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反对经济学

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像一个装满破碎工具的棚子。这并不是说没有有用的见解，而是从根本上说，现有的学科旨在解决另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确定工作和资源的最佳分配以创造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情况下应对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减少以及关怀工作（care work）的有效管理。这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当前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正是阻碍这一点的原因。

达娜·舒茨Dana Schutz，男人的撤退

在那些有责任管理大型经济体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经济学学科不再有明确的目标。它开始看起来像是一门旨在解决不再存在的问题的科学。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通货膨胀的痴迷。经济学家仍然教导他们的学生，政府的主要经济角色——许多人会坚持，它唯一真正合适的经济角色——是保证价格稳定。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通货膨胀的危险。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不加考虑地印钞票本身就是罪恶的。然而，如果通过政府和央行的协调行动抑制通胀，市场应该会找到“自然失业率”，而投资者利用清晰的价格信号，应该能够确保健康增长。这些假设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即政府应该限制自己管理货币供应的观点而来，到了90年代，这些假设已经成一种基本常识，几乎所有的政治辩论都必须从对政府开支的危险性的例行承认开始。尽管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各国央行疯狂印钞，试图制造通货膨胀，同时迫使富人用自己的钱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但这两项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我们现在生活在与危机前不同的经济世界里。失业率下降不再推动工资上涨。印钞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公共辩论的语言和经济教科书中传达的智慧几乎完全没有改变。

人们预计会有一定的制度滞后。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可能并不特别擅长预测金融崩溃、促进普遍繁荣，或者想出防止气候变化的模型，但当他们在知识权威的位置上站稳脚跟，不会再受这些失败的影响时，他们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要想找到类似的东西，你必须从宗教的历史种寻找。直到今天，经济学仍然未被当作一个充满争辩的故事来教授——不像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那样被视为经常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的混合体——而是被当作更像物理学的东西，一种普遍的、无懈可击的数学真理的逐渐实现。当然，经济学的“异端”理论确实存在（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奥地利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但它们的倡导者几乎完全被排除在 “严肃”的学科之外，甚至经济学学生的公然反抗（从法国的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 [post-autistic economics] 到英国的后崩溃经济学 [post-crash economics] )也基本上未能使“异端”理论进入核心课程。

因此，尽管异端经济学家在预测现实世界经济事件方面的记录往往要好得多，但他们仍被视为距疯子只有一两步之遥。此外，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基于的基本心理学假设——尽管它们早就被实际的心理学家否定了——已经殖民了学术界的其他领域，并对世界的普遍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众辩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这种鸿沟在英国最为明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似乎是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国家。正是中间偏左的新工党（New Labour）主导了危机前的泡沫，选民的“将混蛋赶下台”（throw-the-bastards-out）的反应让一系列保守党政府很快发现财政紧缩的言辞——丘吉尔式的为公共利益共同牺牲的号召——在英国公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接受，它们的政策旨在削减英国福利国家仅存的部分资源，并向上面对富人重新分配资源。“没有神奇的摇钱树”（There is no magic money tree），正如特蕾莎·梅在2017年的临时选举中所说——这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最黯淡的竞选活动中唯一值得纪念的一句台词。每当有人问及为什么英国是西欧唯一收取大学学费的国家，或者是否真的有必要让这么多人露宿街头时，这句话就在媒体上不断重复。

梅的话真正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真的。像任何发达经济体一样，英国有很多神奇的摇钱树。它们被称为“银行”。由于现代货币仅仅是一种信贷（credit），银行可以也确实凭空创造货币，只需发放贷款。目前在英国流通的几乎所有货币都是银行以这种方式创造的。不仅公众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英国研究团体“积极货币”（Positive Money）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令人震惊的是，85%的国会议员不知道钱到底从哪里来（大多数人似乎认为钱是由皇家铸币厂 [Royal Mint] 生产的）。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经济学家不能完全忽视银行的作用，但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争论“有人申请贷款时会发生什么”。一所学校坚持要求银行从其储备金中转移现有资金，另一所学校则要求银行生产新的金钱，但只能基于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这样以来你的汽车贷款仍可被视为最终植根于退休祖母的养老基金)。只有少数人——大部分是异端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现代货币理论家——支持所谓的“银行信用创造理论”（“credit creation theory of banking”）：银行家只是挥舞魔杖就可以让货币出现，确信即使他们给客户100万美元的信贷，最终收款人会把它再次放回银行，这样，整个系统的信贷和债务都会抵消掉。在这种观点中，存款本身是贷款的结果，而不是贷款基于存款。

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做的一件事是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并弄清楚当有人借钱时到底会发生什么。2014年，一位名叫理查德·沃纳的德国经济学家正是这么做的，他发现，事实上，贷款官员并不检查他们现有的资金、储备或其他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凭空创造货币，或者用他更喜欢的话说，“精灵之尘”（fairy dust）。

那一年，英国的独立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些人似乎也决定要适可而止。创造货币的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在英国，即便是主流经济学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早就反对紧缩政策，认为其适得其反（可以预见，这对公众辩论几乎没有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负责管理该体系的技术官僚将所有政策决策建立在对货币本质这样的基本问题的错误假设之上，就像要求建筑师在“47的平方根实际上是π”的基础上工作。建筑师意识到建筑物会开始倒塌。人们会死的。

不久之后，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在英国相当于美联储的机构，其经济学家因为不是政府的正式成员而最自由地发表意见）推出了一份名为《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造》的详尽的官方报告，其中充满了视频和动画，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主流的货币主义正统学说，是错误的。异端经济学家是对的。私人银行创造货币。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也创造货币，但是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的正确职能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央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控制货币供应量；他们的主要功能是设定利率——以确定私人银行可以为他们创造的货币收取多少费用。因此，几乎所有关于这些主题的公开辩论都基于错误的前提。例如，如果英格兰银行所说的是真的，政府借款并没有从私营部门转移资金; 它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全新货币。

人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承认会引起轰动，在某些受限的圈子里，确实如此。 挪威、瑞士和德国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布了类似的报告。 回到英国，媒体的第一反应就是沉默。 据我所知，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从来没有在 BBC 或任何其他电视新闻媒体上被提到过那么多。 报纸专栏作家继续写作，仿佛货币主义是不言而喻的正确。 政客们继续被盘问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 这就好像一种英法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已经建立，技术官僚将被允许生活在一个理论宇宙中，而政治家和新闻评论员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中。

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安排是暂时的。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银行——为自己是全球经济趋势的领头羊而自豪。货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被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接受后，开始在知识界受到尊重。从那时起，它最终被叛乱的撒切尔政权所采用，之后才被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所采用，随后几乎出口到世界各地。

今天，一种类似的模式可能正在重现。2015年，在英格兰银行报告发表一年后，工党首次允许公开选举其领导人，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现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shado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John McDonnell）的领导下，该党的左翼掌握了权力。当时，工党左派在党内的边缘极端派的程度，甚至被认为高于1975年撒切尔那一支在保守党内部的位置；也是英国唯一一个对新经济理念持开放态度的主要政治团体（尽管媒体不断努力将他们描绘成尚未重建的70年代社会主义者）。过去几年，几乎所有的政治机构都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英国退出欧盟大声疾呼，而麦克唐纳的办公室和工党青年支持团体一直在举办研讨会和浮动政策倡议，涉及从每周四天的工作制和全民基本收入到“绿色工业革命”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并邀请非正统经济学家参与流行教育倡议，旨在改变人们对经济真正运作方式的看法。科尔宾主义（Corbynism）面临着几乎所有政治体制部门近乎戏剧化的反对，但忽视历史性事件正在发生的可能性是不明智的。

《货币与政府：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作者Robert Skidelsky，耶鲁大学出版社，492页。罗伯特 · 斯基德尔斯基，伦敦，2013

它揭示了两种广泛的理论观点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似乎总是同一方获胜——原因与理论的复杂性或更强的预测能力几乎毫无关系。争论的焦点似乎总是在货币的本质上。货币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实物商品，一种用来促进交易的珍贵物质，还是把货币主要视为一种信贷、记账方法或流通借据这样的社会安排？这是一个已经以某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的论点。我们所说的“钱”总是两者的混合物，正如我自己在《债务》（Debt，2011）中指出的，两者之间的重心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来回移动。在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日常交易通常是通过信贷进行的，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概念。正是16世纪和17世纪全球欧洲帝国的崛起，以及相应的从美洲掠夺的金银洪流，真正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从历史上看，认为黄金实际上是货币的观点，往往标志着普遍暴力、大规模奴役和掠夺性常备军的时代——这正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帝国的经历。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这些新的基于黄金的货币理论所允许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是货币数量理论（通常在教科书中提到，因为经济学家对缩写词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 QTM，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在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之后，价格暴涨的原因引发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法国律师让 · 博丹（Jean Bodin）首次提出了 QTM 的观点。博丹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简单的供求问题：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量金银流入欧洲，使欧洲货币贬值了。毫无疑问，对于当时任何有商业经验的人来说，这个基本原则似乎都是常识，但事实证明它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设之上的。 首先，从墨西哥和秘鲁掠取的大部分黄金和白银根本没有流入欧洲，当然也没有被铸造成货币。其中大部分直接运往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丝绸、印花棉布和其他“东方奢侈品”），就其对国内通胀的影响而言，它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投机性债券（speculative bonds）的基础上的。当应用 QTM 时，这几乎总是正确的：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只有当你忽略了大多数关键因素时才是正确的。

例如，就16世纪的价格通胀而言，一旦考虑到信贷、囤积和投机——更不用说经济活动增长率、新技术投资和工资水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与工人和雇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相对权力有很大关系）——就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是货币供应驱动价格，还是价格驱动货币供应。从技术上讲，这可以归结为在所谓的外生货币理论和内生货币理论（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theories of money）之间的选择。货币应该被视为外部因素，像菲利普二世（Philip II）时代那些风靡于安特卫普、都柏林和热那亚的西班牙杜布隆金币（dubloons）一样，还是应该主要被看作经济活动本身的产物，被开采、铸造和投入流通，或者更常见地被想象为贷款等信贷工具，以满足需求？当然，这意味着通胀的根源在别处？

坦率地说：QTM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你把所有的黄金都给富人，而他们只是把黄金埋在他们的院子里，或者用黄金来制造镀金潜艇，那么一个国家的黄金数量翻一番对奶酪的价格不会有任何影响（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购买长期政府债券让货币流通的量化宽松策略也没有奏效）。真正重要的是支出。

尽管如此，从博丹时代到现在，几乎每次有重大的政策辩论，QTM 倡导者都赢了。在英国，这种模式是在1696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建立的，当时财政部长威廉·朗德斯（William Lowndes）、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时任铸币局局长）和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就战时通货膨胀展开了争论。牛顿同意财政部的观点，银币必须正式贬值，以防止通货紧缩崩溃；洛克采取了极端的货币主义立场，认为政府应该仅限于保证财产（包括硬币）的价值，修修补补的行为将会迷惑投资者并欺骗债权人。洛克赢了。结果就是通货紧缩崩溃。货币供应的急剧紧缩造成了突然的经济收缩，使数十万人失业，并造成了大规模的贫困、骚乱和饥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缓和政策（首先允许银行以纸币的形式将政府战争债务货币化，最终完全取消银本位制），但在其官方言论中，洛克的小政府、亲债权人（pro-creditor）、硬通货意识形态（hard-money ideology）成为所有进一步政治辩论的基础。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模式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无论是在1797年、1840年代、1890年代，还是最终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每次都是简短的）采用货币主义，我们总是看到相同的事件顺序：

(1)政府原则上采取硬通货政策。

(2)灾难随之而来。

(3)政府悄悄地放弃硬通货政策。

(4)经济复苏。

(5)尽管如此，硬通货哲学还是成为或被强化为简单的普遍常识。

怎么可能为这样一系列显著的失败辩护呢？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在这方面，许多责任可以归咎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作为 QTM 的早期倡导者，休谟也是第一个引入短期冲击的人——如洛克产生的冲击——如果它们具有释放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效果，将创造长期利益：

自休谟以来，经济学家就已经区分了经济变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包括政策干预的影响。这种区分有助于保护平衡理论（the theory of equilibrium），因为它能够以某种考虑到现实的形式来表述。在经济学中，短期现在通常代表在某种“冲击”的影响下，市场（或市场经济）暂时偏离其长期均衡位置的时期，就像钟摆暂时从静止位置移开一样。这种思维方式表明，政府应该让市场来发现它们的自然均衡位置。政府干预“纠正”偏差只会让原来的错误错上加错。

任何这样的理论都有一个逻辑缺陷：没有可能证伪它。只有当一个人对“终点”有一个共同认同的定义时，市场最终会永远正确的前提才能得到检验；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定义是“经济已经恢复平衡，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同样，像“野蛮人最终总是胜利”或“真理总是胜利”这样的说法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实践中，它们只是意味着“每当野蛮人获胜，或真理获胜，我就宣告故事结束。”）

此时，一切都已就位：紧缩货币政策（对债权人和富人有利）可以被解释为清除价格信号的“苦口良药”，这样市场就可以回到健康的长期平衡状态。在描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斯基德尔斯基为我们提供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描绘的历史的有价值的延伸：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国家市场是如何通过精心的社会工程产生的。工程中还包括自觉地创制政府政策，以激起对“大政府”的不满。斯基德尔斯基写道：

一项重要的创新是所得税，首次征收于1814年，1842年由总理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更新。到1911-14年，这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得税的双重好处是给英国政府一个安全的财政收入基础，并使选民的利益与政府相一致，因为只有直接纳税人有投票权。格莱斯顿（Gladstone）领导下的“财政诚信”（Fiscal probity）成为了新的道德标准。

事实上，现代国家完全没有理由主要通过挪用公民收入的一部分来为自己融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例如土地税、财产税、商业税或消费税（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累进），这些方法效率要高得多，因为创建一个能够按照所得税制度要求的程度监控公民个人事务的官僚机构本身就非常昂贵。但这没有抓住真正的要点：所得税应该是侵扰性的，令人恼火的。这意味着至少有点不公平。像大多数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巧妙的政治花招——官僚国家的扩张，也允许其领导人假装支持小政府。

这种模式的一个主要例外是二十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在这个时期，那些执政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受到俄罗斯革命和本国工人阶级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叛乱的惊吓，允许前所未有的再分配——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物质繁荣。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70年代新古典反革命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但是斯基德尔斯基给读者一种潜在冲突的新感觉。

凯恩斯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可能推动快速的技术进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物质劳动的需求。他希望充分就业，不是因为他认为工作是好的，而是因为他最终希望废除工作，设想一个技术会使人类劳动过时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认为地基总是在分析师的脚下移动——任何社会科学的对象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马克斯·韦伯出于类似的原因，认为社会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想出任何与物理定律相似的东西，因为当他们接近收集足够的信息时，社会本身以及分析家看重的东西，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信息变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反对者决心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这样的普遍原则上。

局外人很难看清这里真正的利害关系，因为这一争论已经被描述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角色之间的技术争议。凯恩斯主义者坚持认为，前者适合于研究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试图优化它们在市场上的优势，但一旦开始关注国民经济，人们就要面对完全不同的复杂程度，适用不同种类的法律。正如通过分析土豚细胞中的所有化学反应来理解它们的交配习惯是不可能的一样，贸易、投资、利率或就业率的波动也不仅仅是构成它们的所有微观交易的总和。用科学哲学家的话来说，这些模式具有“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显然，理解微观层次是必要的（正如理解土豚的化学物质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宏观，但这本身还不够。

从凯恩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老对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加入他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各种名人开始，反革命分子直接瞄准了“国民经济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这一概念。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在政治上，这是由于对治国理念（statecraft）的敌视（更广泛地说，是对任何集体利益的敌视）。国民经济确实可以归结为数百万个个体决策的综合效应，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系统地“微观建立”。

这种立场如此激进的一个原因是，微观经济学本身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始于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从理解市场参与者如何做出决策的技术转变为人类生活的一般哲学。通过提出一系列连经济学家自己都乐于承认并非真实的假设，它能够非常明显地做到这一点：他们说，让我们假设纯粹的理性行为者完全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他们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不改变主意，并且能够完全获得相关的所有定价信息。这使他们能够精准地预测个人应该如何行动。

当然，创建简化的模型没有什么错。可以说，任何有关人类事务的科学都必须这样发展。但是随后，一门实证科学继续对照人们的实际行为测试这些模型，并相应地调整它们。这正是经济学家没有做的。相反，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把这些模型封装在外行完全无法理解的数学公式中，就有可能创造一个永远无法反驳这些前提的宇宙。数学方程让经济学家们振振有词地宣称，他们的理论是社会理论中唯一一个发展到类似预测科学的分支,即使他们大多数成功的预测都是关于那些自己受过经济理论训练的人的行为。

这使得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可以侵入学术界的其他部分，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几乎所有为年轻人准备权力职位（positions of power）的学术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都采纳了某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这最终是从微观经济学中挑选出来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艺术基金会或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能广泛熟悉人类事务的“科学”，他们甚至不会被认为是完全合格的，而人类事务的“科学”起源于“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私和贪婪的”假设。

这些就是新古典主义改革者要求宏观经济学回归的“微观基础” （microfoundations）。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利用凯恩斯公式中某些不可否认的弱点，首先是它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从而抛弃剩余的凯恩斯上层建筑，回到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小政府政策。熟悉的模式随之而来。货币主义没有发挥作用；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政策很快就被放弃了。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干预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重新主导了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他们仍然觉得有义务维护新的微观基础。

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强调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最初的假设是荒谬的，将它们乘以一千倍也不会使它们变得不那么荒谬。或者，正如他所言，“疯人院会得出疯狂的结论”——这种说法可不那么委婉：

尤金·法玛（Eugene 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EMH，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是理性预期在金融市场的应用。理性预期假说（REH，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认为，行为主体最佳地利用关于经济和政策的所有可用信息来立即调整他们的预期。

因此，用法玛的话来说，“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许多聪明的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证券的实际价格将是对其内在价值的很好的估计。”

换句话说，根据定义，我们不得不假装市场是不会错误的——例如，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帝国大厦所在的土地的价值高于纽约市所有土地的价值，那肯定是因为这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如果有偏差，它们纯粹是随机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暂时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理性行为者会迅速介入，扫荡任何被低估的股票。斯基德尔斯基冷淡地说：

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试图从投机中获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股票总是被正确定价，其走势无法预测。但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不试图获利，市场就不会有效率，因为没有自我纠正机制……

其次，如果股票定价总是正确的，市场就不会产生泡沫和危机……

这种态度渗透到政策中：“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开始，政府官员不愿意打破泡沫，是因为他们甚至不愿意判断这是一个泡沫。”有效市场假说使得识别泡沫变得不可能，因为它先验地排除了它们的存在。

如果有女王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金融危机到来”的答案，恐怕这就是解释。

此时，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经历了如此灾难性的尴尬之后，正统的经济学家们重新选择了他们的强项——学术政治和制度权力。在英国，2010年新成立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Conservative-Liberal Democratic Coalition）的第一批举措之一是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将学费提高两倍，并建立美国式的学生贷款制度。常识可能表明，如果教育系统运行成功（尽管有缺点，但英国大学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之一)，而金融系统运行糟糕到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改革金融系统，使其更像教育系统，而不是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激进努力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举动。这是对“知识不是经济商品”这一观点的全面攻击。

为巩固对体制结构的控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曾经自豪地独立的机构，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广播网，他们的政治评论员经常逐字逐句地背诵执政党的最新观点——至少在经济上，这些观点是以刚刚被怀疑的理论为前提的。政治辩论只是简单地假设通常的“严酷药方”和格拉斯顿式（Gladstonian）的“财政诚信”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开始疯狂地印刷钞票，实际上，在一次不成功的刺激通货膨胀的尝试中，把钱分发给百分之一的人。委婉地说，实际结果并不令人振奋。即使在最终复苏的高峰时期，在这个世界第五富裕的国家，差不多每12个英国公民中就有一个经历了饥饿，甚至整整一天没有食物。如果要将“经济”定义为人类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手段，那么英国经济正越来越不正常。英国政治阶层改变话题的狂热努力(脱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真正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像一个装满破碎工具的棚子。这并不是说没有有用的见解，而是从根本上说，现有的学科旨在解决另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确定工作和资源的最佳分配以创造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情况下应对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减少以及关怀工作（care work）的有效管理。这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当前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正是阻碍这一点的原因。任何新的、可行的科学要么必须利用女性主义、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甚至人类学积累的知识来提出基于人们实际行为的理论，要么再次接受复杂性的新兴层次（emergent levels of complexity）的概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从智力上来说，这并不容易。在政治上，这将更加困难。突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主要制度的束缚，以及它对媒体近乎神学的控制——更不用说它用所有微妙的方式来定义我们对人类动机和人类可能性的概念——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大概需要某种冲击。这种冲击会带来什么？又一次2008年式的崩溃？在一个主要的世界政府中发生激进的政治转变？全球青年反叛？不管将会发生什么，像这样的书——很可能就是这本书——将会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