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尘封六十年的《蒋梦麟日记，1957》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898年前后，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1904年赴上海入南洋公学读书。1909年2月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农学院，同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1912年，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附科，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育学系。后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长胡适六岁，两人同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及哲学家杜威博士的门下，可谓“师出同门”。1917年，两人皆学成返国，蒋梦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适则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时，胡适南下上海，与蒋梦麟共同迎接其师杜威来华讲学。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五四”爱国学潮事件而辞职出京。蒋梦麟夙为蔡元培门生，在蔡元培尚未还京之时，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其后并由北大总务长而代理校长。此为蒋、胡两人共事北大的时期，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为止。后来两人都离开北京，再不久，蒋梦麟当了教育部长，而胡适也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身为校长的胡适以在《新月》杂志发表批评党国言论，触忤当道，身为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曾予警告，胡适竟将原令退回。彼此虽立场有异，但私交并无芥蒂。1930年间，两人相继辞去职务。

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后，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就回杭州。而胡适却从南京对岸的浦口车站候车北上。两人一北一南的，此时已有要蒋梦麟接掌北大的消息，但他并不愿意就职。据胡适后来回忆：

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下，孟邻迟疑不肯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

对蒋梦麟的顾虑，傅斯年、胡适心中是相当清楚的。热心的傅斯年找了胡适商量，后来经过他俩与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Roger S. Greene）详谈，“居然拟出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梦麟先生，他也很感动，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其内容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两百万元，作为合作的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与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得蒋梦麟同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在1931年1月聘任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初不肯就任，但经不住蒋梦麟等人多次商请，最后义不容辞，允其所请，但因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故虽在北大任职，但不受北大的薪俸。

自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光中，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的航向，其中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帮助尤大。蒋梦麟后来在《忆孟真》一文中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为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当时也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回忆说：

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艰危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梦麟校长，适之文学院长及周枚孙（炳琳）法学院长随时集会，我也有时参加。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由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孙两院长，我也参加，交换意见。月涵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梦麟先生总是听了适之的意见而后发言。北大校务会议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的发言最多，最有力。清华同学会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期间，蒋梦麟随校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而胡适则赴美从事抗战宣传，旋膺命为驻美大使。胜利后，蒋梦麟先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胡适则任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农复会迁往台湾后，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推动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农业改良和教育项目。由于农复会由美国提供资金，其薪级表不受政府工资表的约束，因此该机构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机构更高的薪酬，吸引训练有素和能干的员工。委员包括康乃尔大学农业学院毕业的沈宗瀚和李登辉，在1950年代初期担任农复会的农业经济学家。蒋梦麟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帮助台湾的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在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蒋梦麟的代表作是《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该书是他抗战期间躲警报，在防空洞陆续以英文写成的，主要叙述1842年香港割让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期间，中国人民生活问题面向，包括心理、情感及道德等议题之探讨，深入分析中国之民族特性、宗教、文化道德、社会与政治之发展。1947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英文版，1957年蒋梦麟在台湾《中华日报》陆续发表中译文，1959年出版中文版《西潮》，盛况空前，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也因此蒋梦麟有计划出版第二本自传式著作《新潮》，然因公务繁忙与健康等因素，《新潮》一书尚未完成，便于1964年辞世。直到1967年9月，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才将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成《新潮》一书。因此《西潮》和《新潮》两书属于蒋梦麟比较自传性的著作。

有关蒋梦麟的日记，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甚至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而《蒋梦麟日记，1957》的发现，也是2006年1月10日徐贤乐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后的事了。蒋梦麟有过三次婚姻，他的原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长子仁宇，次子仁渊，长女燕华，幼子仁浩。而1933年他与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仁山（1894-1928）之遗孀陶曾谷（？-1958）结婚，而与孙玉书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协议离婚。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梦麟仅带女儿蒋燕华来台湾，其余三子均留大陆。而他和陶曾谷并无所出，仅有陶曾谷和高仁山所生的女儿陶燕锦亦来台。这也是老友胡适在劝告信中一直强调的，“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案：蒋梦麟与原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案：陶曾谷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的由来。1958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而短短不到两年，也就是1963年4月10日，蒋梦麟便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诉请与徐贤乐离婚，一年后，蒋梦麟在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而离婚后的徐贤乐则一直寡居，活到将近百岁，直到2006年1月10日，才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徐贤乐病逝后，因她无子女继承，住所将收归政府，据说清理卧房时，在床铺底下发现一小包纸袋，里面有着她与蒋梦麟的合照，她自己的照片，及她当年与蒋梦麟打离婚官司时的档案，包括银行账户、股票买卖凭据等等，还有当时蒋梦麟追求她时所写的诗句、便条，甚至蒋梦麟所预立的遗嘱，她都一一翻拍成照片（原件不知是否呈给法院？）。至于有些信函，倒是保有原稿或抄稿，如她给蒋夫人宋美龄的中英文信函，及抄录蒋梦麟给陈诚副总统和陈雪屏的信函。而令人讶异的是，居然有日记一本，首页以英文写着“Chiang Monlin 1957”，是蒋梦麟1957年日记无疑。

徐贤乐何以要扣留这一年的日记？1957年，徐贤乐并没有出现在蒋梦麟的生命中，甚至他们都还不曾认识。由此看来，蒋梦麟是有记日记习惯的，而且是每年一本，1957年的日记可能只是众多日记中的一本，婚后的徐贤乐在打离婚官司前，可能只是随意扣留一本，而其他的日记又在何处？目前没有答案。或许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带到了美国，或许已经永远消失在人世间。

而蒋梦麟1957年的日记又记载了哪些内容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1956年被诊断为肾盂癌，1957年的日记不断地记载陶曾谷去医院看病检验之事，身体发高烧、小便出血等等病情，7月10日日记云：“曾谷赴医院谒姜大夫，经检验据云成绩甚好，大致可无虑。自去年十一月二日动手术至今计八个月八天，在此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忧虑和紧张心绪。”除了家事外，他毕竟是位学人，日记中记载着他读了些什么书，以外文书为主，还涉及日本史甚至《六祖坛经》等。当然，他身兼农复会主委及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委，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业务上的开会外，还需要接见许多外宾、访问团。以他“党国大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宴会他都需要参加，送往迎来，确实花去不少时间。我们看看其中所记载的一些片段：

一月八日（周二）：晚在副总统家开小组会议，本小组奉中央奖状成绩优良，余又被选为小组长，余任此职已四、五年矣。

一月十二日（周六）：午后石门水库委会，通过工程顾问合同原则。副总统六十寿，晚在寓宴客，总统夫妇参加（阴历十二月十二日）。

一月二十日（周日）：午前偕谷赴怀恩堂礼拜，并谒思亮、雪屏、大猷诸君，同谷赴圆山饭店午饭，今日为余七十一生辰，陈辞修副总统、俞院长、严主席、张岳军均来贺。晚农复会同人在自由之家晚宴。

四月三日（周三）：午前赴立法院预算委员会报告农复会预算。

四月二十一日（周日）：晨偕谷投票选举台北市长及省议员，傍晚看电影。

五月一日（周三）：午后总统及夫人招待美军顾问团。

五月十八日（周六）：午前参观美国海军设立之微生物研究所。中午在教育部开会讨论组合国文教组会员选举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周六）：群众因Reynolds案，捣毁美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昨晚军队开入台北市弹压，今日秩序已渐恢复。

六月三日（周一）：午后外交部欢迎日本首相岸信介于中山堂。

七月四日（周四）：美国国庆节，中午赴美大使署酒会。

九月二十八日（周六）：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总统请教育界午餐。

十月二日（周二）：昨志希来电话，总统对于孔子纪念文甚嘉许。

十月二十三日（周三）：午前全代会，同意举陈诚为副总裁，晚总裁在中山堂请全代表晚宴。

十一月一日（周五）：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

十一月十九日（周二）：午前菲律宾调查团来会讨论中日菲三国合作事业情形及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周一）：晨视察虎尾灭鼠工作，午后赴彰化县政府听取防鼠工作报告。谒省主席周至柔兄，农厅长金阳镐兄，宿八卦山。

十二月十七日（周二）：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

其中日记提及的Reynolds案，即是“五二四事件”，又称“刘自然事件”，是1957年的一起示威事件，发生于前“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台北市中华路。本案为台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少有的几次反美事件之一，亦为台湾戒严时期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起因是同年3月20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在参加友人婚宴返家途中，于十一点在台北市阳明山驻台美军上士雷诺（R. G. Reynolds）的住宅门前，遭雷诺连开两枪毙命，但在两个月后的5月23日，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投票表决结果，以“杀人罪嫌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雷诺无罪释放，并于当日将其遣送回美国。5月24日，台湾各大报纸纷纷刊出文章，抨击美方判决不公，当天的《联合报》社论更以“抗议美军蔑视人权”为题，攻击美方放纵人犯，而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也在报上发表《我向社会哭诉》一文，向社会大众提出要求，并于当天上午十时手持用中英文书写的“杀人者无罪？我抗议！我控诉！”标语牌，到驻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引发群众包围“美国大使馆”。

当天晚上七时四十分，群众冲破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大使馆”彻底破坏，晚间八点，军方介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九点钟实施宵禁戒严，十一点钟并有大批台北市“卫戍部队”开赴事件现场，展开驱离及压制行动，为时大约十个小时的暴乱场面才被平抑下去，不过戒严令仍持续实施。蒋梦麟的日记应该是根据二十五日报纸的报道。

另外日记中提到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并受到蒋介石的赞许。根据日记，蒋梦麟从9月16日开始写这篇文章，到9月19日日记云：“终日在家作纪念孔子文，九成以上完成。”之后又经修改，直到9月23日午前才完全定稿，前后花了一星期左右，9月28日宣读后，翌日全文刊载于台湾各大报，题为《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概述孔子思想，天与人、人与人和人与物的三要点之相互关系，以及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三要素学说，奠定日后两千四百多年的中国学术方向，型塑了中国文化特性。

日记中又说，12月1日开始写《耶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12月10日云：“作耶文，上篇毕。”而到了12月23日，这篇文章刊载于《新生报》。文中阐述西方文化的演进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耶稣教文化因此传入，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

除此而外，在日记中可看出，蒋梦麟曾经身为北大校长，抗战期间北大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之后，他又兼“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因此即使他后来来台，但每年的校庆，在台的师生校友都会聚会庆祝。日记中有11月1日：“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12月17日：“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之记载。

另外日记又记载有3月13日赴士林签名祝蒋夫人寿（阴历二月十二日），而6月18日日记说：“今日为谷与余结婚廿五周年”，8月4日日记云：“午后李石曾先生新婚招待茶会”，此是李石曾的第四次婚姻，李石曾是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李石曾的原配姚同宜1941年病逝于法国里昂，李石曾于1943年继娶美籍犹太人茹素（Rosenberg），1946年两人解除婚约。1947年2月2日李石曾和林素珊在上海“世界社”会所举行婚礼。1954年2月1日林素珊因脑血栓突然病逝。1956年李石曾从乌拉圭返抵台北，经旧友齐如山介绍，才认识田宝田女士。田女士是辅仁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的，系“外交部亚东司”帮办田宝岱之胞妹。他们是在7月26日结婚的，七十八岁高龄的李石曾和时年四十二岁的田宝田，可谓“忘年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蒋梦麟的日记所载，是他们结婚后（8月4日）的招待茶会。

我常认为日记、书信等文献有其史料价值，尤其日记是当时每天记下的，更有当下的意义。经过数十年之后，即使当事者都有可能记忆模糊，但日记就白纸黑字地呈现在那里，正由于它保留太多的细节，不管是国家大事或是个人生活的琐事，可补历史的不足。《蒋梦麟日记，1957》虽只有一年时间，但也见证了许多事情，上至蒋介石、宋美龄、岳军（张群）、辞修（陈诚）、（蒋）彦士、（钱）思亮、（陈）雪屏、（吴）大猷、俞鸿钧、严主席、朱骝先（家骅）等，一直到国外元首使节、访问农复会的外国嘉宾等等，日记多有所记载，尤其是要研究当时台湾农业交流的情况，有相当重要的信息存在其中。这也是《蒋梦麟日记》的首次发现，期盼有其他年份的日记出来，当可更清楚他晚年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