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五千多年前的最早丝绸是如何发现的？

中国丝绸博物馆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共同召开了仰韶时代丝绸发现新闻发布会，称在黄河流域的郑州市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织物，经研究证实，是目前中国发现现存最早的丝织品，距今五千多年。

澎湃新闻近日就此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和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主任周旸，谈丝绸起源和汪沟遗址丝绸发现始末。赵丰表示，丝绸起源于中国，本来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但是2014年在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次世界遗产大会上，有其他国家的官员提出了他们的丝绸比我们国家的要早。国家文物局就提出要求，要把丝绸起源于中国的确实证据拿出来。2015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丝绸博物馆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以“寻找中国丝绸起源”为主题的考古项目。

澎湃新闻：1983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曾出土距今5500年前后的丝绸残痕，证实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丝织品。这次在河南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织物也是距今5300至5500年，应该说并没有将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年代往前推，那么它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哪？

赵丰：第一个当然是丝绸起源的研究。近代中国考古发掘的丝织品最为明确的有三个实例，分别是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蚕茧，是人类利用蚕茧的实证；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1983年河南青台遗址出土瓮棺葬中的丝绸残痕，是黄河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也被认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但是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没有保留下来，这个物证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在距离青台遗址不远的汪沟遗址，又挖出了5000多年前的丝织品实物，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去证实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丝绸的存在，而且用我们的新技术手段也证实新发现的丝织品是家蚕丝。

澎湃新闻：你在论述丝绸起源时，特地把野蚕丝的利用排除在外，仅以家蚕丝绸作为论述对象。为什么要把野蚕丝排除在外？

赵丰：我认为丝绸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节点：一是利用野生桑蚕茧的茧丝织成丝绸；二是驯化野桑蚕成为家蚕；三是为了养蚕而进行桑的人工栽培。这三个节点应该是有先后的，其理论上的层次是先有人类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再有驯化野蚕，再到人工栽培桑树。但其中也有主次，最为关键的是从野桑蚕到家蚕的驯化过程。因为印度历史上很早就有利用野蚕丝生产织物的记载，但几千年后，它们还是野蚕，没有被驯化。所以我一直没有把野蚕丝算作丝绸起源，因为利用野蚕丝只是属于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很小的生产量，跟我们所说的丝绸起源概念不一样。因为只有成功驯化为家蚕之后，蚕才能够成为稳定的、真正的生产材料。

澎湃新闻：这次的新发现为丝绸起源于中国增添新的证据么？我们能否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

赵丰：说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丝织品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本来丝绸起源于中国，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丝绸是中国的发明，这算是世界上基本的共识。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把我叫去参加会议，要求加强丝路后申遗时代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着重提到了要加强丝绸起源的研究，因为在那次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有其他国家的官员提出了他们的丝绸比我们要早。国家文物局就对我们提出这么个要求，要把丝绸的起源到底是不是中国确实的证据拿出来。

我在1996年在《东南文化》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叫《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其中主要的观点就是人们怎么会想到用丝绸来做衣服。我认为人们最初想到要驯化利用蚕不是单纯为了多一种衣服的材料。我认为跟蚕的崇拜、跟人们由死向生的丧葬观念有关。自然界蚕的一生，从蚕卵到幼虫到蛹，这个过程就像人的一生。我们现在有比较多的证据证明，当时古人已经从这里得到启发，认为人死后灵魂升天就像蚕蛹化蛾一样，因此，蚕给人的联想跟升天联系在一起。于是人死的时候是应该用丝绸给他裹起来，丝绸作为一种媒介，沟通天地，引导墓主升天；第二就是蚕吃的桑叶，吃了桑叶最后可以升天，所以桑树林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古人祭祀、求雨、求子基本上都到桑林里面去。并且还从桑树中想象出一种扶桑树，扶桑树就是通天树，是太阳栖息的地方。所以扶桑树经常跟太阳联系在一起。第三才有人们的养蚕，养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蚕，保护人们升天的通道。

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只有中国才有，在印度就没有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所以也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作茧自缚”，出现扶桑树，出现这种原始崇拜，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丝绸才可能从野蚕被驯化到家蚕，丝绸也才能真正的起源。

这一次在瓮棺中发现丝织品佐证了我提出的观点。为什么最早的丝织品会在瓮棺葬中被发现？第一，瓮棺葬埋葬小孩，它用丝绸包裹的实例，这就证实了我们当时说的丝绸跟人的丧葬观念有关，丝绸是作为人死后包裹用的；第二，瓮的外形很像蚕茧的形状，这其中会有不会有一种“作茧自缚”、“破茧升天”这种寓意，把尸体埋在茧子里面，灵魂才能升天，相当于为我的理论增添了一些支撑材料。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在郑州开始你们的丝绸探源？

周旸：丝绸探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找起源我们一般都在神话里面找，在史料里面找，但是缺乏考古学实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2015年我们第1次去了郑州的青台村遗址，因为那里曾经在1983年出土过最早的丝绸，距今5500年前后的丝绸。那么我们觉得黄河流域作为丝绸起源是有很大概率的。第一，那个地方在5500年的时候是黄帝聚落的所在地；第二，史料里面记载的黄帝的元妃嫘祖教民养蚕的也是在那一带，我们觉得神话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通过考古学实证，1983年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信心。

澎湃新闻：郑州荥阳汪沟遗址的丝织品样品具体的发现和鉴定过程是怎样的？

周旸：从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申报了国家文物局“寻找中国丝绸起源”为主题的考古项目，学术目标就是寻找丝绸起源。挖掘项目的考古工地就在1983年曾发现过丝绸的青台村，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到了2017年，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技术到了郑州考古研究院，到了青台村，也清理了汪沟遗址的几个瓮棺。汪沟遗址跟青台遗址差不多同时期，相隔也不远，从考古学家的判断来讲，他们应该属于同样的一个文化类型。我们2017年其实非常幸运，汪沟遗址我们清理了两个瓮棺，其实就发现了丝绸，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不仅包括青台，包括汪沟，还包括巩义的双槐树遗址。那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遗址，最让人惊叹的是它出了一个野猪獠牙雕的一个蚕雕。那个地方又相传是黄帝聚落，然后在那里试了一下没有新发现，到了2019年6月，我们又继续在汪沟开展工作，在5个瓮棺里面发现了4个四个瓮棺里面有纺织品。这次公布的是我们2017年的研究成果，因为2019年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想更深化细化，但是八九不离十，因为我们不停的在扩大取样的范围和取样的数量，也在不停的提升我们的技术，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支持。

澎湃新闻：这次是你们首次运用你们馆自主研发的酶联免疫技术在丝织品的鉴定上么？

赵丰：这是我们在科学手段上的一个创新。因为以前丝绸鉴定主要是靠形貌，人类纺织的面料纤维主要有棉、毛、麻、丝，放大来看它的截面都是不一样的，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当你鉴定的材料非常脆弱，一碰就碎的情况下，它的形貌就保存不下来，我们就很难鉴别。这次我们以周旸为主的纤维研究团队用自主研发的酶联免疫技术。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检测能力，扩大了我们检测范围，所以这一次应该说是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次也不能说首次使用，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一点点进步的，最先使用在相对比较容易辨认的东西，比如商周的青铜器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运用是在“南海1号”沉船里面。“南海1号”沉船有一个船仓是空的，里面没有陶瓷器，舱底还是有一点杂质留下来，我们从这个杂质里面就是找到了丝，说明那个舱当时是装丝绸的，所以我们叫这个技术“于无形处寻真迹”。所以我们应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运用到这么早的年代，找到丝绸，这还是第一个案例。

周旸：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残留物已经严重碳化，看上去就像土。以往的技术手段难以实现对碳化纺织品纤维材质的检测。随着酶联免疫技术的不断优化，检测成本的不断降低，我们将在郑州仰韶文化聚落群开展更广泛的样本检测，以期勾勒出这一地区的丝绸起源分布图。

澎湃新闻：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更早的丝绸存在？

赵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相信我们继续做下去，这个范围肯定还会扩大，年代还会往前推。

我们将来会把重点一个放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放在南方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它有墓葬，墓葬等级也比较高。所谓“化干戈为玉帛”，玉是通天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玉跟丝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所以将来我们会在良渚这一块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都是基于考古发掘来做，考古没有新进展，我们就等于说没有事情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