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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清代王爷坟第一人”的草根学者,如今依旧被怀念
纵观几千年的丧葬习俗,墓葬以凝固的空间结构展示了一个阶段的历史,成为连接现代和历史之间的一座桥梁,提供后人学习研究历史、取得学术成果的途径。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建筑文化、风土民俗,以及京郊清墓的分布、现状,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分支。
冯其利,一个普通的北京人,住在南三环一间53米的斗室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考察王爷坟和清代墓葬,通过查阅史籍,请教专家,实地走访,搜集口碑,集中调查了北京附近尚有头绪可查的83处清代王爷园寝,积累出大量一手资料。不同人眼中的冯其利是不同的样子。他是妻子和邻居口中的“怪人”,他是领导批评的那个“不务正业”的工人,他是京郊村民见到的专钻坟圈子的“乞丐”,他是初中文化却想要著书立说的“狂人”,他是教授也敬重的“清史专家”,他是很多满清皇族后裔言必称谢的“恩人”……妻子说:“他这辈子太苦太累了!”挚友说:“他的快乐没人能比。”
一个来自民间的学者,被誉为“中国研究清代王爷坟第一人”,似乎有夸大的嫌疑,但在北京的文史圈里,提及冯其利,没人会认为他有辱这个称号。2014年11月24日,冯先生走完了六十五岁的人生。5年过去了,仍有人在怀念他不辞辛劳、笔耕不辍的一生。今天,我们分享学苑出版社《京郊清墓探寻》(冯其利,2014年7月出版)一书的序言,向冯先生致敬!
普通工人,草根专家
(代序)
冯其利的又一本著作《京郊清墓探寻》即将出版发行。
最早知道冯其利,是1983年从《北京晚报》上见到他的有关清代皇族人物、逸事、府邸、墓地的文章,原以为这是一位研究清史的资深专家。得知是一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后,惊讶、赞叹及相同的志趣,使我萌生与其相识求教的夙愿。1992年,结识冯其利,自此亦师亦友,成为莫逆之交。
冯其利痴心研究清代爱新觉罗氏族、王公府第和王爷坟的感人事迹,多年前已有《沈阳日报》主任记者关捷先生等撰文介绍。现据我所知,记述其人其事。
冯其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学日语、明史。旋以原《学习》杂志主编、后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的郑公盾先生为师,受益匪浅。又接受其建议,改学清史,通读了《清史稿》等百余部清代史籍。1982年7月,好奇心使他去石景山区隆恩寺调查明清石刻,无意中发现附近有一处清代王公坟墓遗址。请教溥杰先生和经其推荐的专家,谁也说不清墓主是谁。再返隆恩寺,费尽周折找到看坟户后代,继而找到墓主后裔,始知此处是以努尔哈赤第七子绕余敏亲王阿巴泰立祖的王爷家族墓。首战告捷,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考察清墓,信心陡增。1983年元旦,他开始踏上考察王爷坟的征程,从此走上数十年探寻清墓的漫漫长路。
隆恩寺石雕
上世纪80年代考察莫英墓(左一为冯其利)
虚心求教,知恩图报
溥杰在世时曾说:“冯其利不容易,他做的是我们自己都做不了的事,你们都得帮他”。几十年来,冯其利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多方帮助。那是他正直淳朴、光明磊落的人品,对研究清史的渴望和虚心求教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为研究清史,冯其利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从皇族后裔、官宦世家、清史专家、知名学者到村民、看坟户,甚至是捡垃圾、拾破烂的,只要能学习历史,只要能提供线索,只要能抢救搜集口述史,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冯其利把他们比作图书馆,自己是看书学习的读者,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知识、口碑。1984年,调查郑王坟时,在西郊八里庄访问郑王府后裔金晏煦先生,遍寻无果。后经一位捡垃圾老人指点,顺利找到金先生,求得许多珍贵的口述资料。金先生讲,八里庄只有捡垃圾的老人认识他。原因非常简单,老人常到一个小饭店收酒瓶子,而金先生就住在饭店后面。如果不虚心求助,如果轻看老人,他将与了解郑王坟失之交臂。冯其利曾拜西城区一位拉泔水车的老人为师,只因他年轻时在辅仁大学就读,对清史研究造诣颇深。
凡曾受教于人,永世不忘其恩其德,是冯其利做人的准则。清代一等伯石廷柱后人石继昌先生,曾供职于文物出版社,博学多才,是社会著名的撰稿者,生前对冯其利有过很多帮助。石先生去世后,冯其利多次到墓地祭奠。逢年过节必去家中看望师母,或粮油,或钱物,数十年从未中断。他积极奔走,多方联系,收集资料,誊抄稿件,使石先生遗作《春明旧事》得以付梓。出版发行后,又将稿费送至师母家中。恩师之精深学问,腹藏之京华逸事,幸未湮没。
沙济富察氏第十六世傅士达先生,阅历资深,掌握大量典故逸闻,提供过许多珍贵的宗谱、世家、人物资料,去世后葬昌平区凤凰山陵园。清明之际,冯其利从南口下车,往返步行40多华里半山路,为其扫墓。
200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寻访京城王府》,冯其利特意在书后设“被采访者名录”。因“其中大多数人已经作古,每每思之,欷歔不已”,特列出68位仙逝者和20余位健在者名单,以示感念和敬意,足见其“受人点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之美德。
冯先生(右)在怀柔桥梓镇采访哈尔布墓地村干部丁学纯老人
冯先生(中)外出考察照
淡泊名利,不计报酬
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冯其利的《清代王爷坟》《京郊清代公主坟》《寻访京城王府》《重访清代王爷坟》等专著相继出版发行或连载于档案史料诸书,他也因此成为清史、考古、历史、地理、民俗等研究领域的名人。对社会上一些学术界和报刊冠以“中国第一个研究清代王爷坟的人”“清史专家”“著名学者”的称谓,冯其利从不认可。他谦逊地说:“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热爱清史、业余学习清史的工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向宏对冯其利的评价是:他是现今社会少有的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寻访京城王府》原书稿五十几万字,被编辑压缩为三十余万字,冯其利毫无怨言。只要书能出版,历史不致淹没,对署名、稿费毫不计较。有些清代皇族后裔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政治原因烧毁族谱,对其祖先世系、宗支派别、墓地坟茔、后世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毫不知情,往往求助于冯其利。他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每每连夜查出祖辈宗支,助其寻根探源,且自费复印宗谱,邮递到家。遇上电话求助,如涉及资料简明清晰,便嘱咐对方别放电话,稍等片刻即有结果,大有“立等可取”之势。朴实厚道的为人,如数家珍的学识,感动了许多爱新觉罗氏。他与800多位皇族后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些成为至交,一直保持联系。
2010年冯其利与建筑家马旭初(中)在恭王府
恭忠亲王奕䜣墓
底蕴深厚,治学严谨
1995年,我考察房山岳各庄乡皇后台村大学士伊桑阿墓时,听说村北还有一座不知名号的公主坟,以为发现了新的清代公主坟线索。回来查询多部史籍,毫无进展。冯其利得知后,依据公主坟与伊桑阿墓的方位关系,通过采访村民,认定公主坟应与伊桑阿家族有关。结果在《清实录·世宗实录》中找到答案:某位亲王嫡出之女册封郡主,下嫁伊桑阿之孙福僧额。公主实为郡主,是伊桑阿的孙媳。对同一信息的判断分析,学问底蕴的程度不同,角度变换的视野不同,导致最终结果的不同。
1996年,与冯其利合作续写《沙济富察氏宗谱补录》。在书中“人物简介”中,我对大学士福康安曾孙、不入八分镇国公文谦的注解是:谥诚靖,官至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三年卒,墓在朝阳区立水桥东雷桥村。冯其利却始终坚持其葬地在天津蓟县东葛岑穆马庄傅恒家族墓内的公爷坟,并画出了墓地示意图,当时我还嗔怪他太固执。2012年,查阅《清国史·嘉业堂钞本》时,方才恍然大悟,冯其利当年的判断是对的。原来,光绪朝有两个文谦,同名不同姓,卒年相近(不入八分镇国公文谦卒于光绪四年)。马兰镇总兵谥诚靖文谦,是阿哈觉罗氏,满洲镶黄旗内务府人,不是满洲镶黄旗沙济富察氏。16年的不同见解,终结于学识底蕴深厚的冯其利的结论正确。冯其利著书注重治学严谨,规避疏漏,反复推敲,逐字斟酌。乾隆朝愉恭郡王弘庆长子之名,《清史稿》《宗室王公世袭爵秩简明目全册》均作永珔,《爱新觉罗宗谱》作永臶,有的书作永。一般人认为应取多数史籍之说,即永珔。而冯其利则认为皇室成员名讳应以《爱新觉罗宗谱》为准,弘庆长子应是永臶。
冯其利先生在野外抄录碑文
艰辛探寻,笔耕不辍
清代京郊王公贵戚墓葬数量虽多,但地图上往往很少标注,且不标名称。如木樨地有克勤郡王府在北京的第一处墓地,而民国四年的京郊地图根本未标“克王坟”,仅标“五统碑”。由于时过境迁,民间以讹传讹现象普遍,有的地图上标注的墓地名称非但不准确,有时还令人费解。如朝阳区双桥光绪朝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墓,长期被通县政区图误标为“那间坟地”。朝阳区大程各庄有一处地图标注的那公主坟,葬有下嫁超勇亲王策棱之孙拉旺多尔济的乾隆帝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明明是和静公主,缘何又成为那公主?原来清末,策棱府邸以其后裔末代亲王那彦成居住而被称为那王府。因公主曾下嫁那王府,公主坟西侧还葬有公主孙辈、曾孙辈两位那王府的蒙古王爷,当地村民及京郊地图遂称其墓为那(王府)公主坟。凡此种种,冯其利经历无数,往往颇费周折,通过分析史料、请教知情人和实地采访考察,逐一搞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探寻清墓离不开索求史籍、查询资料、寻找线索,但更为关键的是进行抢救性的调查。通俗地说,书是死的,社会环境发展变化是活的。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近郊区处处高楼林立,许多考古价值颇高的墓地遗址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有些传承数百年的老地名、老村名都消失了。走访故老、对知情人的调查和实地访问显得尤为迫切。寻墓难,寻找了解墓葬地点、变迁的知情人更难。截至1990年,知道东直门外康熙帝第十二子履懿亲王允祹墓址、规制、规模和历史变迁的,仅有一位当时居住在新源里的启恩绪先生。到高碑店调查五辈豫王坟时,一位知情人告诉冯其利去找曾打开地宫、绰号“傻骆驼”的张成祥。找到敬老院,才知道昨天晚上张成祥还在看电视、嗑瓜子,夜里就去世了。冯其利顿感紧迫与危机,加快了抢救历史遗存、口述实录的步伐。
2002年12月,冯先生考察北京朝内五爷府
作为普通工人,冯其利生活条件艰苦,两次下岗,收入微薄。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去一家公司就职,却遭遇企业陷入官司、领导人事变更的困境。先是拖欠工资,后来索性泥牛入海,再无音讯,等于白干了好几年。
成家后,一间8平方米的土坯小耳房,一住就是十几年。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清代王爷坟考察资料的初步整理,报刊开始登载其王爷坟的豆腐块文章。20世纪90年代初期,自认为极大改善了居住条件的冯其利,心满意足地搬进了一间14平方米、终日不见阳光的南房,开始了他写作的一个高峰期。8年后迁居两居室,过上一家六口、四辈同堂的幸福生活,使他觉得上了天堂。然而,居住面积的增加和人口增加的同步,并未改善其写作的条件。从未使用过书桌和椅子的他,仍然以床铺为桌,马扎为椅,每日“伏床”,笔耕不辍。有一次誊稿,从早5点一直抄写到晚10点,累得胳臂都抬不起来了。他的作风一贯雷厉风行。郊外考察,无论回来多晚,查询史料、整理采访记录和考察结果从不过夜。堆积的稿纸一摞一摞地消耗,用过的笔芯一捆一捆地丢弃。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冯其利完成了几千万字的读书笔记、采访记录、考察日记、史料摘抄、资料分类、文章书稿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千万文字,字字浸透着他的血汗。
当年与妻子结婚后,在小土坯房前合影
小阳台是冯先生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
冯其利原本身体不错,但一场疾病使他不足30岁时罹患慢性肾炎。医生根据四个加号的化验数据,得出“积极治疗,注意休息,可以活十年”的结论。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力严重透支,高血压、高脂血、脑梗等疾病接踵而来。一次就医,顺便测量血压,低压120,高压230,医生当即决定留院观察。冯其利却不当一回事,溜出医院赶往某地继续采访。2011年,冯其利突发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使他每走三五分钟的路就得坐在自带的马扎上休息几分钟,但他仍坚持去首图查询资料。到公交车站十几分钟的路程,他要途中歇息五六次,用上一小时。上车无人让座,打开马扎坐在通道上,下车依然走走歇歇直至首图。就这样,他以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完成了近十万字的《金壁辉在“一监”的日子》、《1948年居住在东西城的皇族》等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章。
郊外考察异常艰苦。由于生活拮据,他经常自带干粮,几个烧饼一瓶水,甚至住2元钱一晚的大车店。村里老乡见他风尘仆仆,蓬头垢面,以为来了一个流浪汉。冯其利天生平足,又不会骑车,外出考察,以步行为主。靠着这双平脚板,他硬是走遍京津、河北地区分布清墓的崇山峻岭、山野乡村,行程不知几万里也。他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二等、三蹦子、马车、拖拉机、货车、长途公共汽车、火车等,除了飞机轮船,一应俱全。为寻找乾隆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墓,冯其利两下东陵。第一次边考察访问边求教于东陵管理处和蓟县文管所,无果而归。查阅史书及地方县志,均不见记载。后从《清史稿·高宗本纪》、《国史列传·福长安传》中觅得蛛丝马迹,经分析,初步确定其墓范围。二次去东陵,经多方打探,终于在蓟县东葛岑穆马庄找到傅恒及其长子、副都统、多罗额驸福灵安和郡主,第三子大学士、总督、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墓地。1985年11月,调查左安门外焦家花园的“胰子焦家”坟地,接连4天,往返6个地方,走访十几位知情人,才获取了一份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一次在河北省易县采访完毕,天色渐晚。不敢走夜路的他,却鬼使神差般地走进连当地村民都不敢停留的一座荒庙住了一宿,成为当地夜宿娘娘庙的第一人。1983年冬,调查密云县穆家峪羊山定恭亲王绵恩园寝时,在大风口等车两个多小时,几乎全身冻僵。1984年冬,去昌平半壁店考察。早8点到昌平,在凛冽寒风和扬沙飞尘中足足等了4个小时,直至中午12点也没见车来。后来一打听,才知修路停驶。最不顺利的一次调查,当属到密云县寻访和亲王弘昼墓地。上午因欲联系的文管部门负责人外出未归,耽误了时间。情急之下,从县城步行20多里,绕过两个山头,下午4点才到达目的地。完成调查采访后,为赶回京火车,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一路小跑,却在铁路边眼睁睁地看着驶出车站的火车远离他去,无奈只能等待半夜一趟路过车。夜宿车站时,几次被巡查的警察误作盲流叫醒,直至出示车票,警察还是半信半疑。次日早晨不到5点,下了返京的火车,来不及回家,径直赶回单位上班。有一次去西陵附近调查王爷坟,翻山越岭,涉溪过河,足足走了60多里山路,两条腿都肿了。翻越龙脖子山时,因水米没打牙,体力不支,撸下路旁的柏树叶子充饥。作为曾经见证历史的信物,冯其利至今仍珍藏着一片柏树叶,以示不忘。
冯其利先生手迹
艰苦的生活条件,严重的身体疾病,艰辛的考察历程,与其相伴几十年,成就了他探寻清墓的事业。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冯其利,一位极其普通的工人、著名的草根专家。
杨海山
2014年3月
《京郊清墓探寻》
冯其利 著 学苑出版社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本书是北京文化知名学者冯其利考察清代王爷坟同时收获的又一成果。清代墓葬文化,就是一个世人极少涉足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空白。本书收录146篇清代墓葬,所列墓地除知名世家,大都是朝廷王以下、二品以上大吏在京的墓葬。
作者冯其利从1983年元旦起,开始考察王爷坟和清代墓葬。当年的采访对象和提供资料者,大多作古,许多墓葬也濒临消失甚至荡然无存。所幸这些遗迹被作者记录在册,成为有案可查的历史资料,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京郊清代墓碑》
杨海山 著 学苑出版社 出版
目前辑录北京地区历代金石碑刻的权威性书籍一是清代的《雪屐寻碑录》,二是《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本书所收集的多是以上两书未收录的,共183通碑,其中56方碑文《雪屐寻碑录》有载。内容包括墓碑主人的生平、墓碑的存放处、碑文。
本书所收集的墓碑碑文,大部分为遗存现场收录而成,少部分是利用照片拓片,参照文献,经反复核对、勘误而成。以行政区域为框架,首先选《雪屐寻碑录》未辑录且墓碑上载的,再次为《雪屐寻碑录》虽辑录,但有明显疏漏、脱误,可根据拓片、资料订正者。在目前文字失载、墓碑失存、拓片失全的情况下,收集佚文一是为了挖掘、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二是可补史料之不足,订正史籍中的一些谬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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