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经济脉动、文化调适与明清地方社会（上）

近年来明清区域史研究的活跃现状令人瞩目，一方面跨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得到广泛认可与运用，田野调查、数据及图像的引入等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学者之间的交流愈发便利，以往在专门领域各自前行的学者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交流和碰撞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研究主题上，“江南热”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刺激了相关区域研究成果的诞生，民间信仰、宗族、水利等过去较为“冷门”的话题也有越来越成熟的讨论。

为进一步推动史学界关于明清地方社会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举行“经济脉动、文化调适与明清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西、安徽等地多个科研院所的四十余名学者参与交流。

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也有助于学界加深对整体中国历史的理解。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来说，也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与来自不同区域，研究不同区域历史的学者展开互动，相互学习，进一步推动该所的江南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唐力行教授在随后的致辞中，深切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与历史所已故的王守稼先生的一次见面，指出王先生等一代学人在当时对明清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等问题的思考是十分深刻的，对于当代史学的发展仍有其积极意义，也是今天历史所的一笔宝贵财富，应该继续加以继承和发扬。

唐力行、钱杭、范金民、常建华、王振忠五位教授做了大会主旨发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此整理几位学者的主旨报告，择其精要，与读者分享。文稿经所有主讲人审定。

清代苏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通史》是第一部完整的苏州通史，历经十年编纂，于2019年出齐十六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王国平负责其中清代卷的编写，唐力行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苏州通史>清代卷的编纂》的报告。

报告指出，明清交替之际，一向被视为“民风柔软”的苏州人显示了“威武不屈”的另一面，从乙酉“剃发令”的血腥屠杀，到清初江南政治大案，哭庙案、奏销案、科场案等，使得苏州在近半个世纪里社会动荡、经济萧条。

描绘清代的苏州是宏大而复杂的主题，又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上，著述有难度。唐力行表示，《苏州通史》清代卷编纂中尤其注重三个方面：一是重大历史事件对苏州的影响，二是强调苏州的特色，三是社会史的视野。

在叙述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既考虑其与整体的关系，也将局部视为相对的整体。例如太平天国，对于苏州来说是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苏州历史的走向。兵燹将苏州阊门外二十里商业中心化为灰烬，苏州财富与精英向上海租界逃亡集聚，田地荒芜，人口凋零，苏州由盛转衰。

而通过对苏州特色的研究，该书指出苏州是移民城市，打破了过去通常认为苏州人口流动较少的刻板印象。同时提出苏州不仅是太湖边的城市，还是一个海洋边的城市，强调了苏州在海洋贸易中的地位。

该书从细微处考察清代苏州城市的变迁，例如在城市空间的现代演进这一节中，为读者展示了了盘门－胥门－阊门商贸区的开发；沪宁铁路通车与城北商贸区的成型；观前街区的初步形成；教会小区的出现等城市史的细部等等。

在社会面貌方面，该书首先重视苏州人文荟萃的世家望族。官宦富绅和众多文人引领着苏州文化，明清苏州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和那些著名的家族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清代苏州有进士600名，状元26名（占清代状元的22.8%），他们从世家望族中走出，或造就新的世家望族。

苏州社会信仰多元，与商业的繁荣密切相关。苏州人信佛道者颇多，民间往往佛道兼敬。从社会史的视野，还研究了苏州社会生活的基本细胞——清代的家庭、人口；苏州人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和岁时节令。呈现了苏州下层民众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据唐力行介绍，《苏州通史》清代卷在苏州的文化艺术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不仅涵盖了海内外所谂知的吴门经学、史学、诗词、小说、书画、园林、藏书、科技、教育等成就，还涉及原不见于正史的昆曲、评弹、吴歌、工艺美术等，尤其是昆曲、苏州评弹和苏州发展的关系，使清代苏州的文化艺术得到了充分展示。

明代江南的房地产买卖为何盛行“找价”？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的报告题为《明代江南田宅买卖的“找价”述论》，探究了明代后期江南房地产买卖中盛行的“找价”现象。

田宅交易在绝卖之时没有完成过割转移手续，在一定的时间内，原主提出加价要求，这就是时人和今人所说的“找价”。“找价”在明末江南的田宅交易中极为流行，几乎是“凡卖必找”，甚至田产卖出后一二十年，原业主仍会要求回赎或者加价。官府对卖主的找价诉求也予以认可，清初以后在民间已经形成“一卖三添”的惯例。

明后期文献的记载认为，这种风气起源于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滥受民间词状，鼓励小民告状批准找价后成为定例；而范金民教授通过梳理和分析当时田宅买卖的制度规定、实际案例，指出它应是买卖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海瑞短短几个月治政江南所能促成的。他认为，清初江南等地田宅找价“一卖三添”形成定例，应与晚明民间与官府的实践密切相关，是明后期历任地方官从实情出发，支持小民为维护产权与强势者——尤其是巧取豪夺的绅宦——抗争的结果。此外，田宅找价也不是江南一地特有的现象，而是牵涉全国诸多地方的普遍现象，但江南尤为突出。

范金民教授从《皇明条法事类纂》、《大明律附例》、《云间谳略》、《退思堂集》、《按吴檄稿》等各类文献整理出35例明末江南田宅买卖中的找价实例，并指出当时的制度规定和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田宅纠纷频繁发生，找价屡屡酿成事端。而地方官员在处理复杂的民间纠纷过程中，往往“怜贫”——在稍开贫人一线生计的指导思想下，没有按大明律惩罚加价漏税者，而是承认民间的找价习俗，在三次或三次找价以下的，一般适量满足要求；但对于找价次数过多、历年长久者，不予支持，依律惩罚，从而适当维护小民财产的正当权益，兼以平衡贫富利益。

关于明后期江南找价之风盛行的基本原因，范金民认为，其一是田价持续看涨，时价不断超过现价；其二是明后期江南土地兼并进入了新阶段，田宅交易确实存在买主乘机抑勒价格变相掠夺财产的现象。而制度规定未能有效地保障弱势群体所有产权的无偿或低偿转移，未能体现社会运作过程中的纷繁复杂情形，不能应对乡绅不择手段的产权兼并，原业主便通过不断找价，持续抗争，得以保留原有产业的部分权利。这种手段收到实际的效果，成为一种解决田宅买卖纠纷的惯例，并为后世所沿用。

徽商如何在龙游商人的地盘上开典当行？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做了题为《清代徽商在浙江龙游的活动——以歙县许氏之典当经营为中心》的报告，通过探析清代许氏徽商在浙江龙游的经商个案，推测龙游商人与徽商之盛衰递嬗。

清人记载的俗谚“钻天龙游遍地徽州，绍兴人还在前头”反应了江南各地商人的活动盛况，其中龙游商人早在明代就相当活跃，16世纪有文献称“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较轻物”。而位于浙江的龙游地区也是徽人外出务工经商的要冲之地，是徽商重要的经营区域之一。

王振忠教授利用《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的抄本《清同治歙县岩镇夏官第许氏辑录道光许惇大号典规文约簿册》（《简称典规文约簿册》），从股权变更、规章制度等方面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清代许氏徽商在浙江龙游的典当经营。他表示，自清代以来，在龙游商帮的桑梓故里，徽商的活动就颇为活跃，《典规文约簿册》提供了一个细致的个案。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龙游商人的衰落。

同时，王振忠指出，虽然龙游商人是否能构成“商帮”仍有争议，但“遍地龙游”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据他推测，“遍地龙游”的盛况应当主要是在明代。此后随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龙游商人逐渐位居下风，而其他商帮则乘势而起。

在明清时代的一些文献如《笑林广记》中，徽商和龙游商人被相提并论，互为映衬。而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龙游县志》则感叹：“‘遍地龙游’之说久不闻矣。”有两个与龙游商人相关著名俗谚，一是“遍地龙游”，一是“钻天龙游”。而在乾隆年间的文献《娱目醒心编》中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州”之语，在这里“遍地龙游”被“遍地徽州”取代，“钻天龙游”则被“钻天洞庭”取代。综合种种文献资料来看，晚清以后，徽商对人们来说仍然耳熟能详，而龙游商人却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方志、族谱的史料价值与运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钱杭钱杭做了题为《明清方志中的几幅湘湖示意图》的报告。他通过考证湘湖跨湖桥在方志图中出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以方志中图像史料进行个案考察的范例。

有关明代跨湖塘和跨湖桥的建设过程，明代文献几乎没有记载；后人引以为据的亦多为清代文献中的追溯。据钱杭教授考证，《永乐大典》中所收宋元以来湘湖图中没有桥，但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萧山县志·萧山县境图》，首次出现了“跨湖桥”三个字。钱杭指出，这是跨湖桥在图上“从无到有”的一张图，但并不具体，也没有标注位置或其他描述，说明编者并不在乎其具体形制，很可能跨湖桥在这几十年间作用不大。

明万历十四年（1586）《绍兴府志》卷7的《山川志四》首次以图形的方式对明代跨湖塘、跨湖桥在湘湖中的位置进行了明确标识。这是我们所见最早的湘湖跨湖桥示意图，有桥墩，有拱形，显示了桥的形制。

这幅湘湖及跨湖塘桥图，亦成为此后同类图形之本。如三年后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萧山县志》卷首《萧山湘湖图》2，八十五年后的清康熙十年（1671）《萧山县志》卷1所附《萧山湘湖图》3，一百三十三年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绍兴府志》卷7所附《湘湖图》4，都源于万历十四年的《绍兴府志》。

钱杭表示，这是写作《湘湖通史》过程中关注到的一个个案，对思考方志中图像史料的价值及运用有所启发。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华做了题为《隐逸与治家：明万历浙江<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探析》的报告，通过明人张邦聘纂修《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揭示了万历时期浙江遂安纯峰张氏宗族的生存样态与宗族治理实践。

常建华教授指出，研究明代宗族通常有一定的史料限制，因为现存明代族谱少有徽州地区以外的留存，只能通过清代资料间接进行研究。流传至今的明万历浙江严州府遂安县《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属于极为珍贵的明代徽州以外地区的族谱资料，他以这一材料为中心探讨明代地方宗族的状况。

该族地处山区，既隐逸山水，又艰于农耕，《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记载了遂安的山水之胜以及族居者的怡然自得。常建华指出，南中国士大夫宗族强调在景色宜人的自然环境中族居，从事多元性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常建华对张氏《家训》做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家训》的制订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化实践。他将家训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即明伦常，治家族；订礼仪，行教化；尽人道，遵法纪；立奖惩，善持家；保族产，护风水；认为《家训》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以治家维护社会秩序，忠于国家，显示出家国一体的特色。

常建华指出，遂安的生态环境虽称得上是士大夫审美的佳山水，但也是不利农业生产的山地之区，本地普通民众之民生艰难，未尝不会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司道者”的地方官一直在进行移风易俗的社会建设活动。而至晚明时期，遂安官府更以乡约、宗族治理地方，地方上的宗族乡约化，推动着宗族的组织化与普及。并且这一历史趋势在入清以后仍在持续，至光绪时期，“士庶之家，各有宗祠……族长率众至祠……”，宗族组织进一步深入了族人生活。

常建华表示，将宗族研究和生态、景观结合起来思考，是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而《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难得地提供了相关信息，值得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