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看不见的爱》：致生活中那些隐秘的感情

“我热爱人类，但我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我是爱人类的。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暴力、不公、蠢事、得过且过、对美的漠视，尤其是对于平庸的赞同，来动摇我的信念。必须热爱人类……但爱是很难的！同样，当你不深切理解悲观主义，你不可能是乐观主义者；不讨厌一点人类，你就不可能真是人类。”

这段话摘录自埃里克-埃马纽埃尔· 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的《看不见的爱》的后记，作为一个哲学博士、同时也写小说和戏剧的作家，施米特对于宽容与暴力、爱欲与忠诚、灵魂与肉体的思考悉数被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由中信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看不见的爱》一书共收录了五个短篇故事，它们都围绕着一个相似的主题——“隐秘”的感情。从一条狗身上看到上帝的医生，在死后将遗产赠送给一位陌生女人的两位绅士……与一般意义的爱相比，书中的爱似乎更加模糊与难以理解。然而，读罢后，在作者百转千回的叙述中，一切爱又变得合理与感人。

作为一个观察者，施米特显然很擅长观察人。比起对于衣着的打量，他更能看到一个人身上的缺憾、能量以及光与影的变化——而那些阴晴圆缺背后的能量往往是不易为人察觉的。“看不见的爱就是我所看到的人，我看到他们的能量和信息，把这些故事书写出来。它讲的就是存在于人们背后，实实在在的，却无法一眼看穿的感情。”施米特说。

11月27日晚，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来到北京中信书店启皓店，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车琳、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青年作家鲸书一起展开对谈。

“我希望我的读者是活跃的，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

在法国，剧情突然反转的故事会被称作“悬崖式”小说，而这一词语用来形容埃里克·施米特的作品再合适不过。

上世纪90年代，施米特的写作一直集中在戏剧，他的《瓦罗涅之夜》和《来访者》后来也相继在法国拿了大奖。进入21世纪，他的书写开始转向，出现了更多的短篇小说集。事实上，很多戏剧作者同时也写小说，在施米特看来，两者有很多的相似性，都可以被称作“时间的艺术”。由于篇幅有限，短篇小说往往也同戏剧一样，在开头和结尾都要牢牢地抓住观众。     

而在作为读者的车琳看来，阅读施米特的短篇小说的过程中，常常能感受到其中的张力，而这也是戏剧特有的一种力量。“也正是因为剧情的急转直下，虽然不是探案小说，却完全可以带着推理的感觉去阅读。”车琳说。

与一些喜欢描述的英美作家相反，施米特显然更钟爱暗示与留白。“聪明的读者需要用想象力来填补我没有写出来的空白，我希望我的读者是活跃的，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我的以为读者是出版社的编辑，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说看我的书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看书的同时也和作者一起在创造，自己去填补作者的留白，”施米特如是说道。

对此，董强也表示了认同。谈到读施米特小说的感受，董强常常会因此想到米兰·昆德拉。在他看来，“二者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是又不一样。”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和《好笑的爱》更倾向于将主题概念化，表明一种态度与方向。而施米特“看不见的爱”则不表明态度，让读者自己去阅读与判断。

事实上，这种态度与施米特的哲学背景休戚相关。施米特前不久在成都锦城第一中学演讲时曾表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艺术。”在大学教哲学的五年时光里，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苏格拉底式的关系——只是暗示和提议，来引起学生的兴趣。比起教授学生怎么说和怎么思考，他更重视教授学生学习哲学的方法。施米特常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个工具箱，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自由地从事哲学思考。

身为写作者，施米特常常在自觉写不动的时候，去图书馆阅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来重拾写作的动力。面对赞誉，他坦言“自己是乐观派的莫泊桑，莫泊桑本人比较悲观一些”。此外，他也直言有三位作家给予了他这样的力量——法国的居伊·德·莫泊桑、西多尼·加布里埃尔·柯莱特和比利时作家乔治·西姆农。

实际上，无论是《纪念天使协奏曲》还是《看不见的爱》，这些故事里都离不开 “救赎”这一关键词。也正因如此，它使得善与恶产生强烈的反差与对立，有多少的善，也就有多少的恶。“但实际上，我觉得只有拥有积极正面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去面对黑暗的一面。在处理非常严肃或者悲观的话题时，能够带着光明的态度去写作、去审视、去感受这些黑暗面，反而能做的更好。”施米特如是说道。

“我不关心我是谁，只要我能继续前进就好了”

与试图解释真实的哲学相比，施米特认为文学与哲学的目的截然不同。“文学是将真实纯粹化，并且用文学的方式去庆祝这种真实。”

在文学世界中，没有所谓的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世界的复杂性。因此，文学拒绝简化一切东西，因为复杂才是真实社会的原貌。悲剧就是这样的产物，它是无解的。

正如法国小说家阿拉贡对小说的定义“撒谎—讲真”一般，虽然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假的过程中，却能说出一些真理性的东西。在董强看来，作品兼具文学性和哲学性的施米特达到了某种平衡。“小说如果没有任何的哲学，很容易落入肤浅。但是小说的深度并不是不断地告诉你一些概念和哲学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小说的艺术和情节人物，是他传递的情节的复杂性上升到一个高度，但在施米特身上，我可以看到一种融合的东西。”董强说。

然而，这种平衡的状态对于写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穿梭于多重身份中，各位嘉宾都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跨界感想、得到与失去。

身为研究者，车琳直言自己的生活相对简单，是“文学和我的学生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她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或欢乐、或悲惨的故事，也从中认知了太多重性格。虽然一直以来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但文学给予她的养分却一直真实存在着。

而对长期在中法两种语言之间切换的董强来说，这种跨界使他的心灵得以开放。在他看来：“一个人很难满足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阅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艺术也成为了我们从日常出走以后的归宿。”

苏格拉底曾经说“认识你自己”，但是，施米特却说：“我不想知道自己是谁，只要能够继续前进就好了。”身为写作者，是读者和他者的存在才让他的作品有了形势和组织的方式。于他而言，文学与戏剧都是依附于读者与观众的，通过与人的关系才能建立起他的文学作品来。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并不够，我想写几千个人的一辈子。每一个人的人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施米特说。

在分享会的最后，本书的译者徐晓雁也来到现场，分享自己与施米特结缘的故事。早在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还在法国工作的徐晓雁读到了《奥斯卡与玫瑰奶奶》的故事，读罢便爱不释手，学医出身的她也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来到了医院做起了临终关怀的义工。

施米特一直强调读者对他的重要意义，而作为读者，徐晓雁无疑也从这位写作者身上获得了无限的能量。

“施米特先生的作品丰富了我的人生。”徐晓雁激动地说。在施米特的自传体小说《火夜》中（尚未出版），施米特在里面讲述了自己与柏柏尔人导游的友谊，后来徐晓雁在沙漠旅行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位柏柏尔人。在漫无边际的星空下，徐晓雁和这位柏柏尔人分享了埃里克·施米特在沙漠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