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两峰并峙，各领风骚：重温两位老师的四本小书

近日收到四本“大家小书”，包括董每戡教授的《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和王季思教授的《古典戏曲略说》《古典文学略述》。重温两位先师的论著，眼前不禁呈现他们对我教导时的身影。

董老师是在1953年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从1954年开始，便给我们讲授苏联文学和中国戏曲史。我们也都知道，他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专家，又是著名的导演和剧作者，曾和田汉、欧阳予倩等在一起，参加过左翼的文学活动；也知道著名表演艺术赵丹，平生第一次演出的话剧《C夫人的肖像》，一举成名。而这戏的作者和参与导演者，正是董老师。

早在1949年前后，董老师已出版过《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说剧》等论著，以及大量的剧评，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他调入中大以后，又连续出版了《三国演义试论》和《琵琶记简说》，斐声学坛。任课之余，他还积极参加广东省的戏曲改革和评论工作，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渊博的知识，获得了戏剧界同行的尊敬。

《大家小言》中的《中国戏剧简史》，正是他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内容。这“小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在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知道，自从王国维先生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研究以来，许多研究者继承王氏研究词曲史的角度，以治经的方法治戏曲；而另一位学界权威吴梅先生，则主张以曲治史。他以曲律曲谱的研究为主，也取得大的成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治中国戏剧史者，鲜能走出王、吴两位大师开辟的途径。

然而，董每戡老师则根据戏剧的本质，认为“戏剧本来就具备两重性，它既具有文学性，更具有演剧性”，并认为万一不能兼顾，“在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份，也就是剧史家的本分，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史家不同的一点”。显然，他以不同于王、吴两位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第三条治戏剧史的道路。由于董老师具有深厚的旧学渊源，又有长期从事编剧和导演以及戏剧活动的经验，还接受了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研究戏曲史的主张，在当时独树一帜，也为后辈学人提供了研究戏剧这一特定文体的新路。

《中国戏剧简史》开宗明义提出的主张，贯串在这本书的结构中，例如在戏剧史分期上，他着重指明特定时期场上演出形态的特点。在后来，他在《五大名剧论》等多本论著中，一直既注意文本的文学性，也同时注意剧本的舞台性。因此，研读他的著述，就像看到一位导演对着演员做出一场连着一场的分析，指导着演员如何排好每一场戏，进而从戏剧行动中，领悟对戏的题旨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理解。这和一般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把剧本主题、情节、人物性格分别论述的方法，完全不同。那时，我们听董老师的课，脑海里也像是呈现一幕幕的戏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

把中国戏剧的发展，和我们每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出版于1949年前的《中国戏剧简史》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戏剧艺术发展的历程，绝不是孤立地四无依傍地去完成它自己的发展的，它确确实实伴随社会发展形式的历程而一同迈进，因此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里，就产生了某一种类型的戏剧。”在考察我国史前时期的戏剧形态时，他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有歌有舞。舞和歌，源于劳动，是人们再现劳动动作和劳动感情的抒发。据此特性，他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劳动，进一步才与祭祀有关。这论点不同于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的说法。董先生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详论舞与巫的关系，指出“巫”字，本是人们拿着牛尾舞蹈姿态的再现，后来字形演化，我们才不易看出它的原来面目。在论证过程中，董老师指出：“我们不只要说明古代的‘舞者’即‘巫者’，而且要说明‘舞’非由‘巫’产生，事实是‘巫’因‘舞’而有。”董老师的论断，看来是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学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追求进步、力求创新的思想倾向。当然，从他求证于传统经典，通过严密考证从而获得结论的做法，也还是吸取了王国维以经治史方法中可取的一面的。因此，董老师对中国戏剧起源的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董老师也和王国维一样，非常重视祭祀与戏剧的关系，但他更从祭祀仪式的变化中，看到它和社会劳动与生活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像指出远古有所谓“蜡祭”，《礼记》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多种文献资料也表明，“蜡祭”亦称“腊祭”，是对祖先的祭祀。而在“蜡”与“腊”名称的变换，董老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指出：“腊者猎也，猎禽以祭祖，表示不忘本，开始于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法的时代。蜡者索也，素飨百神，祈年报功，开始于以农耕为主要方法的年代。”这推断十分精彩，也说明董老师注意到作为戏剧源头之一的祭祀，其文化形态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中国戏剧简史》在论及汉魏时期百戏的产生，舞巫转化为优倡；论及唐宋元明产生杂剧、剧曲演化发展的过程，无一不与经济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很明显，董老师对戏剧发展的认识，不同于王、吴两派，他的目光，始终注意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董老师就能高屋建瓴地观察中国戏剧的发展，这和老派学者的视界，并不相同。他力图在这领域中，开辟出一条具有崭新的并且与理论基础贯通的研究道路。

此次“大家小书”也收入董老师在1949年以前就写成的《西洋戏剧简史》。正如董上德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研究西方戏剧并非董师的主业，但这本《简史》对西洋戏剧史的分期，以及对雨果等作家创作方法的评价，竟与2015年由多位欧美作者合作编写并风靡全球的《世界戏剧史》，观点大致相符。在六十五年前，在图书资料匮乏的年代，董每戡老师能对西洋戏剧有如此深刻和超前的认识，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服。也由于他熟谙西洋戏剧，因此，在撰写《中国戏剧简史》时，多处以西方戏剧的情况，与中国戏剧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了精彩的对应和对比。显然，董老师能从世界戏剧的视野观察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特点。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独树一帜，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董老师罹难离职后到长沙居住，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勇敢面对，顽强不屈，日日夜夜，坚持研究和写作。当时，他穷得买不起稿纸，甚至要到街上捡来废纸或烟盒，拆开铺平，以一支破钢笔在上面书写。由于手腕颤抖，他只能以右手横握笔杆，左手推着笔尖，勉力写作。“文革”期间，他已写成的计有六十万字的《中国戏剧发展史》被抄走，不知去向；藏在地板下的《五大名剧论》等稿，被老鼠啮掉一半。他又咬牙重写。总之，从1957年到1978年，在最困难的二十年间，他著书立说，计有两百多万字。董老师有诗云：“病手推成文百万”，这顽强执著的治学态度和奋斗精神，催人泪下，更令人肃然起敬。

我知道董老师能够唱曲，虽未见过他在曲调方面有所论述，但在调入中大工作后，他让资料室搜购了二百多张各种地方戏的唱片，看来董老师有参考吴梅，用新的眼光研究曲调的计划。可惜他遭遇厄运，又经过十年“文革”，唱片荡然无存。我也无法跟随他学习这方面的学问。

王季思老师也是戏曲研究专家，他和董老师同是温州老乡。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在引荐董老师赴粤任教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怜造化弄人，让两位同是以研究戏曲为主业的老朋友，在特定时代的浪潮中分道而行。而他们两位，又前后分别经历过血的教训。特别是王老师，“觉今是昨非”。“文革”后，董老师重返中大，王老师登门诚心致歉，但不久董老师因病匆匆辞世。这两位老朋友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

王老师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同于董老师，他从小受到孙诒让先生的熏陶。后来虽然求学于吴梅先生门下，却走上了像王国维那样以经治戏的道路。

不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王老师受到“五四”运动进步思潮的影响，决心校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西厢记》时，更注意对蒙元时代典章制度，特别是对坊间俗语方言的搜集和解释。书成后，一鸣惊人。在当时，虽然饱受道学先生的讥讽，说什么“不谈六经谈五剧，《西厢》浪学是前身”，但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王老师的《西厢五剧注》，完全取代了风行两百多年的金圣叹校注本。其水平之高，不仅在今天还未见有人超越，而且具有作为蒙元时期语言辞典的意义。

收入“大家小书”的《古典戏曲略说》一书中的，绝大多数是王老师在解放后发表的论文。我知道，他曾在解放前虽然发表过《录鬼簿》等几篇话剧作品，但由于大多数时间从事中学和大学的教学工作，因此，他写作的兴奋点，在于对剧本的文学性分析。

王老师在解放后，注意思想改造和理论学习。因此，他一直注意研究古代戏曲的时代精神，认为评价剧本的文本，要注意其舞台形象是否“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教育并鼓舞了广大人民在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坚决起来斗争”。早在1954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关汉卿和他的杂剧》一文，详尽考证关汉卿和下层市民的联系，细致分析《窦娥冤》中窦娥反抗致死不屈不挠的精神；分析《救风尘》中赵盼儿拯救沦落风尘的姊妹，在反抗压迫者时所表现的机智勇敢。通过对文本思想艺术的论述，王老师不仅呼应了王国维认为《窦娥寃》是世界上“伟大悲剧”的评价，更全面地肯定关汉卿是蒙元时代最伟大的戏剧家。这篇论文，从时代精神切入，注重研究古代戏曲经典文本的深层意蕴，在当年名刊较少刊载古代戏曲研究的情况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古代戏曲略说》最具特色的是，作者在分析文本时，注意对作品题材源流的搜索，从民间传说和前代文献等资料中，审视同一题材的演变过程。像发表于1955年《人民文学》9月号的《西厢记叙说》，王老师从追溯元稹的《莺莺传》和唐代有关吟咏莺莺的诗文入手，进一步考证宋代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如何蜕变为金代董解元《西厢搊弹词》；最后详论王实甫如何在继承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创造，让它成为“天下夺魁”的名著。显然，王老师根据传说野史和各家文献，寻根溯源地分析戏剧文本以及情节、人物的典型化过程，这对我们如何评价古典戏曲作家的创作成就，很有启发。

“文革”结束，王老师己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了，但被“小将”打断了两条筋骨，骨尖刺穿了横膈膜，乃至肠脏涌上了胸腔，身体复原后，立即投身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工作。《古典戏曲略说》中所收的论文，最为重要的几篇都是发表于“文革”之后。值得学习的是，王老师虽然已进入老境，但从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追求，与时俱进。即使老眼昏花，他也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徳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着中得到启发，写出了长篇论文《从凤求凰到西厢记》。王老师从有关卓文君、司马相如的传说及有关文献入手，逐步联系到不同时代恋爱和婚姻形态的演变，论述从“始乱终弃”发展到“大团圆”结局，乃至《西厢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过程，用以说明爱情、婚姻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潮和人类发展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同一个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先由喜剧变为悲剧，又由悲剧变为喜剧，转了一个圈，但它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螺旋形地上升了。”另外，王老师在文章中，经常使用恩格斯说了多遍的“性爱”一词，注意到婚恋与人的本能的关系，实际上，他是关注到“人性”的问题，认识到人性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里，王老师能够把文本的源流分析，提升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理论，它对文本“题材学”的研究，也有着启迪的作用。

《古典文学略述》一书，编选了王老师对诗词研究的论文。他既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评论苏轼、李清照等名家，更注重分析传统名篇的审美特征，提出研读古典文学作品，“是为汲取它的有益内容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咀嚼它有味的地方来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还认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有所发挥。这就涉及审美主体和受体之间的问题。他的《杜甫“羌村三首”》和《怎样理解和欣赏“西洲曲”》等篇，都从审美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帮助读者提高文本鉴赏的能力。

在中大，目前有幸能同时受到董、王两位老师教诲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俩都是主攻中国戏曲史的大家。此外，董老师也关注叙事文学的研究，他出版的《三国演义试论》，一直脍炙人口。王老师则关注诗词等抒情性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学术界中，两位学者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不过，作为教师，在教书育人，善待后辈，严格要求，因材施教等方面，却是一致的。

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喜欢学习诗词，三年级撰写学年论文，也以陶渊明的研究为题。但我生性调皮捣蛋，即使上了大学，依然不改。有一回上课，外面下着大雨，董老师迟到了，同学们静静地坐等，我有点不耐烦了。突然灵机一动，跑到课室门口，四顾无人，便学着董老师惯常走路的姿态，半弯着腰，大摆着臂，撇着双腿，晃晃悠悠，走上讲坛；然后用食指擦擦鼻下的“胡子”，干咳两声，作出准备开讲的神态。同学们看了，哄堂大笑。

我正在得意，忽然笑声骤止，回头一望，只见董老师在课堂门口静静地盯着我。我手足无措，赶紧溜回座位。这节课，心情忐忑。到下课铃声响了，董老师叫我留下。我想，我死也！准要挨批了。谁知道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看你的模仿能力不错，合适研究戏剧，以后多跟我讨论，好吗？”我一怔，登时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地点头。从此，我的学习兴趣，便从诗词转而为古代戏曲。当董老师指导学生剧团，把京剧《一文钱》改编为小话剧时，便让我坐在一旁，观看他怎样导演，怎样调动场面，怎样处理和指导演员对角色的创造。我毕业留校，向董老师学习的机会更多。他不仅指导我阅读戏剧作品和戏剧理论的书籍，还鼓励并要求我到剧团实习，了解和学习一些表演程式，参与对剧目的讨论，乃至协助导演对场景的处理，让我体会戏剧舞台性的特质；让我在研究戏剧作品时，有不同于一般中文系教师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从董老师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对待有缺点的学生，知道了什么是“师德”“师风”。

董老师被错划为“右派”后，系里安排我跟随王老师学习。王老师也知道我一向好动，“屁股尖，坐不住”，因此对我严加管束。当他接受高教部的委托，编写全国教材《中国戏曲选》时，便让我和另一位师兄参加工作，着我天天到他家里准时上班，把他多年来为注释元剧积累起来的卡片资料，全数让我翻阅。他还特别把版本最多最为复杂的《西厢记》选目，交给我负责校勘注释。这项工作，我们花了三年功夫，弄得头昏脑胀。而我也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掌握了校释古籍的基本知识。这部书稿完成后，放在王老师家里，正要寄交中华书局出版，谁知“文革”开始，红卫兵抄了“反动学术权威”王老师的家，也把我们辛劳的成果一把火烧掉。等到打倒了“四人帮”，王老师下决心重整旗鼓，指导和率领我和两位师兄弟重新编写。又过了两年，第二稿卒告于成，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时王老师年岁己高，为防唾液流出，弄脏稿纸，大热天也戴着口罩，低头审阅。他为完成国家任务锲而不舍、勤奋顽强的精神，教育了我，也让我彻底改变了“屁股尖”的习气。

在集体编写和共同研究的过程中，王老师非常重视“老中青”三结合，为中山大学奠定了中国戏曲研究的团队。通过多年的团结合作，我们也没有辜负老师的心血，努力完成研究和教学的任务。

师恩深似海，菁莪教泽长。重温董、王两位老师的小书，想及他们教育后辈的劳绩，铭感不已。王老师曾有句云：“薪尽火传光不灭，长留双眼看春星。”如今，我在不觉间进入了耄耋之年，也热切希望更后一辈的学者，为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建立文化自信，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