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法国“强奸文化”：从“波兰斯基争议”到“哈内尔控诉”

法国雷洛比（Les Lobis）电影院建于1977年，位于中部小城布洛瓦（Blois），红色砖头外墙里面，有个大厂房式的放映厅，是家不太起眼，但又特别典型的小地方艺术实验电影院。11月13日，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新片《我控诉》全法同步上映，在雷洛比电影院也不例外。不过3天后，电影院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影片放映前，要增加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一段3分钟的采访视频。

镜头里的她忧心重重，语速极快：“‘波兰斯基争议’常谈常新，成为法国社会和文化的象征，背后实则体现出，社会本身对女性遭遇暴力的无视和不屑。”

哈内尔今年30岁，两度获凯撒奖，16部电影曾入选戛纳，风头正劲。11月4日，法国媒体Mediapart推出深度调查，报道她在12到15岁之间，曾被年近40岁的导演克里斯朵夫·卢基亚（Christophe Ruggia）性侵。法国首位一线明星“打破沉默”，向电影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她由此及彼，带头讨论“波兰斯基争议”，及其背后的集体责任，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怪兽，原因出在社会和大众，大家都需要进行自我审视”。

1977年，43岁的波兰斯基承认在洛杉矶强奸13岁美国女孩，后为避免牢狱之灾，便逃到法国。“伟大导演”还是“幼女强奸犯”？一直以来，波兰斯基的形象撕裂着法国社会。但现在，论战双方力量对比正发生微妙变化：11月8日，第6名女性瓦朗蒂娜·莫尼尔（Valentine Monnier）公开指责波兰斯基，称18岁那年被他强奸，随后法国“民间作者、导演制片人协会”（APR）决定暂停波兰斯基会籍。

2018年初，法国百名女性签名维护男性搭讪的自由，引爆了法国乃至世界舆论场。两年之后，“波兰斯基争议”和“哈内尔控诉”偶然碰撞，反性侵讨论再次成为焦点。解放女性言论的同时，如何让社会愿意倾听？电影导演和艺术作品能否分割？“强奸文化”之下，又如何解构原有性别偏见？这些问题仍没有完美答案，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当前社会关系和原有权力构架。

被构建的叙事：“他是个好人”

今年4月，哈内尔决定将自己的故事公开。

她刚刚看了英国导演里兹（Dan Reed）拍摄的纪录片《离开梦幻庄园》（Leaving Neverland）。两名男性讲述自己7岁和10岁时，如何被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操控并强奸。另外，她偶然得知，卢基亚准备拍摄新电影，主人公的名字是克洛伊和约瑟夫，同当年她担任主角的电影《魔鬼》（Les diables）男女主角同名。“他这是完全否定我的叙事”，哈内尔愤愤不平。

在被构建的叙事中：卢基亚是个好人，“一个圣人”，极具左派知识分子风骨，参与救助难民等各类政治维权活动；他挖掘栽培了哈内尔，并为之付出很多，没有他，便没有哈内尔的今天；他坚信自己和哈内尔的“忘年恋”很特别，别人不会明白。

不过，十几年过后，法国新闻网站Mediapart调查记者玛丽娜·杜尔奇（Marine Turchi）历时7个月，实名采访了三十多人，查找当年的文字图片记录，以极其翔实的资料和证言，还原了哈内尔版本的叙事：

电影拍摄期间，12岁的哈内尔几乎被隔离，跟卢基亚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随后每周六到他家，两人单独在一起，后者会靠近、亲吻并抚摸她；她对卢基亚的感情，由感恩崇拜，逐渐变成恐惧怨恨，她感到羞耻和肮脏，曾一度逃离生活正轨，并试图放弃演艺事业；发生在她身上的，并非单相思恋情，而是“猥亵儿童”和“性侵”行为。

11月4日报道发布第二天，法国电影导演协会（SFR）发表声明支持哈内尔，认为她的控诉展示社会中免遭处罚体系（système d'impunité）的运行机制，具有政治意义；并决定开除卢基亚——这也是协会1958年成立后第一次开除会员。

杜尔奇在报道后记中称，这是一次“特别的调查”，因为控诉的女性，首次强于被控诉的男性。不过，全球反性侵运动兴起两年后，法国女星即使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在反性侵议题上公开发言，仍然不是易事。比如，哈内尔的父亲一度不理解她的举动，认为她这是“哗众取宠”、“将个人心理困扰曝露在公众面前”，并希望她“原谅克里斯多夫”。

法国版女性杂志《红秀》（Grazia）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说，哈内尔的指控令人震撼，但发生的时机则有些荒诞。前一个月，法国版反性侵运动“揭发你的猪”发起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因诽谤罪被判刑；争吵声中，波兰斯基的新电影顺利上映，且票房大获成功。在性别事件中，施暴者免遭处罚的大环境，似乎依然如初。

“哈内尔控诉”具有转折意义，因为公众选择相信她，与之相比，大多数女性在性侵案件中，总会遭到各种质疑，比如：事情过去这么久，为何现在才发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杜尔奇解释说：“其实大多时候，这些女性一直都在讲述，只不过社会不愿意倾听。我们需要解放话语，但更需要解放倾听。”

被构建的审查：性侵指控意味着禁止作品

今年，法国拉罗什（La Roche-sur-Yon）国际电影节选择《我控诉》作为闭幕影片。10月15日，哈内尔接受电影节邀请，谈论十年前的一部旧作。看到节目单后，她有些诧异，并提议主办方在影片播放前，举办一场辩论会，探究电影人作为“个人”和“艺术家”，两种身份有何不同，以及当前女性遭遇暴力的现状。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电影界和知识分子阶层，发出不少声音，力挺波兰斯基。这同样是一套被构建的话语体系：波兰斯基被指强奸幼女，但不应否认他的既有作品并进行审查；要区别“个人”和“电影导演”两种身份；讨论该争议前，得知道来龙去脉，且事过四十多年，社会需要原谅他。

波兰斯基不是这套话语体系的唯一受益者。2005年，法国知名导演让-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因“强迫女演员试演情色镜头”，以“满足个人性冲动”，被法庭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百名电影人曾发表公开信，支持布里索。“他是个艺术家，一个受伤的艺术家。布里索并非一人，我们都陪伴在他左右。我们支持他，并期待他的新电影。”签名人中不乏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等名导。

10月18日，在拉罗什国际电影节临时增加的讨论会上，法美双国籍学者、影视性别呈现议题研究者伊利斯·布雷（Iris Brey）则为“波兰斯基争议”提供了另一种话语理论体系：

停止膜拜波兰斯基，不等同审查禁止他的电影；区分私德和作品，一向属于男性特权，况且他总是利用名导身份，接近年轻女孩，区别“个人”和“电影导演”一说，自然不明自破；1977年强奸受害者向法庭提交的证言，详细描述被迷奸过程，波兰斯基的辩护者，不愿知晓详情——因为他们知道后，没法无动于衷。

观看《我控诉》与否，是个人选择，也是政治表态。目前，“伟大电影”VS“幼女强奸犯”的对决在法国愈演愈烈 ——《我控诉》获得观众好评，但同时迎来女权团体的抗议热潮。11月12日，巴黎拉丁区一电影院提前首映《我控诉》，遭到年轻女性群体抗议，被迫取消。类似事件同样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和雷恩等其它城市上演。

雷恩抗议发生在布列塔尼国立剧院，比较特别。剧院前身是军事监狱，曾关押过《我控诉》的主人公德雷福斯，电影在这里放映具有象征意义。对抗议者来说，在这里发起抵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一家公共文化机构，对公众应肩负起更多责任，没必要非得放映一个曾因强奸被判刑导演的片子；抗议不等于禁止电影上映，而是表明态度和立场。

放映还是不放映？布列塔尼国立剧院院长、戏剧导演亚瑟·诺则希尔（Arthur Nauzyciel）其实在此前思考了好久，但最终选择了前者，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辩论和思考。谈论这部宏大历史题材的电影，是否一定要谈导演的性侵指控？艺术作品能否脱离艺术家而存在？诺则希尔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用“革命正在进行”评价当下。

在反性侵运动中，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时刻，必然伴随着对立、混乱、疑惑和探索。“波兰斯基争议”只是这一时刻比较显眼的注脚。

被构建的欲望：“所有人都喜欢小女孩”

1979年，波兰斯基在巴黎接受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采访。他用词直白露骨：“法官想要搞小女孩。陪审员想要搞小女孩。所有人都想搞小女孩！”艾米斯听后极为震惊，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即使（《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也曾意识到，小女孩也并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这个货真价实的恋童癖正偷走童年。波兰斯基，你却从来没有试图理解这些。”

在波兰斯基看来，他没什么不同，只是和所有人一样，迷恋小女孩。不过，学者布雷分析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欲望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建立，并不断被丰富。欲望如何构建？小女孩的身体如何让人兴奋？这同当前盛行的情色文化密切相联。

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哈内尔详细讲述，十三四岁还是小女孩时，她同卢基亚单独相处的画面，“他总是采取同样一套方法：先是离我很近，亲吻我，然后抚摸我；我起身离开，他便跟着我；最后我只能坐在一个脚凳上，地方太小，他没法靠近我。”在她看来，卢基亚没有付诸实践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不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而是他没法正视自己本来的面目。

但卢基亚则以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自居——只是爱上了自己一手打造的作品。自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自己“恃强凌弱”，是一个“欺负”十几岁小女孩的中年男性。记者杜尔奇试图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影视传播的问题，很多电影电视或书籍将这一行为‘合理化’了。”

在“合理化”的过程中，“洛丽塔”这一形象最具代表性。她甚至超越地域，成为普世大众文化的重要元素。同名书籍从“性侵者”角度讲述自己的迷恋和性幻想，但鲜有人考虑过洛丽塔本人的想法，比如她是谁，她怎么应付亨伯特，她有没有喜欢过同龄男孩子？

这个形象诞生六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克里斯朵夫·蒂松（Christophe Tison）近日出版书籍——《L.的日记(1947-1952)》，特意从洛丽塔角度，讲述这个故事。蒂松自己小时候经历过性侵，给洛丽塔赋语赋能，同时也在追问：恋童癖的性幻想如何成为流行文化的偶像？“强奸文化”之下，如何解构原有性别偏见？

在法国《大罗贝尔词典》中，“洛丽塔”是“小女孩或少女，看上去很老实，但通过身上早熟的女性气质，激发成年人欲望。”

这一词条解释背后，也体现出“强奸文化”在社会中的深刻印记。在如此体系之下，人们对强奸犯、受害者和强奸行为本身，存在一系列成见和既有观点，无形中帮助强奸者推卸责任，增加受害者的负罪感，并导致强奸行为隐形化。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2016年调查显示，14.5%的女性曾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性侵；90%的强奸受害者认识施暴者；9.3万女性声称自己是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但在法国，报案起诉的受害者不足10%，原告胜诉的强奸案件不足 2% 。

“波兰斯基争议”和“哈内尔控诉”碰撞下，妇女遭遇暴力背后的“强奸文化”，成为电影界不可避免的议题。但雷洛比电影院的做法，还是引来不少争议。反对声音认为，电影放映前增加哈内尔的采访视频，实为强加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大家观影体验。但“电影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电影院如此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