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分流到大合流：认识中国经济增速的国际视角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及其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然而，人们如今正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即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日趋明显，进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如何认识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多高的增长水平？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的热议话题。

一、“大分流”之后的中国奇迹

经济史学界普遍认为，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仍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就曾写道：“1800年以前，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及出口能力，这是全球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力量，所以中国的出口也占据世界上领先的地位。”回望历史，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考虑到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比高达32.9%（麦迪逊，2016），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

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中西方形成了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中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在发展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经历了150余年持续的衰落与动荡。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中西“大分流”的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几乎完全偶然的因素：一是英国煤矿价格低廉且靠近城市，这使蒸汽机革命得以产生；二是殖民地的开发保证了棉花和食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廉价供应，减缓了土地约束。而中国在“农耕父爱主义”政策的积弊下，大量小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强化了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工业化，陷入了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在一种高均衡水平上停滞，最终走向了经济发展的歧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1820年时的32.9%，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持续不断的内忧外患，中国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不断下跌，1950年降至4.55%,1978年时也仅为4.93%。在经济总量表现令人失望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同步衰落，1500年明朝中叶时中国人均GDP尚超过世界人均GDP，而到1950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仅为世界人均GDP的20.8%和22.0%，与西欧国家人均GDP的比率只有区区的8.9%。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爆炸式的迅速增长，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跃升，2018年达到16%，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和西欧国家人均GDP的比重也分别增长到86.7%和25.6%，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但最近也有学者以经济改革（或者是战后重建）开始的时间为基点，对比中日韩三国在相似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发现在大多数指标上中国的发展水平同期不如韩国，跟日本比较接近，从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一般的战后重建和经济改革的实践（史剑道，2019）。究其分析，史剑道的观点更多的是从增长速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但与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日韩两国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既有一般意义，更有其独特性，这种特有的因素可以通过三个“S”更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估，即Speed（速度）、Scale（规模）、Scope（范围）。

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在1978-201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9.3%，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虽然目前经济增速放缓至6%左右，但仍居于世界前列。在规模总量上，中国是一个浩瀚的大陆，GDP位居全球第二，与欧元区十九国相当，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制造业总额分别占全球的11.8%和28.2%，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事实上可以将中国视为一个洲际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成就体现在惠及范围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贫困人口数量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下降，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一个国家的脱贫人数就占全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三，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23%的人口人均GDP超过中国。此外，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以高铁为例，过去十年间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2.5万公里，总长度远高于其他国家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以广泛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根基，中国的经济增长更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二、“合流”视角及其中国故事

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他们将中国及亚洲经济的崛起视为和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相似的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展开历史视野时，我们会发现，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历史“大分流”的一个回归，是19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重新汇入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合流”（Great Convergence，也有译为趋同或收敛，下文根据具体情境使用不同译称）。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上能否最终赶上发达国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经济合流则是对这一发展问题的经济学表述。从经济合流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有助于将世界经济增长历史带入中国经济增长现实，而不是孤立地去评估一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在储蓄（投资）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和制度环境等方面满足一定的条件，初始人均GDP低的国家将比初始人均GDP高的国家有更高的人均GDP增长率，从而使得两国的经济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基于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初始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中，其随后40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倾向于越高，并且东亚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的趋同表现最为明显（白重恩，2017）。

在世界范围内增长趋同的成功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有其笑傲群伦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持续时间来看，战后共有28个经济体有过持续6%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全球增长样本中属于两个标准差以外的事件），中值为9年，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台湾曾在1962-1994年期间取得了6.8%的年均增长率，韩国也曾在1962-1991年期间取得6%以上的年均增长率；而中国经济以6%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了41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更快、更为持久。从趋同路径来看，28个高速增长经济体中绝大部分都以急剧减速而结束增长“神话”，只有韩国和中国分别在1982年和1991年跃入了更高的增长阶段，中国在1991年后更是以10%以上的速度加速增长。正因为如此，有经济学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称为增长趋同的完美案例（巴罗，2005）。

增长趋同故事的另一面是增长收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趋同空间的缩小，后发赶超优势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减慢下来。基于全球各经济体百余年的增长历史及样本，增长收敛有两个所谓“2%铁律”。一个“2%铁律”是指任何超越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最后都会回归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即2%左右（萨默斯，2014），另一个“2%铁律”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向自身稳态或更发达经济体的趋同时，将以年均2%的速度收敛（巴罗，2016）。中国经济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印证了这两个规律。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03%的增长水平，2008年下降至9.63%，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7.65%，2019年预测为6.2%。鉴于中国政府曾始终将“保八”作为实际的增长目标底线，因此可以将持续低于8%的起始年份即2012年视为经济显著减速的转折点；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逼近“6时代”的2019年或将成为另一个转折之年。

从增长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率由趋同效应和稳态（长期）增长率所组成，而后者又决定于储蓄（投资）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狂飙突进期，正是得益于趋同效应和稳态（长期）增长因素的相互共振和相互促进，而2012年以来的增长减速，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趋同空间缩小，增长开始收敛，另一方面则是外需增长疲软，制造业发展达到顶峰；人口老化，人口红利消失；资本-产出比例快速上升，资本利用效率下降；技术创新缓慢等影响长期增长率的结构性因素所导致。这些都意味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但即便如此，中国极具纵深的国内市场、强大的国家能力等国别意义上的特质性因素使得经济增长率和韧性仍远好于国际经验所预测的情景。

三、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当中等收入国家发生增长减速时，一个自然而起的担忧是该经济体会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从表象来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极少能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的现象，这些国家往往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技术产品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历史上，有日本、亚洲“四小龙”、爱尔兰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而更多的则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水平跃升时功败垂成，增长乏力，经济始终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同时兼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离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人均国民收入12375美元尚有一段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征程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经济界对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比较热烈，有争论也有共识。

经济增长的最大敌人是经济倒退。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之所以功亏一篑，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发生了突然的增长减速甚至是失速。以巴西为例，1967-1980年期间，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2%，有着玫瑰色的增长前景，但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和国内政治纷争等原因，其人均国民收入在此后的22年里几乎为零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在2012年以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减速趋势，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和新增人口断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内的必然趋势。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领域风险隐患突出，债务通缩迹象初显，但财政和货币两方面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在不断加大力度，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和丰富的政策工具箱有能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防范经济增速的超预期下降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社会秩序》一书中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增长绩效方面的最大区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缺乏持续性，并且常常会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历史也正是如此，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超过20000美元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6%的年份录得负增长，并且比率仅为-2.33%；与之相反，人均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经济体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份处于负增长，并且负增长率高达4.7%。因此，即便中国经济增速如有些悲观人士“线性外推”的那样一路下探至4%，但只要下滑是平缓的，那么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巨，以及人均接近10000美元的国民收入水平，也能实现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就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内已有62个城市对应3.87亿人口步入高收入经济体。在不考虑汇率升值和标准变化的情况下，以4%-6%的增长率水平，再经过几年发展，我国大概率整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如果以2011年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为起点，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逼近或成为高经济收入体，这也与二战后若干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时长约15年左右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四、迈向更高“趋同”阶段的路径突破

针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的判断也许分歧并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该如何应对这种下滑？

从经济趋同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存在着多条趋同路径。如果无法完成向更高一条趋同路径的飞跃和转移升级，那么该经济体只能在中等收入水平处实现稳态发展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始终无法趋同。有证据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艾肯格林，2015）。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在发挥逆周期调控，保持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中国需要培育增长新动能来应对生产率的挑战，实现从当前的趋同曲线跳跃到下一条更高水平上的趋同曲线，从而开启新的增长路径。为此，中国需要从四个方面（四个“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向更高级增长趋同曲线的跨越。这四个方面是：投资（Investment）、创新（Innovation）、制度（Institution）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首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大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红利”。在“高储蓄-高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下，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2007年后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目前已超过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这意味中国可能在固定资本总量方面并不相对稀缺（黄文涛，2018）。在居民储蓄倾向趋势性降低，增量资本的产出边际不断减少的条件下，未来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面临多重制约。青木昌彦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要使中国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克服人口红利衰竭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增长约束，需要加大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其次，加快现有技术和创新的扩散，形成创新和金融的“双轮驱动”，推动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有赖于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世界银行在《创新中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能够为生产率主导的增长提供创新和技术。未来需要加速现有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培育新的创新和技术，这有助于将现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到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要发挥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支持和引领作用，通过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不断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制度，增强市场包容性，为不同类型科创企业提供较强针对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的上市服务，引导资金、资源优先供给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新行业、重点领域。创新与金融“双轮驱动”将推动我国经济从一个趋同路径转向更高的路径，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动力要素。

再次，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做实各项制度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制度红利。制度会改变经济的激励机制并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生产率产生影响，制度差异是导致不同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每当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刻，中国总能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积弊，为经济发展释放制度红利，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和制度体系，其核心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重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完善治理机制。同时，必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行业准入制度改革等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注重建立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使得宏观层面释放的制度红利、政策红利可以转化为微观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

最后，继续推动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和产业链分工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利用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赶超的有效路径。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贸易环境，必须更好结合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开放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国内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金融和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契机，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罗伯特·索罗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增长理论不过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寓言，它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和预测经济增长的细节，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过去和未来。”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或许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速，但确信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会是温和而稳定的“白银时代”！

(作者施东辉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