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120：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②

孔夫子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联衔上奏，推荐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驻洋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并奏请盐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负责上海公局事宜，建议所有驻洋和在沪的事宜均由这几人互相商办。

二人同时上奏了一个“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的清单六条。其中一条要求留洋幼童讲求“中学”，即中国学问，具体办法二：其一，学习《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其二，每逢“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召集所有幼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目的是“不至囿于异学”。“房、虚、昴、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二十八宿中的四宿，每隔七日出现一次，也就是说每七天要集体讲解学习一次《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是通行全国的教本。雍正二年（1724年）初，清廷在康熙的《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并以白话注解后编成。全书洋洋万言，旨在教化万民，按雍正皇帝的要求，要到做家喻户晓。是以，每逢朔望两日（即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各地官员和将军人等，都要向该地的士绅、学子、官兵和百姓讲习“圣谕”。幼童们到了美国后也得学习这本书，而且频率比国内高了一倍，每个星期都要学，一个月四次，一年六十次，十五年留学下来的话理论上要耳提面命九百次。

这十六条圣谕的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道”，注解有640字之多，是注解最长的三条之一。第七条提倡尊“儒宗”，不鼓励佛、道，至于“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笔者注：“历数”指历法计算方法）。这一教条长久以来是许多人反对西学尤其是西方宗教入华的理论武器。清廷既然决定派送幼童出洋学习“异学”，却又要他们时刻不忘“黜异端”，实在有些令人迷惑。

为了搞好中学业务，曾、李推荐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为教习，一起出洋同往。为了加强这一中国教化，曾、李还提议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即清朝皇历），由上海江海关转交总税务司，邮递到驻美洋局，每逢“三大节”（包括“万寿圣节”即皇帝生日、冬至和元旦）以及每月的朔望两日，由驻洋委员率领手下诸员和留学幼童“望阙行礼”，即对着北京皇宫的方向行礼。恭亲王对此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在洋局设立“至圣先师神位”，即孔子神位，这样诸员和诸生届期可一体行礼。

幼童

留学大纲设定后，沪局立即设立，开始招生。第一批30人中，广东籍的多达24人，江苏3人、安徽1人、福建1人、山东1人。在总计四批120名官费幼童中，从籍贯来看，北方省份的只有山东石锦堂1人（占总数的0.8%），其余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包括广东83人（占69.2%）、江苏22人（占18.3%）、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

就赴美时年龄而言，是从10岁到16岁，其中10岁的有11人、11岁的21人、12岁的29人、13岁的29人、14岁的23人、15岁的3人、16岁的1人，是名副其实的幼童。

就家庭背景而言，这120人中，没有一人来自天潢贵胄之家、高官名将之门，清一色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在他们的父母家人看来，出国留洋或许是一条不算坏的生路。

第二批幼童里有个叫做李恩富的，广东香山人，国内知道他的恐怕不多。李恩富留美回国后，没有造铁路建工厂，而是办起了报纸。而后，他再次赴美求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在1880年代的反华浪潮中以笔为戈，为在美华工华人的权益而斗争。

1887年，李恩富在波士顿出版了个人自传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我的中国童年》），通过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日选拔留学幼童的情况。

留洋前，李恩富在私塾读书，由《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已经学到四书、《春秋》。 “学校低年级的学生总是由一名老师教课，任课教师加上几名助理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他日后对比中美教育模式时说，“中国的校长必须是大权独揽的，他是手下所有人的君王，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一个人敢冒犯他” 。

留洋沪局设立之后，碍于当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上海、北京等几个主要的都市区，并没有多少人知悉这个消息。李恩富有个姨夫在上海洋行里做买办，觉得留洋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打发李恩富的表兄回广东通风报信。当时，李恩富的父亲已经病故，李母一人拉扯三个儿子，境况可想而知，遂同意让李恩富出洋谋个出路。一个月后，李恩富对母亲磕了四个头，随表兄去了上海，第一次见到了红头发、着窄袖衣服的外国人。

李恩富在上海公局内住了一年，学习英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等课程。从他的记载来看，除了周日，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6点吃晚饭，8点还要听教师讲中国历史，9点上床休息，是很紧凑的预备训练。

1873年5月，沪局选拔考试，共计40名学生参加，主要测试英文，但平时表现也都列入考核范围。李恩富等30人通过了考核，被授予“童生”的荣誉，各人的老家都张贴了金字喜报，布告乡里，光宗耀祖。得中的30人乘着体面的轿子，正装前往拜见上海道台和美国驻上海领事。6月，这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奔赴美国。

1872年7月3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首批30名学生在陈兰彬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于一个月之后抵达旧金山，然后乘坐火车前往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这批孩子被美国人称作“中国教育计划男童”（CEM boys，CEM即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按照容闳的安排，学生们分散住进了康州河谷地区（Connecticut Valley）美国人的家里。原计划每个家庭安置两名幼童，讵料申请接纳的家庭多达122家，30名幼童完全不够分配。美国家庭和当地社会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让幼童和洋局负责官员备感振奋，觉得成功可期。

容闳将洋局设在了距离康州省会哈德福城（Hartford）以北不远的麻省的春田镇（Springfield），这样从春田镇到哈德福城到耶鲁所在的纽黑文（New Haven），三点一线，方便管理。

此后，第二、三、四批幼童分别于1873年、1874年和1875年抵达美国。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自费生，都是沪局考试落榜的幼童，出于对这一留学项目的信心和企盼，宁愿自费前往。当时，所有公费、自费的学生都以为他们要在美国留学十五年，直至完成学业。

撤回

美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在自传中，李恩富追述了初来乍到的种种，高楼大厦、天然气、自来水、电子时钟和电梯等等“摩登设施”勾起的无限惊奇。

但让这个13岁孩子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在从旧金山去往美国东部的火车上，他们遇到了持枪打劫的匪徒，一行人吓得趴在地上，求各路神仙菩萨前来救命。所幸劫匪杀了司机，抢了金条，并未伤害乘客性命。“此一美国文明之章节，算是永久地刻在我们脑袋里了”， 李恩富回忆说。

孩子们抵达春田镇后，洋局便通知相关寄宿家庭前来领人。这是李恩富第一次见到维乐女士，后者激动地抱住了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并吻了他的脸颊，这让其他的孩子哄堂大笑。李恩富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亲吻。

李恩富记得第一次从教堂“出逃”的事。那天是礼拜天，女主人维乐女士带着家里的两名中国孩子去“礼拜日学校”（Sabbath-school）。李恩富二人当时的英语词汇还很有限，只听懂了“school”，当是去上学，待发现不是学校而是教堂时，都十分惊恐，飞也似地跑了出去。这让维乐女士颇为诧异，她并不知道孩子们反复学习的《圣谕广训》中还有“黜异端以崇正道”的一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孩子入乡随俗，不仅不再排斥教会，而且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有的甚至受洗成了教徒。

孩子们很快适应并融入了彼岸的生活。今天，在春田地区的博物馆，仍旧陈列着很多有关留美幼童的文物，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有大批留美幼童的资料，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在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多是破碎而间接的，其中不乏想象的成分。对纽黑文、哈德福城、春田镇的许多人来说，这些小留学生是他们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这些孩子毫无例外地获得了当地接待家庭、学校和教会的一致肯定，可以说塑造了一种正面的“中国形象”。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提到过大作家马克•吐温作品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以及他对在美华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抨击。这与作家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不无关系，当时他住在哈德福城，那里的中国留学生时不时会找他的女儿跳舞。

关于这批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已有不少作品和纪录片做了介绍，本文就不重复了。下面讲一些不曾正式发表的轶事，算是对已有资料的一点补充。2004年12月21日，容闳铜像在耶鲁大学落成揭幕。该校历史学系的中国史教授白彬菊博士（Dr. Beatrice S. Bartlett）在揭幕式的演讲中，提到这些留美幼童：

这些中国孩子非常非常聪明。曾经在哈特福德高中和几位中国学生同窗共读的威廉•莱恩•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就非常钦佩他们学习拉丁文的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们在高中舞会上赢得所有女孩芳心的魅力（显然他没有能赢得女孩子的青睐）。就在去年，当我随手翻阅我曾舅父列奥纳德•达吉特（Leonard Daggett）关于1884届班级自传时，看到他不无忧郁地承认说，他本来可能成为一门课的第一名，但遗憾地是被一名聪明的中国学生抢了先。这名学生就是李恩富，他以优秀毕业生（Phi Beta Kappa）毕业，并且留在了美国，他的曾孙后来也来到耶鲁求学，成为一名雅礼学会学士（Yale-China Bachelor），而且在我们的东亚研究委员会中工作。

写作这篇专栏的时候，我和白彬菊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取得了联系，想知道关于中国幼童她那里还有没有更多故事和细节。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帮白教授校对过一篇文章中的拼音部分，她为了表示感谢，竟然把收藏了几十年的一套线装本的《热河日记》邮寄给我，让我大为感动。这次我因李恩富的故事再联系她，同样令我感动的是，91岁高龄的她迅速回了邮件。白教授说当年的文件已经散失，但确认了“我的曾舅父的确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在班上做的一直非常好，直到一名中国学生抢到了我前头去” 。足见留美幼童优秀的学业成绩，给美国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 1881年留美教育计划戛然而止，次年所有学生被召回国，绝大部分没有完成学业。

这与当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美国西部，尤其是加州，出现排华浪潮，并影响到华盛顿的政治氛围。 1880年，美国特意派人赴华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关于华工入美的规定。与此同时，美国西点军校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也未能按照先前的约定招收中国学生——但却在招收日本学生，如此一来便大大打击了曾、李“富国强兵”的初心。

这时，中国内部在对留学项目的管理上也出现了矛盾。事实上，驻美留洋公局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各种矛盾所缠绕。陈兰彬和容闳办事路数迥然不同——陈氏没有接受过西学教育，所以侧重中学，认为容闳过于强调西学，疏忽了对中学的监督；容闳则自有一套，坚持以自己的标准来管理学生。二人之间时有龃龉，这些矛盾也都由他们各自以及其他驻局官员反馈到了北京朝廷和李鸿章的那里。

1878年秋，陈兰彬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容闳为副使。为了缩减开销，北京决定裁撤驻洋公局。陈兰彬和容闳很快南下华盛顿就任，北面留学生事务由陈兰彬奏请驻西班牙参赞、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即吴子登）接任。吴嘉善虽然有驻外经历，但认为留美幼童西化严重，所以抵任以后强化中学监管，并向北京汇报说洋局管理不善，问题严重，诸生将来回国恐一事无成，云云，建议终止这一留学计划。李鸿章在获悉这批留学生可以转去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继续留学，并且可以进入这三国的军事院校之后，对撤回留美学生表示了默认。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包括一直在哈德福城照料留学生的容闳的老朋友杜吉尔牧师（Rev. Dr. Joseph Twichell）、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马克•吐温乃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都出面写信给中方，呼吁继续留美计划，不要撤回。格兰特曾于1879年到过中国，在天津见过李鸿章，在北京见过恭亲王，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但是，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的总理衙门还是决定：“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1881年7月9日，哈德福城的驻美肄业局关门，留学生们很快分三批经旧金山和日本乘船回国。10月，当时在美的94名学生全部回抵中国。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项目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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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