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1878年潮州“祺祥皇帝”案

光绪皇帝御极之第四年，西元1878年，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广东潮州海阳县阁洲村，冒出个“祺祥皇帝”。对此案的描述，来自本地、省城、邻省福建的记载相互打架，差异甚大。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依赖单一信源作判断十分危险，历史如此，新闻亦然。

本地版本

我们先看看事件发生地的记载。1900年，《海阳县志》写道：

（光绪）二年二月，捕斩伪皇帝王三义（县案册）。先是光绪改元，其年号初传“祺祥”，逮诏书宣布中外，乡民犹有狐疑者。时揭属斋姑某某，往来海、潮、揭世家，诓骗财物无算。造船三艘，泊阁洲乡堤岸侧，载所勾引男妇其中，声言将往海外求仙。阅一二载，官府莫之问。会诏安王三义来潮，诡称己为祺祥皇帝，斋姑见其异，惑焉，引共住船中，号其船曰“三奇”。三义乃伪封其党孙泡为左丞相、黄淑贤为右丞相，复由阁洲历游西北各乡，所至之地，妇女被惑愿为伪嫔妃者甚夥。知县樊希元至是闻其事，二月会同城守营方鳌带兵差至阁洲“三奇船”，搜缉有龙凤轿、日月旗、觉罗皇帝亲兵号衣等物，斋姑逃窜，获王三义及孙泡、黄淑贤等，四月解省斩之。（光绪庚子《海阳县志·前事略》）

1915年潮汕地图中的阁洲

大意是：光绪二年（1876）二月，海阳县（今潮安区）阁洲地方有一揭阳籍斋姑（神婆），敛财无数，造船三艘，宣称要去海外求仙。刚好有个福建诏安县人王三义来到此处，自称“祺祥皇帝”，神婆请他一同住在船上，称为“三奇船”。王三义封孙泡为左丞相，黄淑贤为右丞相，许多妇女愿做他的妃嫔。知县樊希元收到线报，带兵围捕，搜得龙凤轿、日月旗、觉罗皇帝亲兵号衣等违制物品，神婆逃脱，捕获王三义、孙泡、黄淑贤等，四月份解往省城斩首。县志说得斩钉截铁，王三义自称“祺祥皇帝”，还封了左右丞相，资料来源是“县案册”也即县政府档案，但却把事件发生的年份弄错了。

《海阳县志》说光绪皇帝继位，最初传闻年号是“祺祥”，这个属于误会。“祺祥”是1861年同治皇帝继位时的最初年号，由顾命八大臣拟定，不久慈安、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废黜顾命大臣，年号也改为“同治”。“祺祥”年号只与同治皇帝有关。《海阳县志》把同治元年的事跟光绪元年的事混淆起来，纯属“张冠李戴”。

王三义的离奇说法能让人相信，很重要一点是乡民对“太子落难”故事印象太深，而“太子落难”故事的传播，则仰赖潮州歌册、潮剧的流行。清代潮州歌册《百屏花灯》（又称《花灯百戏名》等）列举一百个潮剧剧目，第九个就是“李旦探凤娇”，演的是武则天之子李旦沦落为乞丐、家奴，与富商侄女胡凤娇喜结良缘的故事，这是四集“李旦兴唐”剧目的第一集。李旦历尽劫难，每到险处总有好人出来救驾，最后得以登基即位。那些争先恐后想做王三义妃嫔的女子，只是入戏太深，把自己想象成戏台上的胡凤娇。

在国民教育、传播媒介普及以前，民间文学、地方戏是底层社会了解朝廷的主要渠道，民间文艺作品塑造了乡民的“意识形态模型”。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通过对香港疍家人社区的长期田野调查中，发现不识字的疍家人（船民）也形成对皇帝、朝廷、官员文人的一整套观念，这个意识模型的主要来源是戏曲。在潮汕地区，潮州歌册的渗透力十分强劲，通常是一个略识文字的妇女，给不识字的同伴诵读潮州歌册，由此把歌册体现的观念传播到底层。对民间文艺、民俗的阐释，需要具备人类学的洞察力。

福州英国人版本

1878年9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官员白挨底（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发表报道，题为《中国的帕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 in China”），把王三义比拟为英国王位挑战者沃贝克。

帕金·沃贝克约1474生于比利时一个寒微之家，先后当过几个贵族的仆人。他后来获得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垂青，得欧洲多个王室支持，冒称爱德华四世之子理查，准备推翻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取而代之，两度率军入侵英格兰未果，1497年第三次入侵时战败被俘，1499年被绞死。沃贝克冒认英国王位的继承人，白挨底深信王三义也意图挑战光绪帝帝位。

王三义自称“祺祥亲王”，也即已故同治皇帝的兄长（elder brother of late Emperor T’ung Chih），但慈安、慈禧太后不喜欢他，让他弟弟继承皇位。按王三义的讲述，有一天晚上，他被塞进一口棺材，抬往乌有之乡。他逃走了，还召集了一支军队，支持者有不少八旗子弟。

白挨底接着说，王吴氏（白挨底错记为“陈氏”，这个无关紧要）年届五旬，双目失明，能代神佛传递“谕旨”、先知未来事而拥有甚多信众。上一年冬天，王吴氏扶乩，自称得到观音（慈悲娘娘）示谕，来春将有大灾降临，潮汕一带受祸最深。要避过此劫，唯有集资造船。王吴氏有个虔诚信徒叫做黄作舟，听到慈悲娘娘指示，马上付诸行动，在龙湖日夜监工，督造三条船，称为“三奇船”（“Triple Wonder”），并排停泊在阁洲江边，缆绳上铺设跳板。一旦灾祸降临，信众只需走过跳板，开船出海，就可驶往快乐彼岸。

白挨底的文章说王三义老家在福州附近，但是据两广总督刘坤一奏折，王三义是福建诏安人，我认为后者比较可信，因为诏安、潮州虽分属两省，但语言相通。在白挨底的版本中，王三义出身富裕家庭，父母早丧，他本人好吃懒做，挥霍无度，遭到乡人鄙视，遂于1877年游荡到广州，在白云山一间寺庙中打杂。在庙里，他依然懒惰成性，违反清规，最终被和尚赶了出来。他身无分文，头发越来越长，靠着乞讨一步步走到潮州。旅途中，他趁人不备，偷了7个石狮子，还有一个观音像。

当他在阁洲停留时，听到了“三奇船”的故事，跑去拜访王吴氏，两人一见如故。他带来的石狮子、观音像让信众十分好奇。王三义编造了观音像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穿过一片灌木丛时，注意到丛林有红光闪烁，顺着光线搜寻，找到了一个观音像；观音像一旦落入他手中，红光就消失了。至于石狮子，说来话长，这属于北京宫廷。王三义解释说，他就是“祺祥亲王”本人，只因在两宫皇太后那里失宠而丢掉皇位。他曾带兵向北京进军，希图恢复皇位，但他的军队被一只大老虎击败了，本人被迫逃亡，7个石狮子就是他身份的证明。故事十分离奇，却很快就被村民接受了。

亲王殿下被接到“三奇船”上“驻跸”，太子落难的故事马上传遍了附近各个乡里。从此，穷途末路的王三义过上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村民们不断进贡各种物品，还有白银。王三义订造绣着五爪金龙的轿子，率领一队带“王勇”号衣的侍卫，煞有其事。村民们不仅争先恐后进贡，也把故事广为传播。不幸的是，消息传得太广，传进了县太爷的耳朵。不久，一队士兵来到阁洲岸边，把三奇船上“国王的人马”全部抓走了。

省城版本

1878年9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广总督刘坤一、广东巡抚张兆栋的奏折全文，以粤省两个最高长官的身份，对此案作官方描述。

按照省城版本，王三义并非刚好在此时来到阁洲，而是在10岁的时候，从福建诏安被人拐到潮州，骗子想把他出卖，却因浑身疥疮无法卖出而遗弃。王三义被迫乞讨为生，曾到王吴氏的斋堂讨饭。王吴氏见他可怜，收为义子，让在斋堂里面煮饭扫地，信徒黄作舟经常到斋堂坐谈，彼此熟悉。1864年，王三义16岁，觉得在斋堂工作太辛苦，情愿入山修道，王吴氏嘱咐黄作舟带他到镇武荒山搭寮居住，不时送木薯等食物给他，仍不够吃，王三义还要在附近化缘。

1874年，王三议因乞食艰难，起意蓄发，扮作道士，化缘度日，要黄作舟通知王吴氏制给道袍帽鞋，到藤吊岭（现属揭东县）空庙居住。1876年底，黄作舟到庙里跟他聊天，王三义起意冒充王爷，要黄作舟转告王吴氏，哄骗信徒捐钱造船，把斋堂移到船上。王吴氏向常来拜神的孙亚炮、陈淑贤等人说，观音菩萨降乩，光绪三四年间，潮州应有水患，要预先捐钱造船，请神佛禳解；一旦灾难降临，信徒可以驾船出海逃生。孙亚炮等人误信这个说法，传播到四乡，附近信神的村民，都希望能免灾避祸，踊跃捐款，王吴氏共骗得洋银二千余圆。

1877农历八月，黄作舟在龙湖河面，雇请工匠造船，名为“三奇船”，由孙亚炮、陈淑贤督工。王三义暗中嘱咐黄作舟、王吴氏散布谣言，说慈悲娘娘托梦，船造成以后，将有“长毛贵人”降临，凡是见过贵人的都有好处。十二月间，船只造好，王吴氏下船居住，还把斋堂里面的玉观音、石狮子等物品移到船舱供奉。附近善男信女听到后，都来拜神祈福。

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1878年2月11日），王三义置办衣服行李，移到溪南山脚荒园暂住，刊刻“玉旨”牌一个、“王勇”圆戳一个，又在旧货摊上购买蓝顶冬帽十一顶，叫裁缝缝制旗帜、号衣等，定制盘龙旗帜，号衣前后心印“王勇”二字，扮作王爷模样。

5天后一早，众多游人登船，王吴氏对众人诓称，昨晚仙人托梦，有贵人住在溪南山园中。黄作舟也随声附和，说他也梦见仙人如此指示，遂邀同孙亚炮、陈淑嫌一同前往迎接“贵人”。午后，黄作舟雇人抬轿，将王三议接到“三奇船”。

众人见王三议留长发（当时都是前额剃光脑后留辫），感到奇怪，盘间来历。王吴氏故意神秘其事，悄悄说：这是王爷，同治十三年奉玉旨出京访查天下行善男女，后来碰到同治皇帝去世的国丧，要等回京复命后才能剃头。王爷准备本年二月回京，但盘费短缺，各人如果敬送程仪，日后定有好处。

王三义雇木匠制作雕龙八抬大轿摆在船内，让王吴氏悄悄向来人说，龙轿是王爷回京乘坐之用。连日来，上船拜神游玩的男女络绎不绝。王三义对众人谎称看过天书，能知未来祸福，王吴氏、黄作舟也帮助敲边鼓。很快，有男女多人送银子到船上，王三议收下后说，回京一定报答。

黄作舟雇孙阿悾、郑林兴、黄娘保、林克武、陈撙儆、陈阿鹅、辜喜、黄亚中、林廷有到船上，或打扫服侍，或做木匠油漆，这些“临时工”后来都供称不知王三议假冒骗财内情。到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止，共骗到洋银1800多圆。这些银子，除船上花费外，由王三议、王吴氏、黄作舟三人瓜分。

海阳县知县樊希元收到确切消息，于农历二月初一日（3月4日）一早，率领营兵来到“三奇船”，当场捕获王三义等人，并搜出多种违禁物品，初步审讯后立即解往省城。

关押期间，王吴氏、黄作舟均瘐毙狱中，官方解释是带病进监，但有可能是被凌虐致死。9月初，广州府谳局进行审讯，认定此案主犯“造言伪号，诓骗银钱，并无谋为不轨情事”，大事化小。王三义按“妄布邪言煽惑人心”法条，判斩立决，立即执行。粤省当局显然不愿继续株连，除孙亚炮、陈淑贤判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孙阿悾等人判杖八十后释放，其他被牵连者，包括木匠、裁缝、进贡钱物者，均不予追究。奏折里面有一句话“该犯语言极其狂悖，骇人视听”，暗示有些供词一定会触怒慈禧，不便上达天听。

进一步分析

三个版本差异很大，最大的差异是：一、本地版和福州版都说，王三义是本年才来到潮州，省城版则说他10岁就被从福建诏安拐到潮州，被王吴氏收为义子。二、省城版认定王三义只是冒称王爷，本地版、福州版则认定他自称“祺祥皇帝”。三、本地版说官府围捕时王吴氏“逃窜”，省城版、福州版则明确记载她也被捕入狱。

两广总督刘坤一认定王三义只是冒称王爷，是深怕把“祺祥皇帝”的说法上奏朝廷，一定会让慈禧大动肝火、大开杀戒，广东官员也会受到牵连。

慈禧只有载淳（同治帝）一个儿子，19岁就去世。“祺祥”是端华、肃顺（顾命大臣）强加的年号。更令人火冒三丈的是，光绪皇帝乃是慈禧的侄子兼外甥，王三义自称是同治帝的哥哥（实际并不存在），是直接挑衅慈禧权威，否定光绪帝继位的合法性。若把王三义的供词如实上奏，后果极其严重，慈禧会要求彻查到底，导致大批无辜村民被杀害。刘坤一的奏折小心翼翼地抹去任何可能产生株连的痕迹，保住了受蒙蔽村民的生命，功德无量。这份奏折，虽有不实之处，却透露了刘坤一宅心仁厚的一面。

事件的发生有些偶然，但可以从地理环境、民间信仰方面加以理解。阁洲村位于韩江西溪西岸，今属龙湖镇。清中期以来，韩江决堤多次，村民生活在一个朝不保夕的状态当中。据《浮阳镇志》记载：“历史上韩堤年久失修，曾多次溃决，其主要险段有：惠民涵边一段、七都祠段、上下新安弯堤段、阁州涵段，以及下阁州瓷厂脚堤段。”咸丰三年，登隆潘刘堤溃，四年复溃，“耕农失业，吴忠恕因之作乱。”吴忠恕起义队伍围攻潮州府城达5个月之久，各县震动，光绪《海阳县志》把起义与韩江溃堤联系起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学者黄挺认为：“晚清韩江水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潮州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海阳县志》记载：同治十年（1871）龙湖堤溃140丈，阁洲堤溃40丈；光绪六年（1880），市头堤溃75丈。滔滔韩江水，成为悬在居民头上的利剑，造成人心极度惶恐不安。迷信鬼神，本是南方各地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对随时到来的灾祸，人们只能向神佛寻求指示。神婆王吴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凭借观音信仰的权威性和自身的“灵媒”天分，在乡民当中树立起威信。

这个案件首犯的姓名，究竟是“王三义”还是“王三议”？按照传统的史料学观点，奏折属于档案，可信度最高，清史学者大都不加怀疑。但这一次档案却是故意“出错”，也就是说，主犯本名是王三义，被官方改为“王三议”。按清代刑部惯例，凡是罪名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逆犯，如果名字含有“正能量”字眼，要加一个偏旁来贬低他。

最著名的例子是孙中山。孙中山本名孙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在官方文书上写的是“孙汶”。“文”字的意义十分正面，为了不让“逆犯”给人产生好感，给“文”加三点水，几乎是清廷的标准操作。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杀，凶手本名张文祥，在官方文书上却写成“张汶祥”，这个案件立即被编成戏曲《张汶祥刺马》不断演出，“张文祥”真名遂被遗忘。从“祺祥皇帝”案，我们可见到清廷对逆犯名字加偏旁的其他类型。王三义的“义”字，加三点水则不成字，最后加上言字旁，变成“王三议”。从犯里面，陈尊敬变成“陈撙儆”，陈淑贤被改成“陈淑嫌”。

档案体现的是当权者、档案书写者的考虑，不能说一定百分之百可信，应该放在具体情景下加以批判分析。在这个案例里面，总督署的档案与海阳县署的档案明显冲突，海阳县档案反映了府县官员的邀功心态，督署档案体现的是总督不想株连的慈心。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官员白挨底的版本，则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现场，理解民间文艺、民间信仰的巨大威力：经过神婆的权威“背书”，借助太子落难的传说，可怜的孤儿瞬间变身“祺祥皇帝”。三份记载的巨大差异也提醒我们，当你听到一个历史故事或者新闻时，不要随便相信单一来源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