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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轰炸东京30秒，25万中国浙江平民惨遭屠杀
原创： 止小戈 龙哥的战场
前不久，组织小伙伴们观看了电影《决战中途岛》，扣人心弦的大场面，充满人性视角的美式英雄主义，看完后，却有一丝悲凉。
东京上空30秒，美国复仇珍珠港，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万多名中国将士牺牲，另有约25万浙江无辜百姓死于非命，仅衢州就有2万多老百姓被日军屠杀。
背后的原因，将由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士为你讲述。
多年来，我对这句奇怪的话常感到不解。直到2010年8月，一封来自中国的信，我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随信件寄来的还有几张照片：一位中国人，一栋土房子，一把竹躺椅，一美分硬币……
94岁的父亲身体已十分虚弱，无法动笔写信的他，交代我赶快代他回信。
我的父亲名叫查尔斯·奥扎克，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关于父亲的过去，我只零星知道一些。父亲曾是“杜立特行动”3号机组的领航员，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参与过轰炸东京，还曾因此受伤。
与其他老兵不同的是，父亲很少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也很少参加老兵聚会。
战争结束后，父亲进入摩托罗拉公司工作，他和母亲退休后，便定居在圣安东尼奥的老兵村。
给父亲来信的是一位中国民间学者，叫郑伟勇，专注研究“杜立特行动”已20多年。他来信想要证实一件事情，当年救父亲的人，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位老人？
郑伟勇在信中说道，他得知江山市小南坑口村民廖诗元先生，曾救过一位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位空军飞行员小腿受伤严重。那一带正是父亲的机组迫降跳伞的地方，而3号机组，唯有父亲受伤。
他还告诉父亲，廖诗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飞行员的，怎样将飞行员抬下山、清洗伤口，甚至当时吃了些什么都有说明。此外，廖诗元的邻居时隔近70年还能认出父亲的照片。
“如果没有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甚至你们都没机会出生。没有廖诗元先生，我甚至活不到战争结束。你代我回信给郑先生，当年救我的人，就是他。”父亲和我说道。
自从看到廖诗元的照片后，父亲就对他赞不绝口。父亲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廖诗元的慷慨和热情好客。这些照片，激起了父亲的许多美好回忆。
父亲年迈，身体虚弱，不能当面致谢。父亲想请郑先生替我们转达对廖先生一家的谢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
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珍珠港被偷袭以来，盟国在太平洋上一败再败。美军为提升低落的士气，开始实施一项大胆的报复计划，美国决心对日本本土发动一次大范围空袭。
在珍珠港事件后，许多美军航空兵官兵都要求参加对日反击作战，军方只从志愿者中挑选出140人，最终成行的，只有80名杜立特突袭者。
虽不知道具体的任务内容，但大家都知道凶多吉少，甚至有人戏称他们为“自杀男孩”。当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就表示：“我深信，没有人能活着回来。”
经过数月的精心谋划，准备于1942年4月18日，由詹姆斯·杜立特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突袭日本，分别在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投下大量炸弹。
这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以当时美军现役轰炸机的航程来看，美国在太平洋上并没有离日本本土足够近的航空兵基地。
最终决定，用B-25式中型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超低空向西做单程飞行，完成轰炸任务后继续西飞，到中国浙江、江西的机场降落。
父亲作为3号机组的领航员，参与了此次行动，他负责给飞机上的飞行员指示方向。父亲所在的轰炸机名叫“威士忌皮特”，这是以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的名字命名的。
任务开始时，父亲所在的航母，还没到达计划起飞位置时，就被日本哨戒船发现。轰炸机不得不提前起飞，起飞前大家相约：中国见。
不久后，16架轰炸机飞抵日本上空，开始分别突袭不同目标。每架轰炸机从第一枚航弹落下，到攻击完毕，不过仅30秒。
随后，按照原定计划，父亲向中国衢州机场飞去。
由于提前起飞并遭遇恶劣天气，油料消耗得快，再加上不熟悉航线，父亲所在的3号机与其他轰炸机一样迷航了。
更糟糕的是美国方面为使突袭行动能够成功，全程高度保密。即便是确定了中国机场作为轰炸机群的最后落脚点，行动前对盟友中国方面也只字不提，隐瞒了这次行动，直到轰炸完成后才通知中国。
严格的保密，反而造成了其中几架飞机的悲剧。
机群原定降落的衢州、玉山等机场，为避免日军轰炸，按例在夜间关闭了机场的导航灯。在机群到来之际，因为没有及时接到通知，依旧关闭导航灯。
15架飞向中国的轰炸机中，除几架因燃油耗尽，勉强飞到浙江坠毁在沿海地区外。剩余的虽然飞到了浙江腹地，甚至飞到江西，却因没有导航灯光而找不到预定的机场降落也纷纷坠毁。
父亲和战友们只好决定弃机跳伞，但究竟会落到什么地方，谁都不清楚，只能听天由命，3号机组按照职务由低到高的顺序跳伞。
父亲在跳伞落地时小腿受了伤，他在山上爬行着寻找下山的路，后来一位村民发现了他。村民马上跑去告诉保长廖诗元，廖诗元带领村民用竹躺椅把父亲抬到家中。
“没有廖诗元，你们可能都不会出生。”父亲多次嘱咐我代他回信，要我转达他对廖诗元儿子们的谢意。
2010年9月7日，我代父亲给郑伟勇回信，证实廖诗元当初所救飞行员就是父亲。
这些来自中国的照片，让我们意识到父亲曾经历过什么，也让我们了解到在那些日子里是谁给予了他同情和关心。
为了给廖诗元的儿子们和家人留点纪念，我随信附入了B-25飞机的金属仿制品，B-25飞机是多年前轰炸东京的飞机。
父亲也让我寄些照片给郑伟勇，但不让寄他的照片。也许是父亲希望廖诗元一家记住的，始终是1942年受到帮助的那个空军士兵，而不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
我随信附上一张父亲跟他队友空袭前合影的复印件，留作纪念。并偷偷寄了一张父母的合影，这样也可以让廖诗元对我们一家有所了解。我特意嘱咐郑伟勇，下次来信请不要说，他收到过我父亲的照片。
多年来，很多人写信问父亲要签名，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杜立特行动”。父亲有个习惯，每当别人向他要签名照片时，他都会在照片背面签上一句：“Happy Landing”（快乐着陆）。
以前，我对这句奇怪的话常感到不解。现在我终于有些了解，但两个多月后，父亲去世。临终前，再次问到廖诗元一家的信息，他始终铭记着中国人对他的帮助。
我想，有机会我要去中国看望父亲的救命恩人。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在杜立特突袭行动网站上，看到郑伟勇的一篇文章。那是关于父亲在中国被救的详细经过。
随后我立即给他发去电子邮件。这时我才明白，9月7日，我给他寄出的回信和照片，丢失了，他一直没收到回信。直到他在网站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感到惋惜。
为了纪念父亲和廖诗元这段故事，他才将文章发出来。
通过郑伟勇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更多细节，也更加了解父亲为何对廖诗元念念不忘。
廖诗元直到去世那年，都不知道自己所救的美国大兵叫什么名字。
但他反复和儿子们说起这个“红毛怪人”的故事，他希望知道我父亲过得怎样。在他去世前两三年，还给美国政府和美国国防部写信，希望能找到我的父亲。
“我别无他求，只想在有生之年，请贵国政府帮查实贤弟（美国飞行员）现住何方，做何事，及家里近况如何？免得常惦记贤弟，特请贤弟来我家做客，愚兄就心满意足。全家一定欢迎您。”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的信，没有得到回应。
相比于廖诗元，父亲要幸运的多，至少他在临终前，收到了恩人的信息。
1942年4月18日晚上，风雨交加，江山市小南坑口的村民们，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
第二天，一位村民在村东面五六里的地方发现一位受伤的怪人。
怪人长着红棕色的头发，身材很高大。他穿着一身绿灰色的连体衣，衣服裤子都被划破了，手脚上没有一块好皮，浑身血淋淋，左小腿受伤尤其严重，骨头都露出来了，十分恐怖。
那位受伤的怪人，正是我父亲，那年他26岁。
当地村民没见过外国人，看着蓝眼睛、红棕色头发的父亲，浑身是血，都不敢靠近。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只能称他为怪人了。
看了这篇文章，我急切地想来到中国，寻找父亲在中国的故事。
直到2018年10月，我们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一行24人，受邀来到衢州、江山等地，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寻访76年前父辈们的足迹。
我们决定先到郑伟勇先生家拜访，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廖诗元一家。此外，他还调查掌握了关于“杜立特突袭”的300多万字资料及1000多张图片，也帮助过许多杜立特突袭者及其后代。
此前，美国也曾多次邀请郑伟勇参加“杜立特突袭”庆典，遗憾的是，在美国时，我们未能见面。
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成员，平时也散布在美国各地，他们为了此行，聚集到一起，飞往中国。
10月24日晚，我们刚下飞机，就迫不及待赶往郑伟勇家。
当在这里看到3号机残骸时，我异常激动。父亲生前曾到处寻找这些飞机的残骸，后来父亲拥有一块飞机残骸，这令他十分自豪。
落在中国的75名机组人员中，64人得到中国军民的救助，搭车转移到后方，继而又奔赴反法西斯战场，3人在迫降中丧生，8人被日本军队俘虏，其中3人被日军枪决，1人狱中病逝。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被救一个多月后，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第621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尽快开始作战，主要是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中国民众对父亲他们的救护行动激怒了日军，为摧毁能够作为轰炸日本本土前进机场的浙、赣边界上的机场，发起了浙赣战役，兵分几路沿浙赣线发起全面进攻。
浙赣战役中，日军出动了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再次在浙赣沿线实施细菌战。战役尾声时，这些细菌部队在义乌的崇山村上空先空投鼠疫菌，待月余后鼠疫发作时，再进入崇山村把无辜村民活体解剖用来做试验。
三个月间，浙赣铁路运输线，沿线的衢州、丽水、上饶等机场被大肆破坏。日军还多次使用毒气，致使大量中国军民中毒或死亡。
作战中，中国军队1万多士兵牺牲，另有约25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其中，仅衢州就有2万多老百姓被日军屠杀。帮助了父亲的廖诗元一家，因地处偏僻幸免于难。
第二天，我在杜立特纪念馆里的一块展板前，找到了父亲，那是他20多岁的模样。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跪倒在地，我觉得是父亲的指引将我带到了这里。
我们一行静静地站在纪念馆中的杜立特将军塑像前，注视着塑像，似乎在想象父辈们昔时在衢州的经历。
“感谢你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父亲。”我对一路帮助我们的郑伟勇说道，“我一定要去看看父亲生活过的地方。”
走在衢州的街头，我感觉到也许我脚下的路，就是昔时父亲走过的。听父亲说他在衢州吃过一只鸡，我也要吃一次。
10月28日，郑伟勇陪同我来到小南坑口，我终于亲眼看到当年父亲被营救的地方，也在这里见到了恩人的儿子廖明法，我突然想起父亲说的“没有廖诗元，也许你们都不会出生。”
当廖诗元和父亲的故事一一浮现眼前，我知道，这里也有我们家的“根”，我们全家都很珍惜这段战火中的友谊。我激动地和廖诗元的孩子廖明法拥抱在一起。
父辈们都已逝去，我们在郑伟勇先生的帮助下，时隔76年后，跨越千山万水，心怀着父辈的情谊，再度相逢。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手牵着手，朝他们家走去。
70多年前的老屋，在当地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得以保留至今。走进父亲养伤的房间，坐在那张父亲躺过的木床上，我思绪万千。
父亲当年刚到廖家时，充满了警惕，什么食物都不吃。直到后来，廖诗元先吃给父亲看，父亲才肯吃。
廖诗元的妻子帮父亲处理伤口，父亲那染血的裤子也是她清洗的，廖诗元把自己的粗布裤子给他穿。但由于父亲身材高大，这裤子对他来说太小了。
为了给父亲治疗，廖诗元一家还上山给父亲采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没法交流，双方只能微笑致意，他们也不知道父亲是哪个国家的人。
平时节俭的廖诗元，为了让父亲快速恢复，给父亲单独做一份红米饭，自己家却只能吃玉米糊。此外，还要给父亲加鸡蛋，这在当时的廖家来说，鸡蛋可是高级营养品。
慢慢感受到廖家人的善意，吃东西时，父亲已不再需要廖诗元先尝一下了。
白天廖诗元就让父亲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晒太阳，当阳光随着时间移动时，家人又帮助他移动竹躺椅，让他总能晒到太阳。
晚上让父亲和廖诗元的四弟同睡，但他不敢和父亲睡，单独跑去阁楼里睡了几天。就在父亲慢慢和廖诗元一家渐渐熟悉时，突然家中来了三位穿黄军装的男人和一位女教师。
女教师是县政府派去的，她懂英语，他们要护送父亲到衢州。
那时，廖家人才知道这位外国人是美国飞行员，帮助中国人打日本鬼子，迷航跳伞才掉到村东面的山上。
廖诗元组织人员用竹杆和竹躺椅扎成一个轿子。他妻子还在躺椅上铺上床单，用被单搭成了桥顶，为父亲遮阳。
廖诗元与村民们把父亲送往长台镇，半路经过田青篷村，到保长家去休息。他们得知父亲是去轰炸日本才来到中国的。见他受伤，保长便煮鸡蛋给他吃。
村民们听说来了个奇怪的外国人，大家都没见过，纷纷跑来看他。
随着来围观的人渐渐多了，离开廖诗元家后，父亲又保持着高度警惕。不吃鸡蛋，直到村民将鸡蛋剥开，掰一小块给旁边的小孩子吃一口，他才敢吃。
翻山越岭，山路难行，抬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父亲，从小南坑口到长台镇，就走了整整一天，轿夫肩膀都磨出了血。
他们把父亲送到长台镇后，再用人力车把父亲送到县城，转移到衢州空军航空第13总站，再从这儿转移到重庆、桂林等地后回国。
父亲临别前，曾送给六七岁的廖明法一美分硬币。廖明法告诉我，“家人当时不知道是1美分的硬币，把它当成了纪念章珍藏。”
与硬币包在一起的，是一些杜立特行动队员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资料。今年4月9日，最后一位杜立特行动参与者逝世。
而父亲留在中国的那一美分，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纪念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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