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龙｜现代性、反霸权与空无——鲍德里亚的最后之思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风靡全球，谈论后现代成了哲学圈内的一种时尚。然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后现代主义的捍卫者会说，这种追问本身就是非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善良意愿去理解和解释它。

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里面，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享有“后现代主义超级理论家”的美誉。去世前几年，鲍德里亚为我们留下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最后思考，这些思考最终以文字形式呈现在《为何一切尚未消失？》这本小书中。该书包括三篇相对独立的文章，它们是《狂欢与食人族(或世界对抗的游戏)》、《恶会腹语》和《为何一切尚未消失》。这本小书的中译本如今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通过阅读该书，我们既可以领略鲍德里亚思想之风采，也可以借此窥探后现代主义哲学之堂奥。

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对“现代性”做过分析与批判，鲍德里亚也不例外。在写于2004年的《狂欢与食人族(或世界对抗的游戏)》开篇部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关于历史的一句名言——历史首先作为真实事件发生，随后则如闹剧般重演——出发，将现代性刻画为“一场肇始于西欧的冒险和一出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输入西方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价值标准的所有地方不断重演的巨大闹剧”。显而易见，现代性就是一个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鲍德里亚把它称为西方文化的狂欢化过程。与这种狂欢化过程相伴相生的是另一种非同寻常的返转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一度强势的西方文化逐渐被其狂欢化的对象所削弱、吞食和噬啮。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鲍德里亚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在十六世纪巴西累西腓市举行的一场盛大弥撒中，当时从葡萄牙专程前来庆祝印第安人被动皈依基督教的主教们被印第安人所吞食，原因是出于对基督福音的过度之爱(食人行为成了好客的一种极端形式)。作为这种伪善传教行为的早期受害者，印第安人本能地采取了极端和夸张的做法，即他们要从肉体上吞并那些在精神上吞并了自己的人。从这个例子可知，在西方文化向全球输出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狂欢特征，另一方面却是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食人特征。也就是说，整个西方文化打着狂欢的幌子掩埋着和压迫着非西方文化，而整个非西方文化像食人族一样吞并着西方文化。一边是被吞噬，另一边则是狂欢化。

而那些试图用西方社会的印记和各种外来技术装扮自己的非西方社会，同时也是对这些印记和技术的现实拟仿。鲍德里亚声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影视作品中，黑人下班后拙劣且滑稽地模仿着他们的西方主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在艺术领域，非洲艺术家在国际化审美的范围内对毕加索作品的复制；在演艺圈，黑皮肤的艺人想要漂白自己的皮肤。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那些披着西方文化外衣的普世价值观扩展到全球层面的时候，它们的欺骗性才会暴露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如果现代性的源头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出现在西方，那么我们已将它的成果享受殆尽，现代性出现了一种致命的，而且是闹剧式的转向。这场转向的后果将是，整个人类都会走向一种类象世界，在这种类象世界中，无论是非西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将损耗殆尽。

由此推论，由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本身所面临的悖论就在于，一旦超出了自身的范畴、一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暴力扩张，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反噬的命运。在鲍德里亚看来，全球对抗的游戏正是由现代性的这一基本特征所引发的。而解决这种对抗的方案就在于，西方文化不该走出它的自身范畴、不该进行全球性暴力扩张，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承认非西方文化的多样性。

在论证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后，鲍德里亚转而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现代性与权力又有什么关系呢？权力涉及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而由现代性引发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博弈正好面临双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问题。由此看来，要想深刻理解现代性，就必须深入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

权力应当由富有想象力的政客和智力超群的技术官僚来掌握吗？鲍德里亚论证到，如果权力由这两类人掌握，那么就无法解释在掌权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甚至是永久存在的愚蠢行为。小布什掌权之下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愚蠢至极。但这反过来证明了愚蠢本身就是权力的属性之一，是权力的一种职能性特长。在一个稳固的社会里，民众整体上倾向于将权力托付给那些最不具有侵犯性和最缺乏头脑的人。权力就像笛卡尔笔下的“邪恶精灵”，它促使人们选举出某个比自己更笨更蠢的人，以便逃避公共领域中自身的责任和嘲讽那些掌权者的蠢言笨行和浮夸堕落的表演。在这一愚蠢的职能中，权力是一种虚拟结构，它出于利己的目的吸收一切元素，促使其新陈代谢。

鲍德里亚由此推论，权力结构的悖论就在于，当权力由富有想象力的政客和智力超群的技术官僚掌握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干出愚蠢的勾当来。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让想象力或智力掌权的幻想。鲍德里亚给我们的建议是，“应当被废止的是权力本身，这一点不仅应当表现为拒绝受他人统治——这是所有传统斗争的核心所在——还要在与之相同的程度上，经由同样激烈的方式，表现为拒绝统治他人”。再结合上面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表现为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强权统治，其结果就是西方文化在权力的支撑下对非西方文化干出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勾当，而非西方文化则在革命的外衣之下对西方文化实施不断打击。相应地，解决这一悖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解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权力关系，这不仅表现为非西方文化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统治，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西方文化要拒绝接受统治非西方文化。

与这种全球性的权力结构相对应，在当代政治中还出现了政治娱乐化的倾向。演员施瓦辛格当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这一新闻，在鲍德里亚看来，正好证明了政治不再是政治人物与公民之间的严肃关系，而更像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游戏活动。政治人物(或演员)通过表演来获取权力，也会通过表演而丢掉权力。鲍德里亚认为，政治的娱乐化并非政治风尚败坏的问题，而是背后隐含着一种大规模的政治策略，即通过消解价值观的彻底仿真来控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充当它们的范例。这就是权力的狂欢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西方文化以普世价值观为名义，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技术手段裹挟全世界，其次在仿真的支配中逐步完成对全世界的强权统治。这种强权统治的最终确立不再靠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输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扩散对这些价值标准的拟仿。世界强权是一种类象的强权！

在文章的结尾处，鲍德里亚向读者发出警告：“或许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便是作为大规模诱惑武器的可逆性也并不是绝对制胜的武器，它会在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能够隐约预见到的某种更为糟糕的终极远景中，遭遇不可逆之物。”鲍德里亚的这一警世之言可谓振聋发聩，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这种可逆性关系最终可能会走向不可逆，即很可能不是一方统治另一方，而是双方共同毁灭。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性是一个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会造成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统治，而且会导致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霸权。由于我们在霸权中可以看到全球权力结构的至高阶段，因此寻找反霸权的力量之源就是当务之急。在写于2006年的《恶会腹语》中，鲍德里亚从“统治”与“霸权”的区分切入主题。统治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来规定，而霸权不需要。统治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有其战略的：在冲突中，根据对手自己打开的辩证角度，将否定因素纳入自身。霸权在实施过程中根本无需战略，认为对手不值一提、是远离中心的残余力量，因此只是一味倾向于消灭他们。它不再采取压迫或异化的方式，而是采取将一切不愿融入交流和全面效能范围的对象全部清除出去的方式。换言之，在统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处在中心位置；而在霸权中，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则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鲍德里亚将霸权的上述特征比作“声称恶不存在的神学主张”。从这个角度看，恶不再是善的反面或敌手，恶根本不存在，它只是幻想。在世界性的全能力量掌控一切的情况下，善不再需要恶。肯定性根本不再考虑否定性，而不管这种否定性是一种邪恶力量还是一种作为辩证关系的对立面。既然霸权有如此威力，那么我们如何对抗它？一种反霸权的力量存在于哪里呢？鲍德里亚认为，这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探索霸权得以形成的途径，尤其是消灭否定因素的种种历史过程；二是探索真正实现反霸权的力量之源。

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霸权形成的基本过程“应该是一切事物都在脱离自身物质性这一狂热欲念的驱使下，追求自身的抽象化”。这是一个从“物质”到“资本”再到“数字网络”抽象程度逐步上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初世界与他者逐步消失。这一过程还进一步渗透到我们的精神领域，在其中“主体”终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的、漂浮不定的和无实体的主体性。抽象化的终极结果将会是：既无客体也无主体，既无真实也无他者。

在霸权的形成过程中，随之也丢失了所有否定和批判它的因素。正如在(神学上)善之理念的扩张过程中，也会失去所有限制和批判它的恶的力量一样。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反霸权的力量之源呢？我们继续拿神学来做比喻，鲍德里亚认为，“因为否认恶(所有激进、异质以及不可调和的他异性形式)的存在，因为将否定因素视为一种史前遗存，所以善在一定程度上令恶恢复了自由。因为想成为绝对之善，所以善免除了恶的一切从属性质，令其恢复自主力。这个力量不只是否定性力量，也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正如某种东西从曾经断言恶有其独特性的善恶二元论的异端思想中突然显现一样，随着挑战统治权力的旧的反抗形式被体制本身所吞噬，某种力量也从体制的所有缝隙中涌现出来，它是一种对善的至高权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渗透和瓦解霸权方面比否定作用在反抗旧的统治权力方面更加彻底。当否定性的力量消失时，被驱逐的恶便开始腹语！

资本之恶在霸权形成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且看如下三例。法国巴黎银行的一则广告曾经写道：“我对您的钱感兴趣。”法国电视一台的董事长勒雷曾经毫不讳言地讲到：“我们要现实一点，法国电视一台的工作就是帮可口可乐公司销售它的产品……为了让一条广告信息被接受，我们要让电视观众的大脑拥有接受的空间。我们节目的使命就是要赋予大脑这一接受空间，就是说要给它娱乐，让它放松，以便在两个广告时段之间让它准备就绪。我们卖给可口可乐公司的是人脑处于有效状态的时间……没有什么比获得这种有效状态更困难的事情了。”法国邮政的口号是：“钱没有性别，但这不妨碍其繁殖。”鲍德里亚认为，这些例子并非站在善的立场上来揭露恶——这是传统的道德立场——而是站在恶的立场上来昭示恶。人们总以为真相来自启蒙和理性，但鲍德里亚却告诉我们，作为例外事件的真相，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从恶的范畴中显露出来。

一旦善开始统治并且声称自己彰显真理的时候，恶就开始渗透其间了。比如在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这一事件中，否决票都是由愚蠢投出来的。因为从事后的统计结果看，投否决票的都是最愚蠢的人，但这种愚蠢恰恰就是恶的聪明之处。对公投说“不”的正是“会腹语的恶”，这种恶不是否定精神(因为投否决票和投赞成票一样都赞同政治理性)，而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否决本身，因为它抗拒政治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能够与一切向我们施善的事物做斗争，以恶的视差来反对善的轴心。鲍德里亚举例到，当小说《刽子手之歌》中的主人公吉尔摩拒绝上诉并要求法庭以最高量刑判处其死刑时，他在用一种人权(绝对死亡权)来对抗另一种人权(绝对生存权)。说到底，判处一个人死刑和“根据原则”判一个人生，两者具有同等的暴力。而这种“判一个人生”的暴力应当被拒绝，即便是或者尤其是在它向我们施善的时候。鲍德里亚认为，这里涉及的始终还是赠礼的问题。我们拒绝赠礼，因为“它是单方面的施舍行为——等于是一种侮辱和一种象征性的剥夺”。

向掌控一切的行为，向通过理性和科技的善举来支配事物的行为发起挑战，简言之，向霸权发起挑战的正是这种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例外事件”。以2006年世界杯总决赛中齐达内用头撞人事件为例。鲍德里亚认为，齐达内破坏的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他破坏的乃是这一赛事所涉及的全球性认同仪式。这一事件是对全球化(霸权)予以断然拒绝的例外事件的典型代表，是反抗世界全面同化的一个精彩片段。与日常事件遵循的“理由充分原则”相反，例外事件遵循“理由不充分原则”，它有着不可抗拒的逻辑必然性。例外事件的发生不需要任何主观动机，也永远没有正当理由。就此而言，反抗霸权需要游击战，需要荒唐可笑的例外事件，需要威慑的所有象征性形式，亦即恐怖的各种形式。

在《恶会腹语》的最后部分，鲍德里亚讲到了古老的赠礼与回礼原则。自然界作为礼物而被馈赠给我们，我们应当能够对这一馈赠做出回应。如果不能对之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就该消解自然界。在鲍德里亚看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欲望恰恰就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消解。特别是自现代以来，人类通过技术诡计用亲手打造的可控世界来取代真实的自然界，以便消除对从一开始就不受我们控制和我们无法做出回应的馈赠之物的恐惧。改造自然界的举动是一项技术性的操作，我们以为通过对自然界的技术改造就能消除对它的恐惧。但正是由于对技术的滥用，我们实际上制造出了一个将人类排除在外的世界，并引发了一种新的根本性的恐惧，即我们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受我们掌控的世界。我们并没有回应自然界的馈赠，而只是消解和替换了自然界。

通过技术而替换自然界，这是我们对自然界的回礼形式。这种做法在整个模拟和仿真领域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再度陷入跟起初一样的僵局：面对一个既显而易见和无法抗拒，又好像是从天而降的真实世界！我们依然不知道如何做出回应。仿真世界是一个比真实的自然界更加真实的世界。用仿真世界来替换真实的自然界，这里涉及到古老的哲学问题，即存在与空无、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消失的问题。鉴于此，鲍德里亚在写于2007年的《为何一切尚未消失？》中对空无、不在场和消失做了形而上学沉思。

在文章的开始部分，鲍德里亚讲到，当我们谈及媒体时代、虚拟时代和网络时代对“真实”的谋杀时，却并不对“真实”何时开始存在做过多思考。现代以来，自从人类决定通过技术手段对世界进行分析认识和加以改造的那一刻起，真实世界便开始存在。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真实世界便开始消失了。凭借认知事物的独特能力，人类在赋予世界意义、价值和真实性的同时，也开启了解体世界的进程。但鲍德里亚让我们将“真实”消失的原因追溯的更远一点，直至概念和语言的层面。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想象、命名和概念化而令事物存在，同时也加速了它们的消亡，在不知不觉中令它们脱离原初的真实状态。鲍德里亚举例到，“阶级斗争”虽然自马克思为其命名而开始存在，但它以最激烈的方式存在于世或许仅仅是在它被命名之前。被命名之后，它的力度便逐渐消退。

“消失”也是一种不在场的意愿。但是，没有什么会彻底消失，任何消失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问题在于当一切都消失之后留下来的东西。这种情况有点像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笔下的“柴郡猫”，它的笑容在其样子消逝之后还漂浮在半空中。一只猫的笑容已经够吓人的了，可是只有笑容而没有猫的情况比这还要吓人的多。所有消失的事物(制度、价值观、禁令、意识形态以及观念本身)继续以隐秘的方式存在并在暗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要比曾经统治我们的显性权力更具危害性。鲍德里亚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以消失作为生存之基础，如果希望对事物做出完全客观的诠释，那么就必须以它的消失为依据。

我们同真实以及真实的消失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模糊的。每个模拟图像背后，都是某一事物的消失。每个虚拟的真实背后，真实已然消失。令我们为之着迷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要关注真实还是真实的消失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图像”的当下命运，即图像在不可避免地从模拟转向数字的过程中消失的当下命运，看出真实系统性消失的具体表现。我们知道，在模拟图像中，通过摄影可以将真实世界忠实地保存在底片中。而在数字图像中，照片变成了数据流并从底片和真实世界中解放出来。摄影行为的独特瞬间被终结了，底片所提供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消失了。物体的独特存在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被建构出来。鲍德里亚认为，所有这些并不是简单的技术突变，而是意味着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显现与消失的游戏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即摄影行为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在数字时代来临之际消失了。我们的世界以及世界观因此而改变了。

鲍德里亚论述到，从数字计算和电脑中无中生有地产生的合成图像是对图像的谋杀和终极暴力。图像自身的想象力不复存在，因为在合成操作中，参照物不复存在了。真实本身不必再出现，因为它作为虚拟的真实而被直接制造出来。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作为独特媒介的摄影的消亡，与模拟图像一道消失的是摄影的本质，亦即主体对客体的最后实时在场的证明。当这种系统性的消失发展到极限时，一些令人困惑和带有悖论意味的问题便随之浮现：一切是否注定要消失？或者说，一切尚未消失吗？众所周知，莱布尼茨曾经将存在问题表述为“为什么总是有些什么，而非空无一物”，而鲍德里亚将这一表述颠倒为“为什么是空无一物，而非有些什么”。鲍德里亚的最后之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相对于事物的存在、在场以及显现，空无、不在场以及消失更加值得关注。吸引我们的不是真实，而是真实的消失。而且我们必须学会与空无、不在场和消失共舞。太初有言，而后才有沉默。终点本身已然消失……

综上所述，在收官之作《为何一切尚未消失？》中，鲍德里亚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做了批判，对现代的数字网络技术进行了反思。这些工作的确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鲍德里亚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般原则，比如拒绝同一性、接受差异性，拒斥形而上学，用微观叙事来替代宏大主题等等。然而，鲍德里亚并未将后现代主义原则坚持到底，而是最终走向了对空无、不在场和消失的形而上学沉思。这是鲍德里亚思想乃至整个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