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邱轶皓：世界史视野下的蒙古史

正如拉施都丁在《史集》开篇处的宣告，“还有什么事比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更值得一提的呢？它被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蒙古帝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019年11月30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邱轶皓受邀参加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杨浦区图书馆主办的“海上博雅论坛”，举行“世界史视野下的蒙古史研究”主题讲座，一百余名观众参与此次活动。

如何认识并想象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横贯欧亚、幅员辽阔，众多族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而改变。国内外诸多学者被蒙古的魅力所吸引，投身于蒙古史研究。但是，有关蒙古帝国的历史资料，涉及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畏兀儿（回鹘）语、藏语等多种语言，许多材料分散在处于战乱的中亚地区，要想在“世界史”的视野下考察蒙古史，可谓困难重重。此次讲座深入浅出，既包含上述各类史料的深度解读，又充满形象的例证故事，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是为所有历史爱好者分享有关研究心得。

“如何认识、想象历史上的蒙古帝国？”1970年代，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撰写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以扩张中的蒙古帝国为舞台，讲述了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汇报新征服的城市的情形。该小说以《马可波罗行纪》为蓝本，通过架空历史的叙述，回应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其中虽然充满了文学家的想象与隐喻，但也不乏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感受。卡尔维诺如此写道：

“我讲，我讲，”马可说，“可是听的人只会记得他期望听到的东西。”

而在现实生活中，蒙古帝国的历史以及成吉思汗的形象，都不同程度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本民族历史叙事，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苏联解体后的蒙古国就一反苏联时代对成吉思汗、蒙古史的种种禁忌，广泛地使用成吉思汗形象重塑民族传统，凝聚国民认同感。例如，位于乌兰巴托远郊金博尔多格（Tsonjin Boldog）的“成吉思汗挥动金马鞭”雕像即是这类典型的纪念碑作品。

与之相反，在现代伊朗的历史叙述中，虽然对蒙古人统治仍以消极评价为主。但是位于伊朗西北部苏丹尼亚（元代“孙丹尼牙”Sultaniya）的宏伟建筑，仍然展示出蒙古统治在伊朗历史上造成的大规模的文化交融，及其深远影响。伊利汗完者都是第一位公开宣布改宗什叶派的蒙古汗，他立志通过将苏丹尼亚建成可以媲美开罗的宏伟都城，昭示伊利汗国取得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设想虽未实现，却实质上改变了当地伊斯兰教派的发展轨迹。

上述古今纪念碑性质的建筑，至今仍然吸引着众多游客。而游历当地的旅行者亦籍由此，目睹并感受到蒙古时代在现实世界的巨大投影。

扩张与征服：蒙古帝国早期历史年表

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活动，超越了民族与边疆的界限，有必要将之置于“全球史”的视野进行考察。

尽管直到12世纪末，铁木真还只是东部蒙古草原上相互攻伐的许多部落领袖之一。但1203年，他却奇迹般地转败为胜，击败了原本实力强大的克烈部及其众多盟友，随即统一了诸蒙古语部落。1206年铁木真获封“成吉思汗”封号。对“成吉思汗”一名的原义一向有多种说法，如认为该封号取自突厥语中“大海”之意等。但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经研究后指出，“成吉思汗”在古突厥语中有“强有力的”之义。无论如何，自此铁木真并正式以“成吉思汗”之名登上欧亚世界的政治舞台。

和众多兴起于欧亚东部的游牧帝国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东西部后，将其兵锋转向了东方农耕社会。他先后进攻西夏和金朝，此举也兼有复仇之意。直到1219年，一个偶然事件将他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立足于阿姆河绿洲的花剌子模帝国边将因贪渎财货而杀死了成吉思汗遣来的商团，引发了后者的西征。结果，看似强大的花剌子模在蒙古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第一次西征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正处于上升期的蒙古人征服世界的雄心，而本来就和以突厥人为主的花剌子模统治者离心的本地波斯语居民，转而投向成吉思汗，为后者带来了和伊斯兰世界交往所必须的情报和管理人才。自此蒙古帝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西征之旅。

1227年，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在亲征西夏之际离世。他的离世使原本忙于西征蒙古诸王纷纷东撤，参与到新一轮的大汗选举中去。不少被蒙古人围攻的城市因而幸免于难。甚至在写作于加里西亚-沃列尼亚（今波兰东南边境）的古俄语编年史中，也留下了蒙古人因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唐古惕地区）而退兵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同时代历史作者无法知晓蒙古帝国内部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但他们的作品仍然真实地记录了“鞑靼入侵”在周边民族中留下的深刻震动。

此后数代蒙古大汗持续组织并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西征，其兵锋先后迫近匈牙利首都和耶路撒冷。而旭烈兀所率领的第三次西征规模更大，其动员的军事和科技力量，代表当时最高生产力水平。随着西方世界和蒙古人接触的深入，生活在不同文明地区的人们各自试图从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寻找出解释蒙古人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成就的原因。例如，阿拉伯人试图从圣训中找出有关“鞑靼征服”的末日其实，而在波兰人与匈牙利人描述蒙古入侵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中，蒙古人继承了古代头戴三角尖帽的斯基泰人或包裹头巾阿拉伯人的形象。同时，蒙古人在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活动也使得基督教世界对其产生幻想。他们将蒙古人和传说中的“大卫王”、“约翰长老”的故事相比附，认为前者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盟友并为基督文明“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一时间，蒙古帝国的名号威震四方。

1258年是中世纪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并将哈里发家族屠杀殆尽。自此，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宗教、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复存在。在第三次西征过程中，他们调动了欧亚世界中各种不同的战争资源：来自汉地的炮兵与火药、回鹘地区的小麦与军粮、亚美尼亚人组成的步兵，以及来自高加索、格鲁吉亚骑兵等等。蒙古人军事行动无意中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技术交流。尽管在1260年的艾因·札鲁特（在今以色列境内）战役中，大将怯的不花的偏师遭到全歼，从而终止了蒙古西征的步伐。但帝国的深远影响却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深深铭刻进了欧亚大地。

蒙古时代的东-西之旅

蒙古帝国疆域“自日出至日没之地”（《汉藏史集》），只有少数肩负出使、商业、军事及宗教任务的旅人才有可能周游帝国全境。同时，穿行于帝国内部的旅行家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记录。马可波罗、拉班·扫马、卡尔宾尼、鲁布鲁克、李志常、常德、伊本·白图泰……这些蒙古时代的著名旅行者，通过“旅人之眼”观察到广袤帝国中的风俗异同，细腻而富于细节，补充了官方文献忽视的诸多内容。

那么，“如果‘穿越’回蒙古时代，被大汗派遣出使远方，或是希望得到大汗的青睐，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景与细节。

对于一个旅行者而言，最首要具备的当然是语言能力。如卡尔宾尼就告诫称，任何试图前往汗廷的信使都应该尽可能多地雇佣懂得钦察语的向导。另一方面，具备精通多国语言的能力也是在帝国生存以至于发迹的必要条件。

在当时，作为统治者的语言——蒙古语，广泛通行于帝国统治下整个疆域。因此从汉地到波斯，从埃及到也门都出现了大量为学习蒙古语而编写的双语（或多语）词汇表。而在帝国的外交文书和商贸机构中，波斯语则具有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地位；而畏兀儿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语法相近，是蒙古人学习管理定居社会的知识、佛教经典的中介，也因此而通行于汉地、中亚、波斯以至于金帐汗国境内；而如果想通过随侍蒙元帝师左右，获得亲近皇室进而飞黄腾达的机会，那么掌握藏语不失为一条捷径。多语环境带来的并非全是隔阂，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流通。例如，伊斯坦布尔宫廷中留下的一副八思巴文册页上记录的蒙古语箴言，竟然和《元史》中所录忽必烈语录不谋而合。如上种种，皆可见蒙古时代跨文化接触与传播的广幅和深度。

此外，要想在东西之间往来无阻，还需借助地图的指引。地图不仅是帮助人类远行的工具，其绘制时所遵循的原则和具体的地理信息也折射出当时人地理环境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明代在朝鲜半岛制成的“混一疆理天下国度之图”，第一次在一幅地图上同时绘制了亚、欧、非三洲，同时也准确地描摹出非洲南端的形状。其成就，被学者广泛认为借鉴了元代地图学的遗产。而在“混一疆理图”中，印度被描绘成南北两部分相互分离的样子，南印度被画成了悬于海上的岛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蒙古人自中亚南下印度的数次征伐均止步于德里苏丹国北部，因此无法直接通过陆路获取印度半岛中、南部的地理信息；而通过取道海路的穆斯林商人，元朝人也获知了有关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的知识。两组知识获取渠道的区隔，使得当时人产生了南北印度为大海所分隔的错觉。

在蒙古时代留存的各类文献中，也可窥见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迹。如。山西地区发现的碑文记录了汉人远行中亚、钦察地区的事迹。波斯大诗人萨迪的诗集《花园》则借波斯湾商人之口，细致描摹了亚欧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著的《伊利汗的珍宝之书》和《迹象与复苏》，亦首度用波斯语对中医、农学、特产植物进行了介绍。

“看不见的手”——蒙古人影响力

符拉基米尔佐夫声称，蒙古帝国通常被认为没有建立什么新的制度。是否果真如此？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论点。

无论是“达鲁花赤”这样由宗王指定镇守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还是钤盖在大汗圣旨上的方形印玺，蒙古征服使得一整套基于“蒙古原型”的中央官僚机构被完整、均衡地推广到汉地、波斯和金帐汗国境内。

蒙古人骁勇好战，而他们对军事的重视客观上也科技知识的交流与发展。波斯文蒙古世系谱《五族谱》保留了一页对中国传统干支纪年”的翻译。在艺术领域，13世纪以后，波斯细密画中融入了中国画的技法。颇具南宋风格的画面，配上波斯文小诗，成为独特的艺术形式。蒙古帝国的统治还带来了短暂的宗教宽容，使得伊斯兰教、佛教与基督教能够同时成为波斯细密画画师的描绘对象。

另外，13世纪后期经由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旅行者们，常常搭乘一种名为“Jung （或junk，䑸）”的中国式帆船，而从元朝被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节也有时也搭乘此类名为“䑸”的帆船直航波斯湾。和波斯湾—印度洋地区传统三角帆船不同，中国帆船在船只结构、运载量方面均更适合远洋航行。在木板上涂抹松脂防水的技术，甚至得到了拉施特的关注。“䑸”的美名进入波斯语，除了“帆船”的本义外，还引申出“诗集”等义。此后，该词又迅速通过伊朗人向东南亚、阿拉伯地区传播，现在的马来语、爪哇语中的均有源自Jung以指称帆船的词汇，同时该词也被借入阿语并产生了和阿语语法相配合的变化形式。当然，随着荷兰、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坚船利炮取代了昔日的木船，Jung（Junk）的意义也和中华文明一同经历了衰退。现今的英语、日语中仍收有Junk一词，但其引申义已转变为“垃圾”、“无用之物”。由一个词语义在不同时期和语言载体中的变化，我们也可一窥民族、历史、文化的起落沉浮。

尾声：“蒙古时代”的漫长余续

“到我明白了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呢？”“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就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看不见的城市》中的这段对话，揭示了蒙古时代的漫长余波。

事实上，“蒙古时代”的确成为了一种符号与象征，不断被今人提及。在影视作品中，无论是基于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作品拍摄的电影《洪流》（1974）、《火与剑》（1999），还是俄罗斯电影《成吉思汗的意愿》（2009）、《金帐》（2012）中都出现了历史上的蒙古人形象。这些文艺作品，既体现今人对蒙古帝国的追忆与缅怀，也不乏严谨的考证细节。而在中东，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并最终被马穆鲁克骑士击败的故事曾先后被埃及、伊拉克等国艺术家搬上银幕，并被根据时代需要赋予了不同的寓意。如萨达特和萨达姆时代拍摄的电影用旭烈兀和蒙古人形象影射以色列复国主义者，而在伊拉克新近拍摄的同一主题电影，则又用蒙古人形象来比喻插手中东事务、引发地区分裂的外国势力。可以看出蒙古帝国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引发丰富话题、投射时代情绪的的历史资源。

讲座结束后是观众提问与互动环节。

一位观众希望进一步了解元代的海陆贸易情况。演讲者认为：元代的王公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进行管控，而民间商人与行会也希望自己的贸易活动得到有力者的支持，以此规避风险。因此，元代的商人往往具有“亦官亦商”的特点。

另一位观众希望了解语言学习以及历史研究的心得体会。演讲者认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多语能力不仅意味着可以阅读更丰富的史料，也能有效避免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过于强调地区（文化）特殊性、本位性的局限，而忽视了历史事件、制度背后广泛而频繁的跨文化交流这一事实。同时，同时参考多种语言的记录，也可以有效修正史料本身因为书写传统、文化—政治立场而造成的偏差，从而培育研究者具有对史料进行批判的自觉。总而言之，优秀的历史叙事兼具严谨的考证与浪漫的想象，二者共同构成今人对蒙古帝国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