很大影响。1967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知，“中归联”分裂成了两派：一派称为“中归联（正统）”，另一派叫做“中联”。“中归联（正统）”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恩人，应该“一边倒”，恩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都要认同；“中联”则认为虽然中国是恩人，但是领导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难免犯错，对于“文革”应该予以观察，而不是盲目支持。与此同时，“中归联”挂靠的日中友好协会由于中共和日共的分歧，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在行为层面上，“中归联（正统）”坚持与中国交流，邀请中国友人访日，来来往往做了不少活动；与日共联系紧密的“中联”则几乎停止了与中国的交流，但是继续在民间从事认罪活动。中国方面自然更加认同“中归联（正统）”，将“中联”视为“旁门左道”，很少与之接触。

“文革”结束后，“中归联（正统）”中有人对“文革”进行了反思，觉得他们之前做得有些“太过分了”，产生了与“中联”复合的想法，“中联”的核心人物也有这种意向，虽然还是有不少人反对，但双方关系得到了缓和。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日台关系”转向“日中关系”，中日交往逐渐增多，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也有所好转，“中归联”的活动环境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此时，“中归联”成员们都已经60岁上下了。

1984年，“中归联”邀请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访日，当年在战犯心中颇有威望的吴浩然提出“不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归联”，于是两派将统一提上日程。1986年10月，“中归联”在静冈县热海召开了“中归联统一大会”，结束了近20年的分裂状态。

1996年5月，“中归联”归国40周年纪念大会

中日互访

赵毓英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1984年的第一次访日。他们一行八人刚下飞机，就有人举着条幅上前欢迎，大家握手拥抱，泪流满面，一口一个“恩人”地叫着。路人不解地问“这是什么代表团”？得到回答后更加困惑：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应该是对立的，怎么反倒成了恩人了？

访日留影

在战犯管理所被治愈的渡部信一全程陪同，对赵毓英等的照顾无微不至。“过个很窄的马路，他都要打个小旗把汽车拦住；每到一个地方，就体贴地问去不去便所；到富士山参观，又买画册又买小东西小玩具什么的；外边一下毛毛雨，就给打上伞。”到他家做客，渡部信一还庄重地从柜子里拿出他的病志，感激涕零地说：“作为我终身的证明——没有医务员的给我抢救，就没有我今天。”

在这次访日的十天期间，赵毓英一行人受到“中归联”各支部的接待，总共见到700余人，非常隆重。离开的时候从飞机上往外看，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开。后来赵毓英又去了四次日本，每一次都受到极高规格的礼遇。

“中归联”将抚顺视为“再生之地”，1980-1990年代，他们经常组织当年的同伴故地重游。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侯桂花（注：实际职务应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馆长”，此处“管理所所长”为习惯性称呼，下文均使用“管理所所长”）于1986年调入管理所展览接待科工作，此前没有接触过日本战犯，对这些“日本鬼子”颇有微词，“作为一个抚顺人，想起他们平顶山杀了我们3000多同胞，那心里肯定不舒服。”1932年9月16日，日军将抚顺西露天煤矿附近的3000余名村民集中屠杀。“平顶山惨案”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

不过她在第一次接待工作时，对这些“中归联”原日本战犯的印象就发生了转变。“那天，两辆大巴车停在管理所门口，曾经的日本战犯们一下车就跟老管教吴浩然、崔仁杰拥抱，不少人激动得掉眼泪。”当晚，大家都在战犯管理所大食堂吃饭，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吃完饭，不少人不愿住宾馆，要求住在当年住过的监舍里。

战犯管理所礼堂

抚顺战犯管理所于1987年被改造为陈列馆，请“中归联”捐赠一些实物。这些日本老兵们拿出自己的珍藏，把在1956年回国时中国送给他们的衣服、皮鞋带来抚顺，“经过了30年，很多衣物都还是崭新的。”

“中归联”也希望给他们的“再生之地”做些贡献，带动抚顺的地方发展。1988年4月，由山冈繁牵头，“中归联”集资1600万日元，在抚顺开了一家“樱花饭店”，专门做日料，计划培养一批做日料的中国厨师。

开业时侯桂花也受到了邀请，“樱花饭店在抚顺挺轰动的，厨具锃亮，都是不锈钢的，还有电饭锅什么的，当时国内都没有。像鸡蛋，咱们都吃煮熟的，他们就是生鸡蛋拌在饭里面，咱以前都没看过那东西。当时确实感觉眼前一亮。”但是由于消费过高，“太超前”，加之“中归联”内部对此也有争论，樱花饭店没开几年就停业了。

此外，赵毓英有一次受邀访日，参观“中归联”成员若月金治的工厂，发现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抚顺机械厂的产品类似，就邀请他来抚顺参观交流。若月金治欣然受邀，几经调研，决定在抚顺开办一个中日合资公司，取名“星阳”，每年接收几名研修生到日本学习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教授周桂香是当年受到资助的研修生之一。她在九十年代初到日本学习时，不少“中归联”老兵都叫她“周先生”，“在他们的观念里，无论年龄大小，中国人都是他们的恩人、先生。”拍照时也都让中国人坐在椅子上，年逾古稀的日本老人则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谢罪之花

1988年4月，“中归联”257名会员捐款564万日元，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修建“谢罪碑”。10月，“谢罪碑”建成，时任“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率19名成员前来揭幕。“谢罪碑”碑高6.37米，正面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背面刻有中日两种文字，阐述他们作为日本战犯的忏悔以及对中国人民、政府宽大政策的无限感激之意。

“谢罪碑”

侯桂花回忆：“立碑的时候，吴浩然跟我说，他们有些人生活条件不好，在农村种地。一听说要建碑，他们都特别激动，特别兴奋，都拿了钱，他们这帮人真是挺不容易的。”此外，1997年7月，“中归联”还在日本千叶县立了一块“中归联谢罪碑”，由筱冢良雄看管，防止被右翼分子破坏。

2002年，侯桂花升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之后，先后两次前往日本。“我第一次去，最让我感动的是阴地茂一的老伴。她在三重县住，腿还不好，迎着大雪坐了好几个小时火车来见我。她说：‘阴地茂一去世了，他托梦给我，说咱们战犯管理所的所长来了，你得去看看。’”原来，阴地茂一有个遗愿，他留下一缕头发，希望能埋在战犯管理所，他老伴就是为了此事而来。

令她感动的还有高桥哲郎。2016年7月，侯桂花受邀参加一位“中归联”原战犯上坪铁一子女的新书发布会，她提出顺便去看看高桥哲郎，双方约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90多岁高桥颤颤巍巍地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跟我说：‘你是战犯管理所的第九任所长。’这样一句话就让你感觉到他对战犯管理所的感情，每一任所长他都记在笔记本上。”

战犯管理所收到过很多来自“中归联”的礼物，最让侯桂花动容的是战犯福岛进的妻子送来的牵牛花种子。1956年战犯被释回国时，管教吴浩然将牵牛花种子送给喜爱花卉的福岛进，嘱咐他说：“我送你花种，下回你再来中国，不要带枪来，要拿鲜花来。”

福岛进谨记教诲，回国后精心培育，将繁育的牵牛花送给邻里及访客，并将其命名为“谢罪之花”。几十年后，福岛进去世，他的妻子把他培育的牵牛花花种带回中国，重新栽种到战犯管理所，生机勃勃，成为所内一道风景。牵牛花也作为和平的象征成为“中归联”的标志，很多人的名片上都会印上一朵盛开的紫色牵牛花。

“中归联”和平纪念馆大门上贴的牵牛花照片

记录“中归联”

2019年6月底，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馆，面对着800多具在87年前被屠杀的中国平民的遗骸，日本作家星徹面色凝重，不断举起相机，将累累白骨摄入镜头。我问他：现在是什么心情？他答道：“悲伤，非常的悲伤。无论日本人如何认罪、忏悔，这些死去的人也不能再活一次了。”2002年，星徹就陪同“中归联”来过这里。当时平顶山惨案遗址馆还没有建起来，展品也远没有现在丰富。

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

星徹出生于1961年，他的大伯在二战时参加过特攻队，长辈谈及这段经历，说起的都是大伯在国外生活的不易，并没有讲过他们做过的坏事。虽然高中时也有和平课程，但也多是广岛、长崎的受害，作为加害方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没有过多提及，即使讲到也是采取“战争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的态度。

1993年，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提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行为，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右翼分子组织历史学家对他进行反驳，将他这种认识说成是“自虐史观”。——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星徹大学时期学的是环保专业，出于对日本社会问题的兴趣，毕业时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他曾调查过日本强掳韩国劳工以及广岛原子弹爆炸，尤其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1997年6月，《季刊 中归联》刊行，创刊号发行量非常大，星徹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特别感兴趣，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研究。

他采访到的第一个“中归联”成员是三尾丰，又通过三尾丰见到富永正三等人。从1998年到2001年，星徹一共采访了30余名“中归联”成员，作品主要发表在《周刊》（『週刊金曜日』）杂志上。

星徹的稿件被很多杂志拒稿，不少编辑觉得“中归联”的证言是假的。为此，星徹专门拜访了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先生。彼时的本多胜一已经退休，在《周刊》杂志担任编辑。他顶住压力，发布了星徹关于“中归联”的采访稿件，写三尾丰的稿件还获得了《周刊》杂志颁发的奖项。

本多胜一是最早在日本社会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人。1970年代，他作为记者来到中国收集资料，出版《中国的旅行》《南京之路》等书，引起日本社会的震动。他本人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死亡威胁，直至今日，88岁的本多胜一也不敢公开个人信息，出门时要带墨镜、假发，避免被人认出来。“在中国说南京大屠杀是个史实，但是如果在日本讲南京大屠杀，就会被认为是左翼的、自虐史观、卖国的。”

2002年，星徹的“中归联”访谈集结出版。新书发布后，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感到吃惊，“这么多坏事情还是第一次知道！”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说，“这些证言是假的！这些人是被中共洗脑的！”

星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认罪的极致

星徹认为，“中归联”曾经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一个表现就是受到日本右翼的攻击减少了。早年间，无论“中归联”在哪里做演讲会，总会有右翼分子前来“砸场子”。而如果不是1997年《季刊 中归联》的发行及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归联”几乎已经被人遗忘。

被遗忘的不仅仅是“中归联”，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对那段历史“集体失忆”了。“日本人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人实话少，把芝麻说成西瓜。他们要把以前的事情提到什么时候啊！’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日本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

今年5月，日本“国民作家”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关于反思二战历史的文章，也有不少人说他是“卖国”“自虐史观”，不过没有进一步形成大规模讨论，绝大多数人还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星徹对此感到担忧又无奈。

对于“中归联”以及所有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星徹认为这些人原本是生活中有人情味的普通人，之所以变成“鬼”，是由于在军队里受到了以“天皇崇拜”为基础的洗脑式教育——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接受上级命令就是服从天皇的表现。他也不否认存在个体上的差异：有些人在军队里做下坏事，可能是想出人头地、晋升官职；也有人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尊重和赞扬。

老兵群体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选择直面历史，有些人选择遗忘历史。“‘中归联’战犯不是从日军中挑选出来的恶人，他们被留在中国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在战争中有加害行为的，远远不止这一千名战犯，更多的人没有经历在中国反思认罪的环节，直接回到日本了。”

在星徹采访过的“中归联”老兵中，不少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反省、认罪，直到人生的终点，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认罪的极致”，但星徹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有人说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不想说这句话，不能认为他们了不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他们给受害人及其遗属带来的痛苦都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挽回的。其实与‘中归联’成员认罪相比，大多数日本战犯对于他们之前犯下的战争罪行没有进行反省、认罪，他们本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我感到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中归联”解散

2002年，“中归联”成员年龄大部分已经来到了85岁左右，想要继续认罪活动不太现实，解散成为了无奈的选择。解散大会上，“中归联”老兵抱头痛哭，“山阴支部”会员鹿田正夫表示：“山阴支部绝不解散！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他将“中归联山阴支部”更名为“山阴中归联”，继续组织活动。

“中归联”本部解散的同时，一个新的组织成立了。由于“中归联”坚持多年认罪，在日本社会逐渐有一批民众认同他们的观点，同他们一起进行中日友好、反思战争的活动，他们希望继承“中归联”的精神，于是建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

在刚建立的两三年内，“抚顺奇迹继承会”组织了不少活动，也引起了一定反响。然而，随着后来内部意见上的分歧以及当年战争亲历者的逐渐离世，虽然这个组织还存在，《季刊 中归联》也在持续出版，但是其活动的频率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小了。

一些日本学者和其他领域的有识之士收集整理了很多“中归联”的资料，存放于埼玉县的“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2006年后，星徹除了零星采访过几位身体还算健康的“中归联”成员外，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日本国内政治问题上。2019年，他受邀来中国为青年研究者做了几场讲座，借机重游抚顺，看望并访问赵毓英女士。回国后，星徹将对赵毓英的采访整理发表，但是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星徹采访赵毓英

2007年，“中归联”成员筱冢良雄最后一次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按照日本的习俗，请了几位道士为亡灵超度。侯桂花陪同他到“谢罪碑”前，“那天是10月末了，挺冷的，北方天都黑了。他说，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是最后一次来抚顺了。我要超度在抗战中死去的烈士，请你们安息吧。”

如今，本文所提及的“中归联”成员均已离世，在世者已不足6人。

（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教授周桂香对本文助力良多，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