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谢哲海案：“疑罪从无”为什么这么难？

1996年5月30日晚，河南周口市一女青年王某回家途中被人拦截，被凶器击打成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办案人员认定时年25岁的谢哲海有作案嫌疑。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入狱初期，谢哲海一直不肯认罪，频频喊冤。后经过减刑，于2018年9月刑满释放，服刑22年4个月。2019年2月，他向河南省高院提出申诉，被驳回。目前打算到最高院继续申诉。

此案比较扎眼的情节之一，就是周口中院当年接到检察院移交的案卷，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去让补充证据。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检察院并未补充证据，又原样移送法院，而法院竟然根据原有证据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当谢哲海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南省高院时，后者也竟然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在一开始遇到黄灯之后，连检方也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谢哲海案，后来竟然异常顺利地一路绿灯，终于办成了“铁案”。只可惜，这“铁案”太经不起检验了，22年后终于引发公众质疑。

杀人犯罪破案和凶手认定，马虎不得，因为这涉及剥夺凶嫌生命，弄不好容易酿成新的冤错案，也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所以不搞有罪推定，重证据尤其是物证，把案办得无懈可击，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其中，“疑罪从无”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修订《刑事诉讼法》，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虽然说“谢哲海案”发生在当年5月底、新修订的刑诉法次年元旦生效之前，但是周口中院一审却是在1999年12月26日。更何况，最高法等部门早就多次发布过相关司法解释，比如，最高法1994年3月21日在《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又确实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从有关报道中可知，1996年6月25日，太康县检察院将“谢哲海案”退回给公安部门补充侦查，理由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由于是有被害人死亡的杀人案，后来由县里移交当时的周口地区。河南省检察院周口分院提起公诉，周口地区中院受理后，也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证据。按理说，一再被退回而又无法查证清楚、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周口中院也就应该直接宣告谢哲海无罪了。

可奇怪的是，在这之后，检察院在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移送法院，而法院竟以故意杀人罪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2000年6月2日，河南省高院也驳回了谢哲海的上诉，维持原判。

既然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又不能补充侦查出新的证据，为什么不依法撤案？检察机关凭什么依法批捕和审查起诉？法律监督职能何在？被告人上诉，省高院作为上级法院又是怎样监督并重新审判的？这些问题，接下来如果有重审，都是需要有关方面解答的。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做到这一点，不光是强力打击犯罪、有案必破的问题，还得把案子办得公平、经得起正义考验。否则的话，草率地破了案、判决了，可真正的犯罪分子却没抓到，反而让无辜者受到冤屈甚至付出生命，这到底是破案还是制造新案呢？“谢哲海案”审讯办案手段本身就存在瑕疵，可仍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和法院两道关口也严重失守，岂不值得反思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检法通过打击犯罪，把每一个案子办好，让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当然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此过程中，严禁刑讯逼供，轻口供、重证据、重物证，转变司法理念，不搞有罪推定，坚持疑罪从无，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人权，可谓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