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奇到世情：文学中对上海的新想象

在文艺作品里，从来就不缺少与上海有关的刻板印象。比方说，只要在影视剧中有上海男人登场，则八成是个妻管严加胆小怕事的形象。要是有上海丈母娘登场，则大概率呈现出的是拜金加挑剔的嘴脸。

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地域炮”的问题，毋宁说，这一现象和文艺领域，尤其是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什么是上海？毋庸置疑，它可能是茅盾笔下的商业，可能是张爱玲笔下的人性，也可能是王安忆笔下的欲望。似乎，受众心目中的上海形象，不过是在以上几种模型之间来回切换。

就在今年11月，泽东电影公司官方微博晒出来一张《繁花》的概念海报。虽然退到了监制的位置上，但王家卫和金宇澄的强强联手，仍然值得期待。而我最为关注的是，《繁花》能不能改变一下上海这座城市自带的刻板印象？

如果说茅盾书写的是上海的“史诗”，那么张爱玲与王安忆描写的则是上海的“传奇”。她们作品中的奇女子代替了革命的斗争，占据了文学舞台的C位，也几乎成为了文学上海的代名词。只是，弄堂、旗袍、石库门……这些“传奇”里的必备品，却渐渐沦为一种新的文学套路。然而，横空出世的《繁花》，试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写出真正鲜活的“世情”，对抗固化在读者脑海中的上海“传奇”。

在 《繁花》尾程，一次酒宴欢场，“夜东京”的女老板玲子，从那一桌来这一桌搬救兵，要叫上她的小姐妹小琴去跟陆总喝酒，小琴的现任相好陶陶不让去。此时，玲子说，“陶陶认得小琴，也就是这种胡天野地场面嘛，不要忘记，是我摆的场子，现在一本正经，像真的一样。”另一边，陶陶“不响”。

如果说，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女子尚有对纯真情感的渴望，只是因为人性的扭曲或世俗的误会而未能如愿，那么这场饭局，无疑彻底击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一本正经”“像真的一样”，但毕竟不是真的。从小说的情节来看，陶陶、小琴之间的感情果然如玲子所言，建立在海市蜃楼之中。

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人从来就是以自身为目的，以他者为手段。即便是陶陶的“当真”，终究也只是一种错觉。换言之，就连张爱玲小说主人公求而不得的目标，也是不存在的。去除浪漫、回归生活，这正是金宇澄的“世情”与张爱玲的“传奇”最根本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这一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转向，不仅仅出现在了金宇澄的作品里。吴亮的《朝霞》，是一部反叙事、反主题、反人物的“反小说”。或许正因为作者太熟悉小说创作，所以更要在创作中率先进行自我“批评”，自行排除一切“套路”。但在这部看似纷繁复杂的作品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世情”而非“传奇”的存在。

《朝霞》中，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阿诺以及他的朋友、同学常常谈论政治，然而“这种不再读书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他们看来简直糟透了，他们疏离政治，他们论政治不是为了好奇，而是政治影响他们的命运和未来，倒不是对这个国家有多少关心”。这实在是一种悖论——他们关心政治，可又主动疏离于政治。

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俄罗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多余人”。只是，“多余人”并不缺乏高昂的理想主义，他们的受挫或失败往往来自于社会的重压。然而，《朝霞》中的年轻人们时常“请病假消极怠工，抽烟并且过早地谈情说爱，不务正业且 ‘游手好闲’”。换言之，他们从来没有挑战社会、挑战世界的想法，更不用说行动了。

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怀疑甚至踩踏思想的禁区，却无意挑战或反抗，这正是《朝霞》“反传奇”的最生动体现。这群年轻人不是令人惋惜的悲剧英雄，也不是毫无头脑的市井无赖，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代表的就是“世情”，是一个活生生的特殊时代的上海。

张怡微对上海“世情”的探索，同样不该被遗忘。在她的《细民盛宴》里，描写了主人公“我”与小茂的一段短暂、仓促的婚姻。在这桩婚姻里，父亲执意要“我”相信，没有给嫁妆并不是不爱女儿；“我”与小茂父母初见的宴会上，小茂父母便直接、赤裸地评估“我”以及“我”的家庭收入到底是否能承受得了双方的爱情。

对张爱玲来说，“算计”是现代大都市中的人性之恶，是摧残爱情、善良的根源。但张怡微给予了这种“算计”更多同情和理解。因为在她看来，生活在上海，面对着局促、逼仄的现实，人们或许只能依靠精确的数字来获取一丝岌岌可危的安全感。和跌宕起伏的“传奇”相比，这才是当代上海的“世情”。

正如张怡微所言，“只要说到上海，人们想起的都是旗袍、背头、老洋房、石库门，但这些意象我都很不熟悉，我也是看来的”。因此，怎样把“传奇”之外的上海生活纳入文学，也许是更多写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周嘉宁正是这么做的。她的《密林中》，叙述了恋爱、成长、迷茫这些经常出现在青春文学中的要素，却也不缺少一位年轻写作者的文学的自我意识和野心。小说主人公阳阳在历经沧桑后，既没有获得写作事业上的真正突破，也没有放弃探索和努力。或许，这才是生活的常态，而不是“传奇”的面貌。

在她的笔下，上海成为了“密林”。阳阳看到的，是生活方式的空洞、无趣，是生活背面的疲惫、空白。阳阳“灵魂的作坊”受困于“密林中”，而“密林中”的困境经验不是别的，正是无穷无尽的“世情”。

另一位年轻写作者走到了她的对立面，那就是郭敬明。在他的作品中，上海异化为“资本”和“时尚”的代名词。可尽管如此，“小时代”仍然精准地命名了某种真实存在的“世情”，那就是一部分年轻人无所顾忌地向金钱、向权力献媚的姿态。

有车有房、名校名企、英俊爱人、充满“时尚”的中产阶层生活，或许都是“世情”的一部分，但注定是倾斜、偏颇的。因此，郭敬明努力描写的大都会“传奇”必然与历史脱钩，带来的则是读者心理上的悬空之感。何况，与张爱玲、王安忆对人性的洞察相比，他笔下的人物近乎抽象符号。

因此，克服郭敬明式虚伪观察的关键，仍然在如何准确地把握、书写上海的“世情”。就此而言，任晓雯的《阳台上》无疑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小说以张英雄的复仇为主线，描写的是上海底层社会空间的时代变迁。

在2019年，被改编成电影的《阳台上》里，出现了一段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当主人公张英雄为庆祝自己的生日第一次许愿说“我希望国家富强、世界和平”时，被父亲掴了一巴掌说 ：“为自己！”这一幕体现出的是张英雄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的困境，却也是上海普通家庭所身处的“世情”的真实写照。张爱玲的“传奇”远离了茅盾笔下的宏大说辞，但绝不缺乏“意义”“主题”“理想”。可在张英雄看来，生活就是“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有孩子，没事可以咪咪老酒。”既不伟大，也不虚无，对上海的文学描写，就这样落到了实实在在的“世情”里。

在《繁花》结尾，有意来拍摄电影的法国青年满脑子上海传奇，阿宝们却不断提醒其苏州河畔并无法国厂。法国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装满棉花的驳船里做爱，阿宝却说当时的棉花船上都养着狗，避过恶狗耳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段情节隐喻的显然是对上海的认识。“传奇”对上海的描摹，就和法国青年的浪漫幻想一样，很诱人，很动人，却和真实的上海相距甚远，充满隔膜。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书写上海时，正在努力突破“传奇”的束缚和套路，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只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上海？谁有资格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些问题，注定不会得到一个百分百正确的答案。但写作者的尝试，绝非没有意义。归根到底，从“传奇”到“世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被颠覆。它的新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