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的崛起

2019年11月4日，荷兰莱顿大学特聘教授、皇家东南亚加勒比研究所（KITLV）主任Henk Schulte Nordholt到北京大学进行访问，并举办了“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的崛起（Shining Future, Imminent Dangers: Decolonization, Nation-States,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Southeast Asia,1940-1980）”主题讲座。讲座是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外国语学院合办的“新芽沙龙”东南亚名家系列的第一讲，吸引了来自北大各院系、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国内外师生到场聆听。讲座由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参与评议，由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

本次讲座基于Nordholt教授近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1940-1980年间，东南亚民族国家兴起和国族构建过程中的经历的一次次冲击，以及冷战在其间发挥的作用。

Nordholt教授首先从最基本的东南亚的版图谈起，他指出，东南亚理应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受制于各自所学语言，常常只专注于自己的对象国。我们应该跳脱出这一传统的限制，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框架。

讲座主体部分由东南亚国家的去殖民进程切入。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宣布独立，但从1946年菲律宾建国到2002年东帝汶脱离印尼成为独立国家的半个多世纪里，该地区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去殖民化过程。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名义上未受任何西方列强殖民的国家，但同样深受殖民影响。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泰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让步。

Nordholt教授认为，虽然东南亚各地实现独立的方式各异，但存在几个共同点，即（1）日本占领发挥了重要影响；（2）大多数国家通过“协议”获得独立；（3）新兴民族国家基本承袭了前殖民地的领土与边界:

首先，日本推行的“南进政策”及二战中后期（1942-1945）对东南亚的占领促使其在该地区的势力得到了全面扩张，加速了欧洲殖民统治在东南亚的覆灭。其次，除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外，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均是通过与前殖民宗主国谈判，通过协议取得独立的。此类谈判往往历时数年，虽然各国最终都可以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在谈判中却没有太多主动权，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维护了前殖民宗主国的利益。

最后，东南亚的新兴民族国家几乎完全沿用了殖民宗主国在20世纪初划定的地理边界，而边界内种族、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在以印尼、马来、菲律宾为代表的海岛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中南半岛各地大多依托单一强势民族建立民族国家，但由种族、宗教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却是屡见不鲜。东南亚各国内部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加之日本占领、民族主义运动和冷战等多重因素的催化，成了一个易于滋生暴力的区域。因此，暴力是东南亚各地解决政治问题的惯用路径。相应地，军队也成为该地区一次次政治风暴中从未缺席的角色。

紧接着，Nordholt教授谈到了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他认为，想要了解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必须知道这些新兴国家运作的逻辑本质。殖民时期，东南亚各地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由于殖民者无法直接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区域，他们便与当地精英阶层合作，从当地获取原材料和劳动力，以赚取高额利润。可以说，无论是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类政策的制定都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根本目标。相比之下，殖民政府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足的。仅有一小部分殖民地的上层精英拥有特权，可以从这样的畸形经济模式中获益，普通百姓则备受剥削之苦。二战后，东南亚各地百废待兴，新兴民族国家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们虽然面对重重困难，却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并希望通过努力改变东南亚落后的社会面貌。Nordholt教授通过图片向大家展示了50年代东南亚人民的精神状态，整体上是积极向上而充满希望的。

然而，Nordholt教授指出，只有希望是远远不够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面对着众多棘手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如何使国家从压制人民的工具转型成为激励生产的系统；（2）如何将当地经济从开发（exploitation）转向发展（development）；（3）如何将宗教、种族分裂、冲突不断地殖民地变成各种群体和谐共处的国家。

事实上，东南亚各地的分化与割裂在殖民时代就已形成，很多矛盾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后反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政治上，后殖民时代的军队延续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从未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事务中缺席。他们曾是殖民体系的维护者，在独立后摇身一变成了民族国家的维稳力量，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抗反叛者和潜在的分离主义者。经济上，50年代初朝鲜战争对的物资（如橡胶）的巨大需求短暂刺激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但该地区的发展仍旧受投资短缺和改革不力的影响停滞不前，走私、贪污等问题从未得到有效遏制。

Nordholt教授展示了一组漫画，讽刺了印尼在经历了350年荷兰殖民、3年半日本占领而取得独立之后陷入了贪污腐败的危机之中。除了在经济上进行了一定改革尝试之外，东南亚的政治家似乎对民主并不感冒。他们认为人民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识参与票选，因而需要领导和控制。上层精英们普遍对民主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殖民之前，统治者和被统治阶层遵循了一种恩庇侍从（Patron-client）关系；殖民时期，西方殖民者与当地精英则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取得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政党也逐渐走上了这条道路。集权代替民主成为了这一时期东南亚新兴国家中最为普遍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的不满也不断酝酿，在这样的国家中滋生了更多的种族、宗教和阶级冲突。

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地还需要面对很多其他问题。例如在国族构建中，语言、教育制度需要不断调整，民族英雄、国家象征需要重新塑造，新的历史叙事也需要重新编写。另外，各国还需要在外交方面积极努力，寻求通过建立新的同盟关系来获得安全保障。脆弱的政权组织形式，充满争议的经济制度也使得这些新兴国家举步维艰。种族和地区间的冲突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剧，例如很多东南亚华人一度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而半岛地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赞米亚（Zomia）地区的山民们也被民族国家一步步边缘化。新兴国家在建国初期举步维艰，而各国在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却又沿用了殖民时代的专制手段，导致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让情况雪上加霜。

随后，Nordholt教授谈到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冷战的大背景下，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完全停滞，大规模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在该地区发生。1947年，泰国军方率先通过政变上台。紧接着，印尼、缅甸、南越、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地发生了一系列政变或内斗，民主化进程停止，随之开启了各地的威权统治。只有马来西亚联邦和新加坡还保留着名义上的选举制度，却也只是一党专政下的民主。

在冷战的影响下，东南亚成了一个狼烟四起的“多事之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与冲突在这里集中爆发，暴力与屠杀事件相继发生。Nordholt教授认为，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中对冷战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瑞德教授淡化了冷战对东南亚的影响，但事实上，冷战因素恰恰在东南亚的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ordholt教授指出，冷战是世界性的，两个庞大阵营的激烈对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国家能够选择中立的位置全身而退，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其中一边，并且得到美国或者苏联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国和缅甸军方都因其反共立场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1948年，亚洲青年会议在加尔各答召开，东南亚的反左翼情绪空前高涨，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相继在其境内开展了反共斗争。1954-1975年间，东南亚半岛地区发生了以印度支那军事冲突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暴力事件。印尼也在1965年末开始了对左翼势力的清洗，印尼军方和准军事团体肆意对印尼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进行屠杀。在这些事件中，新政权几乎都通过极端暴力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旧政权几乎都遭到了新政权的清算。1975年4月，西贡的陷落对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担心左翼势力的威胁，军队、王室和中产阶级形成联盟，开启了新一轮的威权统治。1975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东帝汶，并受到了西方阵营的舆论支持。

冷战期间的暴力事件在东南亚造成了巨大伤亡，但具体数字却从未得到系统统计，有学者估计伤亡人数大概在五百万到七百万之间。这一数字几乎和二战时全欧洲的死亡人数相当。然而，Nordholt教授认为这一数字可能被大大低估了，因为此类统计大多只关注了印尼、柬埔寨等地的案例，而冷战在该地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未统计的伤亡不计其数。他同时提到，人们对冷战中大规模暴力事件始终缺乏关注，对这些冲突和屠杀的记忆似乎也在慢慢消退，这些现象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东南亚地区的威权统治在70年代达到高潮。泰国、缅甸、南越（1975年之前）是军政府统治，印尼的威权政府也含有大量军队成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象征性的民主制度；1975年之后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东南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关注集体农业和重工业，然而经济发展却没有太大起色。资本主义国家则依靠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在国家内部强调政商联合，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催生了一波新的民主浪潮。然而，成长于威权时代的东南亚人民，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渴望社会的长久稳定，似乎更愿意维系威权统治，以求在逐渐开放的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仍然需要面对人口、环境等更多问题，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在不得不在各种困境中继续摸索，缓慢地向前推进。最后，Nordholt教授强调冷战对于东南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国仍然需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冷战遗留问题。

讲座由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进行评议，他认为Nordholt教授的讲座启发性很强。东南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区，Nordholt教授对东南亚的全景展示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突破地理边界、将内部差异明显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并探讨。饶兆斌教授补充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中国—东南亚关系对东南亚形势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可以将东南亚和中国放进一个比较的框架下进行审视。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的国家建设中都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中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次，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且持久的作用。饶教授认为，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冷战时期，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后，饶教授强调，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是多样的且复杂的，研究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

在场师生也踊跃参与了互动，就前殖民宗主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国家与中美关系，威权统治在东南亚国家建设中的必要性等问题与Nordholt和饶兆斌两位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两位教授耐心细致地为同学们进行解答，丰富了讲座内容，给同学们极大启发。最后，外院谢侃侃助理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梳理了Nordholt教授演讲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再次强调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和比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