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沃尔克与滞胀，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

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CPI和PPI数据，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4.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1.4%。

这一天，大洋彼岸传来消息，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美东时间12月9日去世，享年92岁。

保罗·沃尔克的跌宕人生及赫赫声名可以说都与通货膨胀率有着非常紧密又微妙的联系。

这一刻，何其让人唏嘘。

沃尔克与通货膨胀的战斗

保罗·沃尔克常被称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并有着金融“巨人”之称。这不仅因为其身高超过两米，更因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解决美国“滞胀”问题作出的贡献，包括坚守职责，更包括独立精神及不屈意志。

1979 年，由卡特总统提名，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登上事业顶峰。但这时的美国经济与正遭遇狂风巨浪。

20世纪70年代，美国爆发滞胀危机，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此前一直被认为不可能发生。

1970年到1978年的美联储主席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伯恩斯后来出任过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这位成功的政客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所考虑的往往不止是技术性原因。1972年是总统大选年，此前的1971年最后一季度货币流通月增长率仅为3.2%，到了竞选年份的第一季度就一跃上升至11%。伯恩斯卸任后，威廉·米勒（G.William Miller）只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待了15个月，成为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他的名望和能力都不太受认可，曾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讽刺为一个“圈外人”。其任期内的最后8个月里，通胀率全部超过10%。

沃尔克上任第8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至11%，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当他再次要求加息时，市场反应变得愈发强烈，联储内部分裂也在加剧，但沃尔克仍不愿成为那个圆滑的妥协者。他开始用制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来经由市场方式加息。1979年10月，美联储一致通过了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新体制，联邦基金利率从12%攀升到18%。1981年，联邦基金利率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同年，美国通胀率降为6.5%，再过两年又降到4%以下。

让人痛苦的“滞胀”

对于“滞胀”的概念，一般人既陌生又熟悉。

其主要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情况尤为严重。从经济增长看，整个70年代，其只有四个年份出现超过5%的高速增长，其余的年份增长很慢，1970、1974和1975年出现了负增长；从失业率看，美国在70年代的失业率， 比50年代和60年代要高得多，1975年超过8%；从通货膨胀率看，美国70年代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不止两倍。除服装物价上涨缓慢，其他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所有商品如：能源、食品、住房、交通、医疗、煤电等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其中能源、煤电上涨了三倍，食品、住房等上涨了至少两倍。80年代初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5%。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经济下行及物价上升压力呢？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总体而言，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后，人们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反思，凯恩斯就是其中翘楚。此后，经历战争及重建，政府干预及需求拉升更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理论指导。

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成就十分显著，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采购不断增加，加之二战后受到抑制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美国经济进入“黄金时期”，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从1960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6个月的持续增长。

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提出了建立“伟大的社会”计划，美国政府同时进行减税、增加社会福利和对越战争，使财政赤字迅速增加。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社会需求不振，经济增长乏力，过度依赖“需求管理”使过剩产能无法及时调整，且经济依赖刺激，刺激一旦消失或减小经济就会“支撑不住”。

到了尼克松时代，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甚至实行价格管制。1971年8月至1974年4月，由尼克松政府实行冻结工资--物价的政策。但实际上，受到冻结的只是工人的工资，物价仍然继续上升。1973年的消费物价指数比1971年上升了14%。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就是在尼克松政府实行上述政策的末期爆发的。所谓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收入政策，在实践中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谁也不想这样，谁也不敢改变

不得不说，这种局面的最终造成，人人都有责任。

的确，伯恩斯经常被后世诟病，为了自己能获得总统和国会的支持继续担任联储主席，罔顾经济实效而丧失了央行独立性。伯恩斯自己甚至也公开承认“把物价降下来，有可能导致失业率升到无法接受的水平，而这会让‘国会的意图’无法实现”。

但如果采取收缩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费者需求减少，生产者面临库存增加、周转减慢、破产上升的可能。全社会都会雪雪呼痛。

那些年的总统们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此种政策方向。无论是尼克松、福特还是卡特政府，他们都多多少少想过使用紧缩型财政货币政策。但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压力，遭到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当人们已经习惯享受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享受，谁又能够愿意忍受经济衰退带来的痛苦？面对广大民众的“心愿”，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采取更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说到底，通货膨胀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市场预期问题，或者说是心理问题。

就像是约翰逊总统的伟大梦想，既想要为他的“向贫穷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筹资，同时又想为越南战争拨款，鱼和熊掌怎能兼得？

也像是尼克松的“坚强”管制，“肉类价格于1973年3月被冻结，并于6月对所有价格实施冻结”，导致市场上的“肉从食杂店的货架上消失了，农民们不愿意亏本养鸡卖出，于是选择将之淹死”，结果造成物资短缺。

人们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是人们不能接受不这么做。

沃尔克的政策并非完美，也有不少后遗症。但他的政策是走向正确方向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只是，提名沃尔克任联储主席的卡特，因为保增长不力而无缘连任总统。沃尔克本人也受到排山倒海的讥讽和谴责、甚至恶意辱骂，以及来自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压力。他的职业生涯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保6”之争？及时改革，才有健康的未来

不久前的我们，同样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然后经历了全球货币放水和中国“四万亿”，也经历了货币财政政策扩张带来的高速度。而现在，我们也走到了这里，虽然诚如相关机构所言，中国经济并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但许多上世纪发达国家遭遇的影响因素，恐怕也在此时同时存在。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此时也是世界经济转型的一个拐点。因此，我们才会在这时，听到坊间重新开始讨论“四万亿”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以及经济增长“保6”究竟是否应有之义。

通货膨胀上涨究竟是个暂时性、突发性、一过性事件吗？

说到上世纪美国“滞胀”的重要推手，第一次石油危机和世界粮食危机“功不可没”。但在长期研究中，人们认为，这些因素恐怕是“催化剂”而非“主材料”。美国内生原因，如供给扭曲、过度重视刺激需求等才是造成这场旷日持久“滞胀”的主因。

继续财政货币政策宽松如“四万亿”等，就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吗？

如果是，美国的“滞胀”就不会成为多为美国总统的“噩梦”，也不会成为全球经济史上的重要议题。财政政策本身的约束性不可忽视，而货币政策若过于迁就其他因素，则不但会失效而且一定会把自己也陷进去无法自拔。

那些年的美国，不想保住他们的经济增长率吗？不想保住他们的就业吗？不想遏制他们的通货膨胀吗？答案当然是：想。

但结果是，你越想，你就越不能做到。

只想永远保持高增长、高就业、高消费、高福利，这些想法，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人们特别难以面对美好愿望的另一面，没有什么得到能够不付出代价。如果过去没有付出相应的、足够的代价，那就会在未来补偿，而且补偿价格会更高。从金融学的角度，把这叫做“债务”和“利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及时疗疮，即使刮骨，好过待其入膏肓；及时改革，虽有阵痛，能够迎来健康的未来。

后记

沃尔克人生跌宕，许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声名赫赫，而且越来越受人敬仰。

究其原因，这世上有无数的政界、学界、企业界从业者，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也都有爱国情怀。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

而沃尔克，不是这样。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