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还是人口贩运？全球资本主义阴影下的“赴巴娶亲”

近日，《澎湃新闻》和《新京报》都报道了中国男性通过中介赴巴基斯坦娶妻被骗案件。报道中的中国男性，主要来自河南民权和山东菏泽两地的农村，但也有少数中产与知识分子。一部分网友的评论把事件框架为“人口买卖”，赴巴娶妻的男性因为存在“买新娘”的心理而被认为“罪有应得”。舆论的愤怒并非因为跨国婚姻必然是人口买卖，而是源于被商品化的婚姻市场，尤其是中介的游说话术。比如“18万包成功，不成功剩下的全退”被批评有“包娶”嫌疑。然而，凭借直觉和道德感的判断，虽然能教育大众警惕“买卖婚姻”对妇女的危害，但是，这种论述容易被权力的再生产机制吸纳，把国内婚恋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愈加刻板印象化，同时无助于揭示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女性的真正困境。此外，也有评论未审先判，指责中介和巴基斯坦新娘“合谋布局”，从中国男性被骗财甚至赔上性命的遭遇中，得出“不应该找外国人”的结论。这反映的是全球化人口流动中失去本民族“纯洁性”的焦虑，通过建构异族女性低素质、贪财、招摇撞骗的形象，来论证与之婚配将造成中国人口“反淘汰”。这类思想不仅体现在拒斥跨国婚姻，还体现在反对外劳、难民、以及落后地区的人口迁入，以防被“落后”文化侵蚀。

学者巴里巴尔（Balibar）基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质吸纳”和“形式吸纳”两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从广义剩余价值到全面吸纳》一文中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正展现“全面吸纳”（total subsumption）的能力，即人“生命制造”活动的货币化；由生养育活动连结的社会关系成为资本积累和流通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情形是，过去婚姻上的资金流动限于彩礼和嫁妆，而现在大多数要涉及贷款买房，使得缔结婚姻时投入的资金被纳入银行金融资本市场。“全面吸纳”导致的问题之一是劳动力再生产危机。缺乏资本的都市贫民和农村男性，虽然有能力满足为了恢复第二天继续劳作的自身劳动力再生产，但是因为“下娶上嫁”的婚姻坡度观念，以及国内男女比例失衡的现实，可能成为无法结婚的“剩男”，因此也就无法完成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此外，全球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和价值链生产的地域分布，扩大了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区隔。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男性在分工体系之下，只能从事去技能化的价值链底端的生产活动。换言之，“剩男”现象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被系统地再生产出来的，它本身即是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一个表征。

本文讨论的跨国婚姻，正是上述危机之下催生的现象，是资本体系通过空间置换，借由更大范围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来解决内在危机的尝试。在中国大陆，与巴基斯坦、越南、老挝等全球经济体系中更加边缘地区的女性通婚，尚属新鲜尝试，而在曾经更加接近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地区，比如中国台湾，娶“外籍新娘”已经是寻常现象。随着资本的空间置换，这些原有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带成为次边缘，而更“深”的第三世界腹地成为新的边缘，从而达成次边缘地带的男性与边缘地带女性的婚姻结合。台湾学者夏晓鹃认为，这是借由跨国婚姻，把国际分工具体化为不平等的人际关系。这类婚姻是市场性活动，与传统人口买卖的差别是，这其中有市场所赋予的虚假的自由意志。女性不一定被使用暴力或欺诈强制卷入的，相反，很可能具有通过婚姻来改善个体和原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自由意志。嫁入的女性，不仅解决了嫁入地区的代际劳动力再生产危机，而且可能成为新的劳动力，“补血”当地经济。

另外一个现象是，国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条件不错的男性，比如《澎湃新闻》报道中的北大博士，也可能赴巴基斯坦娶妻。他们的动机往往来自于对他者性别文化的想象——“礼失求诸野”：当国内女性无法符合他们心目中“传统妇德”的要求时，便希望到据说对女性要求更加顺从的第三世界的特定文化圈寻找这种“理想妻子”。这种深层的文化动机，当然并非是以对他者文化的真实了解为基础，而仅仅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次边缘地带关于边缘地带“听话”“顺从”的阴性想象。当谈论跨国婚姻时，我们的思维已经提前分类，关于哪些国家能够提供一群具有“传统美德”的能够婚配的妻子，这里有一个清晰的第三世界国家指涉。这种关于其他国家阴性化的想象，是典型的殖民文化特征，充满着“主导-依附”“强壮-羸弱”“现代-野蛮”“发达-落后”“开放-保守”“本真-异域”的二元建构。这种现象正是今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东亚社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男性对东亚的女性化想象“学习”和“模仿”的产物，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依附性的“优等生”心态。

在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基础上的东亚世界对第三世界腹地的阴性想象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介广告对“巴基斯坦新娘”形象的塑造。首先，广告文案强调“巴基斯坦新娘”具有“传统妇德”，如“知书达理”“婚后孝顺老人”“相夫教子”；其次，广告强调巴基斯坦的贫穷，并由此出发论证那里的女孩选择跨国婚姻，是其自由意志下的理性经济选择：“女孩家里穷…嫁到中国过吃穿不愁的日子，他们很开心”；再次，将巴基斯坦男性表述为极端的绝对男权符号：“巴基斯坦民俗保守，男人大多一夫多妻”，从而让中国男性的男权形象更软化和灵活，巴基斯坦女性在这种对比中，自然是需要中国男人去“解救”的对象；最后，针对新娘可能跑掉的担忧，服下“认为离婚是丑闻”“如果离婚更是一辈子嫁不出去”的定心丸。随着国内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开始认识到多样性的生存价值判断依据，越来越少选择依附男性和婚姻，中介广告所投射的，其实是这种转变中“男性气概”修复和再生的想象。比如《澎湃新闻》中，那位大学毕业家境中产的男性，无法忘怀16岁巴基斯坦少女的“一见钟情”，还对比“这种事，在国内可能吗？”他在国内相亲中的挫折感，实际要通过来自巴基斯坦的洛丽塔式爱慕，得到平复。

有趣的是，文案中还常常会强调“中巴友谊”。在这种描述中，中巴两国实际存在的传统友好关系，被默认为会落实在每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个人对每一个来自中国的个人的友好关系中；而这种个体受到对方特别尊重优待的想象，又被进一步落实为两国中政治经济弱势一方的个体对来到强势一方的渴望。这就把两国的友好关系，转化成了弱势社会个体对强势社会个体的依附与从属，并为这种依附与从属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对“两国友谊“的挪用，实际上正是迎合了部分国人对国际关系不正常的看法；这种看法，又是建立在上段前文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半边缘对边缘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可见，跨国婚姻及其制造机制实质是再生产既有的权力关系。除了上面分析到的中国一侧的权力关系外，在另一边我们略过未谈的自然还有巴基斯坦新娘和她们的家庭与社会的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处在整个权力结构底层的，正是这些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女性。无论是通过婚配向非边缘地带流动，还是经由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向非边缘地带出售劳动力或者性服务，她们的抉择往往是先改善个体阶级与经济弱势处境，而非先改善性别弱势处境。或者，她们只能先考虑每日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即便这个过程充满屈辱与被剥削。

总之，虽然跨国婚姻中也有一些美满姻缘，但外籍新娘中的大多数在婚后都要面对丈夫“怕跑掉”的担忧，以及社会舆论的歧视。在这个结构中，她们是无可争议的受害者。然而，如果他们无法洞识，或者即便洞识也无力反抗，那么我们似乎也不能用把她们的丈夫建构为主要加害者的方法，来解决她们的困境；因为真正的加害者，正是制造了这一切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