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评《帝国的暮光》︳高丽王的挑战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美] 鲁大维 (David M. Robinson)著，李梅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444页，72.00元

“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梅天穆（Timothy May）如是总结。他回顾了约翰·安德鲁·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的“蒙古世界帝国”理念、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蒙古史研究中亚史料的强调、林蔚（Arthur Waldron）论及的蒙古是现代史开端的观点、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对蒙古之于欧洲重要性的论证、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从欧亚整体对于蒙古帝国的广泛研讨、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关于忽必烈和景教的研究，并做出这一论断（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Reaktion Books, 2012。中译本《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导言）。这一见解虽并不能说已是学界共识，但至少反对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他多少有些忽视作为蒙古帝国欧亚一体之一环的东北亚区域，以及对此区域着力最深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学者的研究。这一区域虽然与大都近在咫尺，但或许是因其政治体规模和数量并不可观，似乎在梅氏的学术史回顾中成了“边缘地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谦逊地将杉山正明和爱尔森视为基于全球视野考察蒙古帝国历史的代表人物，而宣称自己的作品《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中译本甲骨文丛书，2019，李梅花译，以下简称《帝国》）相对缩小了研究范围，只是针对帝国东北部的研究。他的研究与之前的学者相比有很大不同。《帝国》针对蒙古时代后期历史研究中对“共时多维”和“历时变迁”把握的缺失，将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阐释，但将焦点聚集在东北亚地区，强调在欧亚一体视域中对蒙古治之下东北亚区域的动态研究。他充分参考了西文撰著的蒙古史著作，更大量吸收中文、日文、韩文研究成果。需要指出，作者对于东北亚的定义也与以往学界大异其趣：他在地理上强调辽东南部、高丽境内、大都周围及山东一带及其联系，换言之，可以称为以政治关系为中心视角而并非局限于地理意涵的欧亚大陆东北部。这与宋念申最近以近代东北为主要观察窗口，结合了中国东北及其周边区域在古代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的独特性提出的“东北欧亚”概念颇有神似之处，而宋氏是“将这个边缘地带看作欧亚大陆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区域，并探讨其独立于周边国家的内在历史动力”（《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开放时代》2019年第六期）。他们站位于不同时代，选取的中心视角则异曲同工，而且宋氏同样认为蒙古时代是东北欧亚族群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蒙古帝国东北部最重要的政治体是高丽国。鲁大维这部《帝国》，既是蒙古帝国史的局部区域（高丽及其他地方势力）研究，也是从高丽史扩大到蒙古时代东北欧亚政治关系的尝试。在这种互动互换的交错视角中，《帝国》的展开至少有如下三大看点。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趣味绝不止于此。

元大都的高丽王

忽必烈之所以选择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作为大蒙古帝国的新都城，杉山正明的解释（《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可以理解为，大都的选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邻近出海口又兼顾中原农耕地带和草原游牧地带，是兼跨欧亚多种经济区域的庞大帝国的理想政治中心。妹尾达彦关于古都长安的研究（《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也启示着人们，与北京同样处于东部欧亚的半月形农牧交叉带上的西安，因其居于陆上丝绸之路联结西域、运河水运联结中国东部的交通枢纽，同样便于控驭东部欧亚农耕与游牧南北两大经济区（参阅李鸿宾《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二期），加上关中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沃野千里的农业相对优势，西安和北京得以分别成为中华帝国前期（秦汉隋唐）和后期（元明清）的两大主要都城，各领风骚一千年。而中华帝国前期主要以长安为都（辅以长安—洛阳交替），后期以北京为主（辅以南京等地替代），又与北方族群的崛兴递嬗自西徂东转移有着内在的历史联动。

元帝国的汗八里是一座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这是一个蒙古人真正开启了世界史的时代（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欧亚陆海世界的联通和畅行是空前的，官旅商人从东亚去往中亚、欧洲并非难事，欧陆北非的人群旅居中国更绝非稀罕。前者有拉班·扫马（Rabban Sauma）、长春真人丘处机等，后者则有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巴图塔（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等等，他们都留下了供后人阅览的纪行文本。在传统中华帝国的朝贡圈域范围内，这一时代在帝国京城的见闻与前代相比显得迥然不同。最典型的莫过于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的来访者。以往在隋唐帝国时代，新罗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臣首先要克服海上漂泊的艰险，继而是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的陆上长途跋涉，他们在长安的鸿胪馆得到上国朝廷的热情接待，向皇帝献上本国方物和贡品，有时还包括美人，并代国王领受天子给予的官爵册封。新罗王朝贡中华至诚，玄宗皇帝在安史之乱中罹难奔逃西蜀，新罗的使臣竟然追到成都献礼。即便如此，在汉字文化圈的礼治体系中，朝贡国在位君主一般不会亲自前往宗主国都城朝觐（参阅冯立君《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然而，在大元帝国和高丽王朝的时代，这一切都变了样。不仅在大都城中，几代国王长期滞留不归，而且他们的身份也十分多元复杂。这一切变化根本上是如何发生的？

高丽（918-1392）是继新罗之后再度统一了朝鲜半岛的王朝国家，其政治体模式最初仍然是基于对中华帝国巨型政治体模式的摹仿和本土传统的融合。五代乱世，高丽兴起于新罗北方，通过逐步消灭国内割据势力，完成国土的政治一元化，在以国王为顶端的官僚贵族联合政权体制中，以农业为主的高丽国家继续输入和消化来自大陆的汉字、典章、佛教、儒学等文明成果；同时，伴随着中原王朝相对于北族王朝在军事上衰落和劣势，高丽民族意识抬头，其君主甚至一度称帝，并且不断向北方开疆拓土，这一所谓“北进”并未因契丹辽帝国的多次入侵而遭到实质上的停顿，相反阴差阳错地将边界推进到鸭绿江附近。蒙古人在草原崛起，以气吞山河之势横扫欧亚，大元帝国统一西夏、南宋、金国等地，针对东方的高丽政策也进入全新的时代。

譬如，高丽国王的庙号都要改正，以往非“祖”即“宗”的庙谥，一变而为以忠字开头的“忠×王”模式，这“忠”当然是忠于大元兀鲁思：高丽王既是本国君主，又是帝国臣僚。隋唐时代新罗王往往袭封乐浪郡王或是宁海军使、鸡林州都督一类官爵，以示藩属之意。正如大唐帝国对于葱岭以西诸国的羁縻州府设置，更多的是徒具形式，仅仅表示一种隶属关系（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35页）一样，唐朝对东亚诸国与此类似，并不直接干预其内部政务。然而，蒙古帝国治下的高丽，自元宗、英宗以后，高丽君主相继以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的名分载入史册，帝国对于其内部干预和控制已然空前强化。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从忠烈王到恭愍王的几代高丽国王，不仅不同程度地蒙古化了，而且因为各种因缘往往长期在大都逗留。我们可以忠宣王为中心来通览：忠宣王，蒙古名益智礼普化（意为小公牛），母亲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女，自己也娶元朝皇室女为妻。这位奇特国王刚即位不久即遭废黜，随后滞留大都十年，后来复位也没有回国久居，仍返回中国生活。因为卷入帝国宫廷政治，在元英宗登基后被流放吐蕃，其后得以北返，最终薨逝于大都。他的父亲忠烈王也曾在华居停一年半。他的次子忠肃王，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先后迎娶三位元朝公主，被扣押在大都四年之久，其时高丽险遭废国立省危机。忠宣王的孙子忠惠王也很传奇，最初以世子身份入元为质，因与元朝贵族燕帖木儿过从甚密得以第一次即位，又由勾结流放高丽的元朝皇子妥懽帖睦尔的嫌疑而第一次被废；忠肃王死后，元朝丞相伯颜不同意他继位，忠惠王被带至元朝受审，后虽得以复位，但是开罪元顺帝奇皇后家族，第二次被废并押送元朝，最终在流放广东揭阳的途中死去。身在大都的高丽君王（或储君）身份复杂，他们与皇室有姻亲关系，不断卷入蒙古宫廷政争，从而影响高丽政局。这本质上是由于大元帝国对高丽王国的控制和两国的独特关系形态造成的，元朝规定：高丽国王要娶蒙古公主为后，且储君要在大都蒙古宫廷受教育。

忠宣王的另一个孙子，恭愍王——鲁大维称《帝国》这本书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其中一个男人就是这位高丽国王——王颛，蒙古名为伯颜帖木儿，他登基为王以前也在元大都入质十年。但是他的政治作为与他的祖父和父辈相当不同。大蒙古兀鲁思促使他走上高丽至高无上的权力巅峰，同样也带给他一系列的挑战：在宗主国的强势主导下，他依托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的势力攫取王位；亲政之后从亲元走向反元，大刀阔斧改革高丽弊政之际；蒙古大军压境，他又从一个强力君王变成舍弃京城不断南逃的虚弱国王；光复开京回师，他又面临如何措置权臣的难题……《帝国》基于多元动态（而非二元或静态）的政治关系而展开全书，从高丽史的角度，几乎可以视作一部“恭愍王应战史”。无论是蒙丽关系史，抑或高丽史的研究，这都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切入方式。

流放高丽的蒙古王子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曾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举凡“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3页）按照我们的理解，地理、制度、器物、文本并非历史学的终极旨归，历史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活生生的人：碎片终究要拼出全图来。在《帝国》这部风格独特的作品中，蒙古帝国与高丽及其周边势力的多元互动关系的揭橥，实际上是通过刻画妥懽帖睦尔、奇皇后、恭愍王及其周围的一干人物的群像得以完成的。

恭愍王是高丽后期史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这里姑且不谈。奇皇后则确实称奇，她经元朝与高丽之间的贡女制度而进入帝都宫掖，借由自身的伶俐和美貌逐渐攀升至第二皇后，被赐蒙古姓肃良合，蒙古名完者忽都，终于成为帝国皇后，她诞下的皇子爱猷识理答腊最终成了惠宗的继承者，只是大元帝国其时业已迫近日暮，江山断送殆尽。后世有说法认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外国”意义上的皇后，实际上从蒙古帝国欧亚一体世界的角度而言，特别是蒙丽上层跨越数代非同一般的互相通婚事实来看，高丽出身的皇后在当时并不被当做什么外国人，这种定位只是当代民族国家情结的一种反映罢了。《帝国》一书在围绕高丽与大元兀鲁思关系的专章里为她做过特写，同时将其作为恭愍王上台及其改革的最重要的背景势力，奇皇后可以理解为构成大元帝国多彩画卷中的高丽色彩，一个别致的象征符号。遍数历代王朝，唯此一枝独秀。高丽—元朝时代特殊性也由此彰显出来。

她的夫君元惠宗，明朝上尊号为“元顺帝”，又一位在位时间颇长，而且是前期励精图治、后期朝政懈怠的帝王，或可与汉武帝、唐玄宗这些颇具争议的皇帝比肩。但是他的登基之路则远更为艰难曲折。父汗被弑，作为储君，他先是遭流放高丽大青岛，几度春秋，大都政局波谲云诡，他又转而流放广西静江（今桂林）。历史在这里意味深长地点了一个逗号。高丽全境曾不止一次被改为征东行省，国王兼任行省长官，而且邻近大陆的济州岛更是因其历史上与朝鲜半岛若即若离的政治隶属关系和元军在这里剿灭反元的“三别抄”而曾直接归入大元版图，称“耽罗军民总管府”，成为元朝牧马地之一。现政权的威胁者妥懽帖睦尔流放高丽大青岛，再度证明包括海岛在内的高丽全境与元朝内政之间密切的联系。

鲁大维的笔触是以惠宗皇帝在位期间与恭愍王的互动作为对象，这幅关于迟暮帝国的宏阔画卷对于与高丽相关的人事有着细致到惊人的描摹。同时，惠宗是这一时代的最高执权者，作者目为搅动欧亚东部的红巾军战争实际上也与这位大汗兼皇帝的政令和作为息息相关。围绕着大都的元惠宗和奇皇后、开京的恭愍王、中原大地如火如荼的红巾军以及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帝国各地将领和官员对于镇压红巾军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行为方式，《帝国》的描写并不刻意：人物在利益关系面前不受控制，自我完成其使命，历史的剧情发展不为史家干预，史家是在剧目选定中寄托了无言的见解。《帝国》自我设定的四大主题——区域视角对王朝研究的必要性，蒙古治下的大融合及其影响，个人和家族利益凌驾王朝之上，高丽是大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从大青岛流放就已奠定，但是作者仍然在一般史识之外抉取红巾军这一富于时代特征的个案，借以剖开历史横断面。作为读者，我的感觉是惠宗的刻画并不集中，也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深思起来，所有的枝蔓关系又都收拢于他：从至元到至正，罢黜伯颜，任用脱脱，朝纲扭转之间，帝国内部融合与反崩裂的根本动力难道不都是来自这位皇帝吗？

这样看来，这部著作通过精心的史料剪裁，奉献给读者的似乎是兰克式的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细节呈现引人入胜。这些就是这部作品的全部吗？

鲁大维的挑战

韩国学者金翰奎2004年出版了一部区域通史《辽东史》（김한규『요동사』，문학과지성사，2004），提出一种“第三历史共同体”的观点。从他这部与其他诸多的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北亚古代史研究极为不同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得出，在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政权之间，中国东北地区（即辽东）族群和政权的演进史表明，该地区存在着与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非中即韩”思维定式迥异其趣的一种“自在的”历史逻辑。从金翰奎到宋念申，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不同于中原中心—东北边缘二元互动模式并对后者提出挑战。这一富于启迪和解放意味的学术思考成果，理应获得更多的讨论，遗憾的是事与愿违。

与金翰奎试图贯通整个古代史作为例证，以及宋念申立足当下多元边疆的回望都有所不同，鲁大维的《帝国》的意义是基于一个断代（蒙古帝国时代后期），重新构建出一个研究单元（东北亚）。无论是称之为东北亚也好，东北欧亚也好，朝鲜半岛与辽东、山东、华北的互动在历史上很少缺席，朝鲜半岛更从来不是一个自外于大陆的封闭单元。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观看角度问题，在实证的分析中需要费力挖掘史料具体论证。例如，在当时介于大都和高丽之间的辽东地区（辽阳行省），当地的官员和人事、机构中，高丽人竟然有诸多参与，作者不厌其详地举证韩永、崔瀣、安轴、赵廉、李毂等一众高丽士人通过科举等途径出仕辽东，大大补苴了诸多强调蒙古帝国泛欧亚发展局面的学者们鲜少涉及的东部地区种族融合细貌。不惟是研究视角，本身即历史研究路径。

中国学者关于十至十四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十分强调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北向东北亚延伸至高丽，并沿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日本九州和西南诸岛、琉球群岛一带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向西南延伸，经中南半岛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红海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形成的网络作用（魏志江、魏楚雄《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江海学刊》2015年第三期）。与之对照，鲁大维的蒙古帝国东北亚区域研究具有一种超地理的特性，其间的政治关系（也就是非只限于地理因素的人事）成为历史单元构建的核心要素。

当然，这并非是作者的主观刻意建构，在《广角镜》这一章，作者着力论述的14世纪东亚外交网络，重新思考元帝国及其各地方势力与高丽共同面对的红巾军战争影响，揭示出元帝国地方势力的强力崛起，恭愍王除了向大都的元朝皇帝和皇太子、贵族贡礼，也向南方的张士诚、朱元璋，辽东的东方三王家代表人物纳哈出，女真人的首领，日本的足利幕府和九州地方官分别赠送礼物，作者将这种“超流动性”看作大元帝国衰落、地方扩张势力的标志。在红巾军最终直接或间接造成大元与高丽的双双崩毁前，两国的边界处于相互渗透的状态。这些历史真实并不会以历史学家的视角而转移，也就是说，正是作者的超越性视角清晰有效而准确地捕捉到这些历史真相，使蒙古时代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

1368年，暮霭笼罩整个帝国，妥懽帖睦尔率众北出健德门，永远离开了大都。全书并没有在此戛然而止，作者又将目光投向大明、北元、高丽并峙的时代。恭愍王面临着新的抉择和挑战，当然，转换视角，那也是草原中国和南方中国的面临的挑战：东部欧亚政治版图的更迭并未画上休止符。多年以后，高丽王的亲北元继任者向辽东派出一支大军进攻明军，然而这股由李成桂指挥的劲旅在鸭绿江附近回师京城，高丽五百年王统这一次没有经受住挑战。随后，当来到南京的使臣向大明皇廷求取新王朝的国号时，太祖皇帝一锤定音：“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从健德门的暮光到应天府的曙光，东北亚政局从来不曾离开中华帝国的视野。海东君王的挑战，从来也都不只是他自己的难题。

话说回来，在蒙古帝国欧亚作为整体的前提下，聚焦超政治体的区域联动一体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可以看做鲁大维先生对现有蒙古史研究的挑战呢？同时，它对于其他断代比如唐史、明史或清史研究是不是也具有启发意义呢？这种见仁见智的问题，相信列位读者亲自读过这部作品之后会有明确的答案。

掩卷之际，不意读到鲁大维新作《明代中国及其盟友：帝国统治欧亚》（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出版预告。一位学者的创造力的一个最重要表现无疑就是他源源不断的学术作品，如果说他已经出版的《明朝尚武奇观》（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聚焦的是明帝国对于狩猎、骑射、马球等戎事活动的浓厚兴趣从而凸显其非同一般的王朝特性，那么这部新著则将致力于探讨明帝国如何看待和措置内亚邻邦包括蒙古诸部关系的全新发现。而我们知道，他对于高丽末、朝鲜初的著名政治家郑道传，也有一部专著问世（Seeking order in a tumultuous age : the writings of Chong Tojon, a Korean neo-Confuci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显然，鲁大维的学术疆域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蓄力向纵深挺进。

我不禁在想，这也是优秀学者对自己发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