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城︱有机体、审美现代性方案与青年黑格尔

一

关于十八世纪中期以降的近代（Neuzeit）历史，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在概念史意义上作出一个著名的表述式，即“鞍形期”（Sattelzeit）。“鞍形期”大约始于启蒙运动晚期（1750 年），止于 1848 年革命。在这一百年间，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语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许多既有词语要么经历了重大的语义嬗变（如Demokratie［民主］、Revolution［革命］、Republik［共和］及Geschichte［故事、历史］等），要么遭遇了明显的意义萎缩（如Stand［等级］或Adel［贵族］），而许多新词语也应运而生（如Klasse［阶级］、Sozialismus［社会主义］）。在历史语义学上，这个时期构成了一个“纪元阈”（Epochenschwelle），直接为今天的政治—社会语言提供了概念储备。

“有机体”（Organismus/organism/organisme）概念正是在这个时期以一种旧词新用（Neologismus）的方式重新登场。这个词语虽然直到十七世纪才见诸文献，但其词源可追溯到古希腊语organon和新拉丁语organum，后两者均表达“工具”（Werkzeug）和“器官”（Organ）的含义。在古代语言中，它与 corpus（身体）形成互相关联的语义群，在政治— 社会语言中发挥重要的隐喻功能，即指示城邦、帝国或教会作为政治躯体。在十八世纪，随着现代生理学的发展，有机体成为重要的自然科学概念。由于其既有的隐喻功能，这一术语马上被大规模地“转译”到文学艺术、乃至于政治社会领域。不过，迄至十八世纪末，Organismus仍同义于Organisation（今译“组织”），而其另外的表述则是organisierter Körper（corpus organicum即“有组织的物体”）。在法国大革命之后，Organismus和 Organisation的语义功能逐渐分离，后者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涵义，而前者更多地扮演着哲学隐喻的角色。不过，即便是在今天政治—社会语言中，其语义潜能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在概念史的专业研究领域中，有机体仍被视为现代政治—社会语言的核心概念，科泽勒克等所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八卷）以一百余页的篇幅系统阐述了以有机体为核心的概念家族。而在文化研究领域，威廉斯的《关键词》也给予“有机的”（organic）这个词语以相应的关注。

而在 1800 年前后的德意志语境中，有机体被提升为一种世界观模式，进而成为一种内涵复杂的文化政治话语。正如奥伊肯（Rudolf Eucken）所指出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自然产物仍被理解为自然的机器，与人造的机器并无本质的区别；德国古典哲学“宣扬要赋予人的本性以灵魂与意愿，由此‘有机体’这个词第一次被注入了生命的属性，成为生命的主要特色”。也正因为如此，“有机体”被塑造为与“机械体”（Mechanismus）相对立的概念。康德无疑是第一个对这种语义对立进行思考，并将有机体概念提升为哲学术语的思想家。在康德之后的浪漫派思想中，机械体—有机体在语义上的二元对立，无疑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范式，或者说，思维定式。在 1800年前后，有机体概念给德意志思想史烙上了深刻的印迹，对于后世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文化政治话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话语，几乎言必称“有机体”。民族和国家作为伦理整体，被表象为“有机体”“生命”乃至“精神”。在此期间的国家学说，几乎都是在有机体的范式下建构出来的。国家成为“真正的有机躯体”“活生生的有机体”，甚至被理解为“原始生成物”。因而，“国家学说” 也自然而然地转化成“国家自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内部的精神元素和物质元素就像在人体器官一样运动，它们是“有机的”（organisch），而非“机械的”（mechanisch）。因为，“机械的”这一谓词，对于国家而言，就意味着暴力、抽象理智和金钱的统治。法学家和法学史家施托莱斯（Michael Stolleis）总结道，这些国家学说的总体思想倾向表现为一种生物学类推。从而，国家权力缔结于“民族特征”，甚至缔结于种族特性，而这也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准备了思想土壤。

概念史研究所表明，政治—社会语言的核心概念具有再生产机制。机械体—有机体的语义对立，就像磁场的两极一样，在其周边形成一个广阔的语义场域。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中，有机体话语甚至渗透进日常语言中，构成政治生活当中的主导理念。在这个理念之下，形成了一系列对立范畴：民族（人民）—大众、共同体—社会、有机的/保守主义的世界观—机械的/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化的政治口号：民族—共同体—有机体。关于有机体的话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几乎形成一种共鸣机制。政治思想史家松特海默（Kurt Sontheimer）在其名作《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中，将有机体定位为当时的重要意识形态话语。他认为，这个词虽然在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国家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在二十世纪的反民主思潮中，已与深层的哲学思想不沾边，几乎沦为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口号。有机体理念俨然贬值为“所有人的童话”。而在纳粹主义时期，这个概念更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家族成员。从德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有机体概念具备了“鞍形期”基本概念的所有特征：（概念运用的）民主化、时间化（未来导向）、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可以说，有机体话语构成一种德意志思想史现象。这种概念史/思想史的视角，构成本书的宏观视角。

二

本书的第二个视角——或者更确切地说——中观的视角，便是所谓的“审美现代性”（ästhetisches Moderne）。本书的预设是，德国浪漫派的有机体话语构成一种审美现代性方案。在当前的国内学术界，“审美现代性”这一术语几乎沦为一种陈词滥调。其中原因，倒不在于这个话题的过时（它曾在二十年前时髦过），而在于这个术语的滥用。为了避免这个术语在语义上的抽象化和空洞化，笔者将采用哈贝马斯的相关定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引申。

在著名演讲《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1980）中，哈贝马斯意图通过总结先锋派运动的经验教训来为启蒙方案辩护。在其中，他明确地将先锋派的艺术纲领命名为“审美现代性”。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意即“文化现代性”或“启蒙方案”，但不同于“社会现代化”。后者指的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合理化进程、亦即技术化、工业化和科层化的进程。而前者指的是文化方面的合理化进程、亦即诸价值领域的分化。在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图景瓦解之后，凝聚于其中的实质理性现在分化为科学（真）、道德（善）和艺术（美）的自律领域。而所谓“审美现代性”，实质上便是自律美学达到其高潮时——表现为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运动——的艺术理想。因而，哈贝马斯把审美现代性的信念追溯到康德美学，并认为其中隐含着某种“审美执拗”（der Eigensinn des Ästhetischen），即“去中心性的、自行经验自身的主观性的客观转化，脱离于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断裂于感知与目的行为的习惯，揭露与震惊的辩证法” 。正是凭借着这种审美现代性的信念，先锋派最终向资产阶级“艺术体制”（Institution Kunst）发起了总体批判。简言之，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这么概括：审美现代性的艺术纲领虽然直到现代艺术（波德莱尔）和先锋派（超现实主义）那才明朗化，但其理论萌芽事实上早已蕴藏在康德美学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现代性首先意味着艺术自律（Autonomie）的纲领。而有机体话语首先为这一艺术纲领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品观念。艺术作品作为有机体，这种观念早已是老生常谈。无论是古代诗学传统，还是现代批评传统，都认为完美的艺术作品应当具有自成一体的品格，因而有机体历来被视为作品范畴最贴切的意象。不过，正如美国学者奥西尼（G. N. Giordano Orsini）所指出的，从古代诗学到现代批评，这种观念经历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古代，这一观念涉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有机整体（organic unity），其内涵较为宽泛；在现代，它则着眼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有机形式（organic form），其内涵更加明确。现代的有机形式论无疑成形于德国观念论和浪漫派美学。在现代批评史上，这种观念经过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的频繁挪用，自十九世纪以来便成为无处不在的文学术语，并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通过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1953），有机形式的内涵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概言之，有机形式意味着：诗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诗由此构成另一个世界，在这个自洽的宇宙中，一切矛盾都得到解决；好的诗产生于想象力，而想象力融合了思想与情感；诗不在于表意，诗就是其本身。在现代文学话语中，诸如此类的观念早已“日用而不知”，因而比格尔将有机体并置天才和静观，确立为艺术体制的核心观念。

但是，有机形式观念的经典化或体制化也导致了它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在今天的文学理解中，有机体通常被简单地视为一种隐喻或一种生物学类推，最终难免沦为陈词滥调。然而，如果回到有机体概念的发生语境，便可以发现，1800年前后，纠缠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毫无疑问，有机形式首先是由德国浪漫派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模式的。而德国浪漫派恰恰是立足于自觉的理论追求，进一步把艺术有机体的理念“转译”至社会政治领域，使之成为文化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本书关于有机体话语的讨论，更关注的是这一思想史事实。换言之，本书所要追问的是：德国浪漫派如何将有机体概念发挥成一种文化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又何以被定义为“审美现代性”？

这便涉及“审美现代性”的更深层的涵义。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只有当自律美学达到它的全部规定性时，它的本质才真正降临，而这个降临时刻也是其审判时刻——这便是先锋派运动。当先锋派摧毁其据以为基础的艺术体制时，它便从根本上摧毁了文化现代性框架，或者说，启蒙方案。当先锋派在最普遍的理论层面上要求艺术介入生活时，它便从根本上要求艺术兑现其“幸福承诺”（promesse de bonheur）。当先锋派在最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去搞街头政治时，它便从根本上表达出自律艺术本身的政治诉求——因而也不难理解，艺术先锋派为什么最终与政治先锋派合流。先锋派试图取消艺术与生活、幻象和现实的区别，试图抹杀艺术品与现成品的差异，试图废除一切标准，从而把审美判断等同于主观体验的表达，最终宣布一切都是艺术，而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些艺术纲领最终颠覆了艺术体制的基本观念：作者作为天才，作品作为有机体，接受作为静观。然而，如果回顾1800 年前后的浪漫主义语境，这些口号听起来何其相似乃尔——

世界必须浪漫化。［……］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德]诺瓦利斯：《新断片》，见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34页）

人人都该做艺术家。一切皆可变为美的艺术。（诺瓦利斯：《信仰与爱——国王与王后》，同上，120页）

诺瓦利斯

在某种意义上，先锋派便是浪漫派在1910年前后的镜像。先锋派运动实质上便是积攒了一百年的“审美执拗”的反向爆发，它要炸毁的，便是已经成为“铁笼”的合理化世界。先锋派乃是以“反艺术”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浪漫派的“新神话”理念：艺术作为文化—政治生活的意义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现代性便意味着艺术主权（Souveränität）的纲领。在浪漫派那里，审美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启蒙现代性的克服，其实质是以审美/表现理性重新整合认识/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而在哲学意义上，浪漫派的艺术哲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审美主义”（Philosophical Aesthetism），其理论实质是将艺术和情感建构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它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政治诉求，从根本上区别于十九世纪中期那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

一个概念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历史中。当有机体概念在1800年前后的德意志语境中登场时，它必定凝结着许多真切的时代体验。正如科泽勒克所言，概念绝不是抽象的术语，相反地，过去和当下的历史经验便积淀在概念当中。所以，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解释，概念史指向了这些积淀在概念中的历史经验，从而也将凝聚在概念中的理论诉求发而明之。通过有机体概念的视角，本书也试图把握德国浪漫派的审美现代性方案的政治命意，而反过来，通过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本书试图敞开有机体概念的历史内涵。

文德尔班说，在1800年前后，美学被提升为一种统治性的哲学原则。在思想史层面上，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它集中表达出反思启蒙的时代氛围。美学构成一种独特的时代诊断实践，所谓“美的艺术”（schöne Kunst）实质上是对不再美的（nicht mehr schön）、亦即物化或异化的历史现实性的回应。而当德国浪漫派将艺术作品想象成有机体时，他们事实上构想出一个最广义的“作品”（Werk）范畴。换言之，国家、宗教乃至于人类历史都应当是“有机的艺术作品”。如果说，机械体标志着科学化、工业化和科层化的现代理智秩序，那么，有机体则指示着自然生成的、有如源头活水般的传统伦理秩序。关于国家有机体的基本结构，诺瓦利斯写下一个著名的断片：“法庭、戏院、宫廷、教堂、政府、公共集会、学府、课堂等等，这些仿佛是神秘的国家个体的特殊的内部器官。”这个断片直接影响了政治浪漫派，米勒（Adam Müller）由此写出了《国家艺术诸要素》（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1809）。在政治浪漫派那里，国家已然成为艺术作品，政治家也俨然成为艺术家。施托莱斯认为，由于（政治）浪漫派的影响力，在十九世纪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中已经出现了政治美学化的倾向。

如果说，启蒙现代性话语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机械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妨将浪漫派的审美现代性话语命名为“有机的现代性”。在1800年前后，浪漫派的有机体话语首先表达为一种自觉的“特殊意识”。在有机体思想中，德意志民族终于在大革命的余震和现代性的浪潮中建立起一种认同机制。同时，伴随着某种反法情绪，有机体—机械体的对立，很快便上升为一种关于现代性方案的道路之争。早在1798年，弗·施勒格尔便如是宣布道——

法国人在这个时代里独占鳌头，这是自然的。他们是一个化学的民族，化学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最活跃，他们也大规模地在道德化学里展开实验。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化学时代。一切革命都是包罗万象的，但却不是有机的，而是化学的运动。［……］按照那个思想类推，继化学的时代而来的，将是一个有机的时代。（[德]施勒格尔：《断片集》，见《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103-104页）

弗·施勒格尔

在这里，化学的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一切元素都在骚动，不断地分解和结合，不断地摧毁和创造。革命的时代只是不稳定的过渡时代，完善的时代则是有机的时代。显然，在施勒格尔的理解中，这是无须赘言的：取代法兰西民族的化学性的乃是德意志民族的有机体，未来的有机的时代，属于德意志民族。在有机体—机械体的语义对立中，已经酝酿着后来那场以“1914 理念”（Ideen von 1914）反对“1789 理念”（Ideen von 1789），或以德意志“文化”（Kultur）反对西方“文明”（Zivilisation）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简言之，一种 “特殊道路”（Sonderweg）。有机体作为一种共同体理念，乃是德意志这个“迟到民族”（die verspätete Nation）的哲学证词，它持续纠缠着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和现代性想象。有机体话语乃是一种德国思想史现象，不妨借用萨弗兰斯基的话来说，它乃是一段“德意志的纠葛”（deutsche Affäre）。

三

然而，热衷于国家有机体或伦理有机体学说的思想家，不仅有浪漫派，而且还有浪漫派的最尖锐的批判者——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将国家视为伦理总体性的最高形态。作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家”，黑格尔通过这种国家理念所要表达的现实指向，也无须多言。以下是黑格尔关于国家有机体的最为经典的阐述——

国家是有机体，这就是说，它是理念向它的各种不同方面的发展。这些不同方面所以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通过它们，普遍物不断地、以必然的方式产生自己，又因为这一普遍物正以自己的生产活动为前提，所以也就保存自己。这种有机体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永远源出于国家，正如国家也通过它而保存自己一样。如果双方脱节分离，有机体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松散开来，那么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统一性就不再是稳固的了。这正适合于胃与其他器官的寓言。有机体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趋于同一，其中一部分闹独立，全部必致崩溃。用各种谓词和原理等等，在评断国家时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了，国家必须被理解为有机体。（[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397页）

《法哲学原理》

自早年的思想生涯开始，黑格尔无疑自始至终都秉持他与浪漫派同侪共同分有的有机论范式。正如哲学史家拜塞尔（Frederick C. Beiser）所言，有机体隐喻在黑格尔著作中无处不在，乃是正确理解其所有著作的“最重要的线索”，“因为黑格尔的一切思考，本质上都来源于一种有机的世界图景，来源于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观念”。

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有机体范式进行宏观的价值评判。有机体范式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产物，在1800—1830年间盛极一时。而自184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经验科学迅速发展，自然哲学的先天方法论，不可测算的思辨和拒绝实验的研究立场遭受着持续的批判，从而，自然哲学也被指认为伪科学。在这种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下，罗素对于有机体范式的批判极具代表性。他认为，黑格尔的有机体概念完全是出于神秘主义：“由于他早年对神秘主义的兴趣，他保留下来一个信念：分立性是不实在的；依他的见解，世界并不是一些各自完全自立的坚固的单元——不管是原子或灵魂——的集成体。有限事物外观上的自立性，在他看来是幻觉；他主张，除全体而外任何东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实在的。但是他不把全体想像成单纯的实体，而想像成一个我们应该称之为有机体的那类的复合体系［……］”即便在 1970 年代出现了黑格尔复兴，黑格尔研究学者仍然受制于实证主义，因而，他们的学术致力方向，也仅仅是力图使自然哲学的主题见容于当代的分析哲学。很多学者试图将黑格尔的“合理的内核”剥离于其“神秘的外壳”。所谓“合理的内核”，指的是黑格尔的范畴体系及其对于康德传统的依附性。而所谓“神秘的外壳”，指的就是他的有机世界观。在这种语境下，拜塞尔对有机体世界观的辩护也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对有机体世界观的指责本身就是某种时代错置，因为它把当代的理智正统预设为解释的准则，而这恰恰是当代思想长期笼罩在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之下的结果。而在 1800 年前后，黑格尔及其浪漫派同侪早已对这种指责进行了反批判，他们会认为这是片面的知性的产物。在今天，或者说在启蒙反思或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下，自然哲学及其有机体世界观有其合理与深刻之处。

不过，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本书的主导问题：既然黑格尔与其浪漫派同侪共同分享有机体世界观这一最基本的范式，那么，黑格尔为什么在思想上与浪漫派，尤其是谢林决裂？他们在有机体概念的使用上有何差异？这些差异又导向什么理论结果？在这里，青年黑格尔与其浪漫派同侪的思想交往便成为本书对相关问题的微观视野。

黑格尔与浪漫派的关系并不十分复杂。在转变为浪漫派的死敌之前，青年黑格尔更是浪漫派的思想盟友。自图宾根时期起，黑格尔便与荷尔德林和谢林结成“无形的教会”。从神学院毕业后（1793），黑格尔虽然客居伯尔尼，但与后两者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而当黑格尔来到法兰克福时（1797），荷尔德林已经是青年思想圈子的当仁不让的领袖。当黑格尔前往耶拿寻求一份教职时（1801），谢林已经是名誉天下的青年教授和思想领袖。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青年黑格尔仅仅被视作浪漫派的追随者。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与谢林有着一段为期三年的合作关系（1801—1803）。在此期间，他们共同编辑了《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共同捍卫自然哲学的理念。当然，根据现在学界公认的说法，黑格尔绝不是谢林思想的被动接受者。谢林的《来自哲学体系的进一步阐释》和《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第二版导论“附释”部分，其实是他与黑格尔的合作成果。在这段合作关系中，青年黑格尔与谢林各自有独立的发展路线，处于相互激发的思想对话格局之中。在 1803 年，谢林离开耶拿之后，黑格尔开始在课堂公开批判谢林哲学。1807 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黑格尔与谢林终于决裂。

如果把荷尔德林和谢林视为审美现代性话语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那么，从这段思想交往简史中不难发现，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与审美现代性话语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在荷尔德林的影响下，用“美”“爱”“存在”“生命”等概念进行权威宗教批判。在这些概念的深层结构，已经隐含着有机体—机械体（机器）的对立范畴。而在耶拿前期，黑格尔更积极地与谢林一起建构自然哲学（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绝对观念论）。而自然哲学的实质——不妨简单一点说——无非就是通过有机体概念重构曾被机械论和二元论贬抑的自然和生命概念，进行建构绝对者理念。在这段交往史之后，黑格尔一方面尖锐地批判谢林和浪漫派，另一方面却始终分有浪漫派的有机体范式。

1800年前后，有机体范式逐渐成熟，而这段时期也正是青年黑格尔介入、疏离甚至决裂于审美现代性话语的时段。因而，以有机体概念为线索，立足于青年黑格尔的视角，这种进路无疑可以窥探到审美现代性话语中的内在张力。而把握这种张力，我们也就能够把握到作为政治—社会话语的有机体概念在其形成期中的复杂面向，这无疑也能够深化我们关于德意志现代性方案的理解。概言之，本书试图以有机体概念为契机，把握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联。

本书第一章将概述青年黑格尔开始其思想生涯的语境：德国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合理化进程的反动。现代性的合理化进程深刻地缔结于机械论世界解释模式。这种模式在笛卡尔的 “普遍数学”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表述。“普遍数学”抽象了物质的性质，在使物质沦为死物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和自然的祛魅。康德悬设了自在之物，构拟出一个不受自然因果性统治的领域，从而使自由成为可设想的。而浪漫派则希望通过赋予自然以精神，从而重新激活自然的生命。

基于这种语境，本书第二章将讨论青年黑格尔对其时代、亦即现代性的批判策略。黑格尔的哲学生涯开始于其青年时期的宗教研究。黑格尔在其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试图将康德的自由理论和自己的民众宗教理念结合起来，一方面批判宗教的权威性，一方面克服知性的启蒙。但在其法兰克福时期，由于受荷尔德林的“统一哲学”（Vereinigungsphilosohpie）影响，他开始在“美”“爱”“存在”和“生命”等概念下，转而批判康德的二元论，试图克服自然与自由的冲突。青年黑格尔开始将其时代诊断为“分裂”的时代，并将“统治”（Herrschaft）和“支配”（Beherrschaft）视为“分裂”的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必然结果。在“理解即支配”这一表述中，青年黑格尔最终将权威宗教批判转化为一种启蒙批判。在法兰克福后期，青年黑格尔开始洞见到耶稣式的“爱的宗教”和“美的灵魂”无法克服现代性的分裂。总的看来，在法兰克福时期，青年黑格尔分有着浪漫派的审美现代性方案。

本书第三章将首先阐述德国思想家对于有机论世界观的建构。生理学家基尔迈尔（Carl Friedrich Kielmeyer）总结出有机体的独特功能，对浪漫派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内在合目的性概念阐述了有机体的自组织特性，并在哲学上奠定了有机体范式。有机论世界观在 1800 年前后成为德国思想家对抗机械论世界观的思想武器。谢林在其早期自然哲学著作中，将有机体阐述为“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之结合的典范，从而复活了曾经被机械论和二元论贬抑为死物的自然。谢林将有机体视为绝对者的原型，建构其同一哲学，同时也将有机体视为艺术作品的原型，建构其艺术哲学。自然哲学成为一种诗学话语，有机体成为审美现代性话语的重要概念。

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开始对审美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其最终表现便是与谢林的决裂。在耶拿前期，黑格尔与谢林在自然哲学领域中展开合作。由于黑格尔的自然概念也包含着“伦理自然”的维度，他也用谢林的有机体范式建构绝对伦理的理念。但由于鲜明的现代性问题意识，他发现谢林只是以理智直观或审美直观的方式来理解有机体范式和绝对者，从而无法真正把握现代性的分裂，同时也使精神同化于自然。黑格尔通过其精神哲学建构摆脱了谢林哲学。在精神的概念下，将绝对者建构为精神之扬弃自身和返回自身的进程，这一进程包含了曾被直观简单取消的分裂和对立。与谢林和浪漫派截然不同，黑格尔不是用有机体范式建构艺术概念，而是用它来建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体系乃是绝对者之自我显现的必然形象。黑格尔的绝对者不是静止的、未经发展的绝对无差别或原初统一性，而是运动的、充分发展的思辨结构，这决定了体系不能以某种给定的原则为开端，也不能以理智直观作为哲学思考的方式。有机体作为体系，乃是时代，即现代性的“哲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