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肖斯塔科维奇新传记

当经历过“肖斯塔科维奇战争”的幸存者们——比方说我们，在作曲家诞辰时会佩戴上满满的勋章——看到这位作曲家又有一本新版传记即将问世时，都会使他们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再度复发。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说明，那场战争源自《见证》一书的出版，这本书据称是作曲家向记者所罗门·伏尔科夫口述的回忆录，后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将回忆录带到了纽约出版。

尽管书中内容出处存疑，书中所展现的这位作曲家的声音却是不容错认的，而这也得到了他的挚友米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坚定的真相坚持者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以及他移民海外的儿子马克西姆的担保与确认。在冷战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中，《见证》点亮了一束光，照入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深处——在这本书问世之前，这位艺术家一直被假定为是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者还认为他是二流作曲家——用皮埃尔·布列兹不可磨灭的断言来说，是一个“反动派”。这两种说法都被《见证》一书所推翻，这本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畅销世界。

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轮可以预见的强烈谴责之后，某些经历过苏联教育的美国学者们在热情过剩的理查德·塔鲁斯金和传记作家劳雷尔·费的带领下，要求证明该书真的源自那位作曲家。伏尔科夫提供了一组附有签名的手稿页。这未能满足那些学者们，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中，包括要看到一份由肖斯塔科维奇手写的批判共产主义的字据。我当时将塔鲁斯金的立场与大卫·艾文相提并论，此人的立场是除非他亲眼看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杀光犹太人。阿道夫·希特勒”，不然就拒绝承认希特勒曾经下命令进行大屠杀。于是当时的论战就更加白热化了。

来自论战双方的一本本鸿篇巨作纷纷出炉，沿着弹道轨迹砸向战场中的另一方。在1994年，由一位前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女儿、大提琴家伊丽莎白·威尔森撰写的《记忆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为这位作曲家在苏联的艰辛生活提供了多重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很多伏尔科夫书中的内容，同时也很重要的是——并未将这位作曲家标榜为一位抵抗英雄。战线两侧都从威尔森的书中寻求到了安慰。在苏联解体之后，那场论战也逐渐偃旗息鼓。我也再不用去行军打仗了。

但是由一位在那场论战之后入行的音乐学家撰写的一本简明扼要的新传记，仍然令我激动不已，这次是出于钦佩而不是愤怒。布里斯托大学的宝琳·费尔克劳（Pauline Fairclough）教授离开了塔鲁斯金阵营，通过对那个世纪的各种情怀与思潮的采样，在《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关键人物”丛书，Pauline Fairclough,Critical Lives: Dmitry Shostakovich）中精细而出色地描述了一位音乐“苏维埃人”，从列宁时代的狂喜，到斯大林时代的绝望，从年轻时代创造更好社会的梦想，到为了安抚政委官员的绝望努力。

通过引述威尔森的著作以及更加少见的俄语资源，费尔克劳发现，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向母亲宣扬对男人和女人的自由恋爱的美德。1925-1926年间他在默片电影院担任伴奏钢琴家时，刚刚二十岁的他已经创作了两部交响曲，而深谙马勒风格的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选中了他的《第一交响曲》并在柏林上演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的《第二交响曲》题献给十月革命，不知是出于敬意还是仅仅抓住机会。但是他的《第一号钢琴奏鸣曲》意境凄凉，富于打击乐的色彩。他还有一部小型歌剧《鼻子》嘲讽了官僚们，苏维埃的官僚。

1936年，以《真理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针对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发起的猛烈批判为标志，肖斯塔科维奇失去了他的天堂，他也亲眼目睹好几位富有影响力的朋友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在那之前，双方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犹豫之后，他和物理学家尼娜·瓦尔扎终于结了婚，似乎两人都认可保持处于某种开放关系的婚姻，虽然他们也钟爱他们的两个孩子。为了恢复他的官方地位，他将马勒风的《第四交响曲》束之高阁，然后写下了以“一个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回应”为副标题的《第五交响曲》。在国外，这个副标题使他蒙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跟班的恶名。

伏尔科夫的书中突显了交响曲中意味模棱两可之处，以说明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表演中编码嵌入了某种颠覆性的议程。罗斯特罗波维奇曾经告诉我，他相信肖斯塔科维奇的15首交响曲是苏维埃俄罗斯的某种秘密历史，而他的15首弦乐四重奏则是他个人经历的隐秘记录。费尔克劳弱化了将作曲家视为反抗英雄的想法，正如近年被朱利安·巴恩斯在《时间的噪音》一书中描述的虚构故事那样，同时也通过记述他为两个被捕的犹太朋友——米茨奇斯劳·温伯格和亚历山大·维普里克求情，一次次地证明了他的勇气。在一番来回交火后，他与作曲家协会党主席吉洪·赫连尼科夫达成了和解，认为他不是最坏的，苏联也不是最坏的。

尼娜在1954年去世，此后肖斯塔科维奇患上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病痛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冷漠系统下的受害者的形象。然而，他继续以两种形式发光发热：他在1960年遵命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两年后以叶甫图申科的诗作《娘子谷》（Babi Yar）为基础创作了他的《第13交响曲》，从而再度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这首诗暗示了当希特勒谋杀犹太人时，苏联扮演的共谋角色。

费尔克劳认为，即使在肖斯塔科维奇最为苦闷的时刻，他的目光中仍然闪烁着光芒。“肖斯塔科维奇的基本人格从未改变。”她总结道，“终其一生，他都坚守着自己不可思议的才能和敏锐的幽默感。”他于1975年去世，享年68岁，他已经在那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二十世纪具有基石地位的作曲家之一，他是最有效地实践了马勒的通过音乐传达矛盾意义这一方法的人。与布列兹相反，他拥有下一个世纪。

在克格勃的档案里可能还能找出更多材料，但费尔克劳撰写的这本传记精妙平衡且浅显易读，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富理性与启示性的传记。字里行间，她对音乐的热情不可抗拒。在我去做其他事情之前，我要哼几段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那是为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创作的，在隐埋十年后方才问世。那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