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作家迪奥普：当非洲土著兵踏上欧洲战场，究竟为何而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像《永别了，武器》《西线无战事》《日瓦戈医生》……它们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不人道，也对战争中的个人命运与集体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尽管已有无数经典珠玉在前，仍有作家不断地翻阅那段历史，找寻更多不为大众所知的角度，来书写战争中残酷而动人的故事。

由法国作家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所创作的《灵魂兄弟》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小说主人公阿尔法·恩迪亚耶，是一位来自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的农民之子，他背井离乡来到欧洲战场，以土著兵的身份为法国而战。在战争中，他亲眼目睹了自己胜似兄弟的朋友马丹巴·迪奥普的死亡。自此，他陷入了疯狂，在战场上散播暴力与恐怖。终于，长官将他调到后方，后方的宁静也拉开了他非洲回忆的序幕——那是一个既已失落、又将醒来的世界，是对现代世界第一次屠杀的最终的、最灿烂的抵抗。

《灵魂兄弟》于2018年出版，此后获得了热烈反响，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包括2018年龚古尔中学生奖、2018年(首届)龚古尔文学奖“中国之选”小说、2019年库鲁马文学奖等等，并入围龚古尔、美第奇、雷诺多、费米娜等法国重要文学奖项。

近日，《灵魂兄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推出中译本，由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高方翻译。作者达维德·迪奥普也专程前来与中国读者见面。11月26日，达维德·迪奥普和译者高方来到上海衡山·和集书店与读者现场交流，并在活动前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由高方现场口译。

出生于巴黎、在塞内加尔长大的达维德·迪奥普，在采访中讲述了他祖辈的“一战”经历与小说中塞内加尔土著兵故事背后的种种历史；同时，身兼小说作家和文学教授双重身份的他，也对法语文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话】

超越“一战”的时空框架，呈现对人性更普遍的思考

澎湃新闻：《灵魂兄弟》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是怎样的？当初你为什么会想到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洲土著兵的故事？

迪奥普：我之所以会对“一战”感兴趣，是因为我有着双重的文化背景。我的母亲是法国人，我的外曾祖父是亲历过“一战”的法国人，他在战争中因为德国人的毒气受了伤，虽然在战场上没有死去，但很早就去世了。听我母亲家族的人讲，外曾祖父从未开口讲述过战争，对于他这样亲历过战争的人，重新讲述战争回忆就意味着伤疤再次被揭起。

1998年，法国有个历史学家出了一本书信集，内容是参加过“一战”的幸存老兵写下的书信，我看了这本书信集之后特别感动。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塞内加尔参加战争的士兵没有留下过一封书信。于是我就想到，能否能以书信的形式，讲述塞内加尔参加战争的土著兵的经历。但后来随着创作的进展，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它不再是一封信了，我就把它写成了一部小说。

澎湃新闻：你是否为《灵魂兄弟》的写作做过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

迪奥普：是的，我做过。我参照了法国学界的一些相关的历史成果，比如关于“一战”、关于塞内加尔土著兵的博士论文。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并不是像一个学者那样做记录，只是将一些情感深刻的记忆保留在我的情感中。在我的小说中，并没有呈现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战役的名称。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小说中关于战争的思考，超越具体的“一战”的时空框架，呈现出我对人性思考的一种普遍的开放性。

澎湃新闻：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用你自己的姓氏来命名的。你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做了这种设定？

迪奥普：我用自己的姓氏给主人公命名，或许心理学家可以对此作出一些分析。不过我也有我的文化动机。两个主人公一个姓恩迪亚耶，另一个姓氏迪奥普，也就是我的姓，其实是非洲的一个很大的姓氏。这两个姓氏的家族关系，按照西非的文化传统，互相之间是可以任意开玩笑的情谊，无论你怎么开玩笑都不会结仇。我选择这两个姓氏，是为了突出小说主人公阿尔法·恩迪亚耶的一种负罪感，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玩笑，认为马丹巴·迪奥普的图腾很不好，觉得不如自己家的狮子图腾那么强壮。他也就认为是这样一个不好的玩笑，促使自己的好兄弟冲出战壕送了死。这一个情节的设置跟西非的文化习俗是相关的。

澎湃新闻：阿尔法·恩迪亚耶在朋友死后一直非常愧疚，不断地神忏悔，书中以他的口吻，多次使用了“按照安拉的真意”这句话。这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迪奥普：“按照阿拉的真意”，这句话在西非口语中应用非常广泛，在口语中也抽离了本身的宗教含义。我之所以让主人公不断重复这句话，是因为通过它，主人公可以从战场中抽离出来，跟自己的过去、家人、同伴建立起一种关联。这个宗教的习语主要在穆斯林群体中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脱离了宗教的含义，我反复使用它，也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语言反复的节奏和音律感。

澎湃新闻：书中主人公阿尔法把敌人的手砍断带回来这个设定很巧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是什么激起了你这样的创作灵感？

迪奥普：阿尔法把敌人的手砍下带回来，是一个失去理智的行为，他是在工业化的战争中失去理性的人。阿尔法是一个来自西非乡村的士兵，“一战”中，法国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士兵投入了这场工业化的屠杀。而“断手”这个情节的创作灵感与法国作家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有关，他的一部小说叫作《被砍断的手》。桑德拉尔本人也参加过“一战”。他在小说中的设定是，炸弹可以把人的手炸断的，而一个人也可以把别人的手砍断。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人能做出和工业化战争一样的事，工业化战争中犯下的错如果是由一个人来做，为什么就被称之是野蛮和非人道？到底什么是野蛮，什么是非野蛮？他想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我也想把这种思考带入到我的小说中。

澎湃新闻：《灵魂兄弟》中也写到了白人士兵和非洲土著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白人士兵对于主人公阿尔法带回断手的行为的态度，非常有趣。那么根据你的研究和探索，“一战”中不同种族的士兵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迪奥普：法国有一个叫荣军院的地方，拿破仑就埋在那里。我看到一张在荣军院拍摄的老照片，照片中法国白人士兵和塞内加尔的土著兵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在“一战”中，法国白人士兵对塞内加尔土著兵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军队里的高官，他们和土著士兵没有太多接触，所以会对他们抱有种族偏见；而真正在战壕里战斗的法国白人士兵，因为与非洲土著兵朝夕相处，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结成了共同的友谊。哪怕有些白人士兵对土著士兵存有偏见，当他们真的在战场上相遇、并肩战斗，这种偏见也会慢慢削减。

澎湃新闻：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尔法不断在追问自己是谁，不断地寻找自己、发现自己。他的这种心理是如何产生的？

迪奥普：阿尔法在非洲的时候，心理就遭受了创伤，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失踪了，找不回来了。他的好兄弟马丹巴对他而言是一种平衡，但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好兄弟，战争将他心灵的创伤再一次撕裂和扩大，战争让他失去了让自己平衡的那一半，加深了创伤。我想用此来表达我对战争的一种思考。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的写作，是否使你对战争的理解加深了？

迪奥普：确实，这本书写完后，我对战争的理解更加深刻了。这本书出版后，我走遍了法国和欧洲的很多城市与读者交流，每到一座城市，总会遇到一些人跟我讲述他们的家庭跟战争相关的故事，或者带来一些老照片与我分享。这些交流都丰富了我对战争的认识。我对我外曾祖父在战争中的遭遇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生活经历，但在未来的写作中我不想再继续这个主题了。

在法语中加入非洲语言的音律感，丰富了法语文学

澎湃新闻：塞内加尔人有自己的语言，但这本小说是用法语创作的。你在创作中是如何考虑语言问题的？

迪奥普：我的母语是法语，我写作的语言也是法语；同时我也会说我父亲的语言，他是塞内加尔人，讲的是塞内加尔的一个很大的语种，沃洛夫语。我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不会说法语、没有上过学的农民，因为很多塞内加尔土著兵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在这种设定下，我尝试使用一些节奏性的、循环往复的写法。比如刚刚说的“按照阿拉的真意”，让法语读者感受到沃洛夫语的节奏。西非的很多文学和知识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口头传播要让听的人产生印象，一定要有节奏，节奏感是沃洛夫语的特征。我把这种想法运用到创作语言的过程，也是自我翻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在法语中引入异域的文化元素，引入异域语言的节奏感，这是我选择的写作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写作的并非只有我一人。其实，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一些作家，比如来自北非和西非的作家，都使用法语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之中，通过法语呈现的音乐性，让读者聆听到来自另外语言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他们常常借助一些文学表达的方式，把这种语言加入到法语文学的创作之中，进一步丰富法语和法语文学本身，这是他们对法语文学的贡献。

澎湃新闻：前面谈到法国作家布莱斯·桑德拉尔的作品对《灵魂兄弟》创作的影响。那么这部小说是否有受到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

迪奥普：有的。还有塞利纳的《长夜行》。这本书中的两个人物也经历了战争的惨烈，最终他们把受伤的、开膛破肚的上尉抛弃了，就离开了，这个情节对《灵魂兄弟》也有影响。以及卡夫卡的《诉讼》。

澎湃新闻：你能这么确切地说出对你这本书的某一个具体情节的创作有影响的作家，那么你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的？这些作家又是怎样影响你的创作的？

迪奥普：我的职业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这些阅读在我创作之前就积累了很多。我是研究文学的，所以这些文学的经历和影响对我而言是很内化的。

澎湃新闻：你作为一名文学教授，用学者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是怎样的？

迪奥普：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讨论，一个文学批评家能否自己观照自己的作品？但作家本人是有盲点的，自己对自己总有一些东西是遮蔽住的，是看不到的，所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我自己对自己是没办法做到这种批评和剖解的。不过已经有人去做《灵魂兄弟》的研究工作了，比如我的夫人，她在中学教法国文学，现在她已经写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分析文本，让学生和老师根据这本书展开阅读和分析。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研究文学和创作文学这两种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在你的生活中分别是什么样的角色？

迪奥普：我在同一家出版社（加尼埃经典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研究作品，写完这本学术专著后，我才开始写《灵魂兄弟》的。我的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之间是有关系的，我研究的是17-18世纪欧洲的白人作家在非洲的游记，我关注欧洲人如何在17-18世纪塑造和重现非洲。在《灵魂兄弟》中，我借用了一些我研究中的东西，来写欧洲人是如何塑造非洲人的形象的，尽管时代不一样。

比方说，德国人在“一战”中是如何丑化非洲土著兵的形象的。德国人的报纸在1916年，是这样丑化非洲土著兵的：大大的嘴巴，疯狂的眼神，拿着一个很长的砍刀，腰带上缠的都是人头的骷髅。法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把非洲的土著兵拉到战场上来，实际上是把法国的军队“黑化”了，把“野蛮”引入了欧洲战场，德国人对此还是很恐惧的，出于对土著兵的恐惧感，他们会这样丑化土著兵的形象。在战争中，这种形象的构建也是一种宣传手段。对此我也做过调研，在一些资料中，法国的报纸称德国兵为“德国佬”，在报纸上描绘一些德国士兵戴着高高的帽子。1916年，法国的一个生产巧克力粉的工业家，在巧克力粉中混入香蕉（香蕉产于非洲），在“一战”期间，他采用土著兵来给巧克力粉做广告，在当时传播很广。在广告中，土著兵用的是简化的法语，他说“很好吃”，不是标准化的法语，而是黑人法语，这种法语是为了教授土著兵，让他们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也塑造了一种天真大孩子的形象。巧克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黑人的皮肤很黑，像巧克力豆，所以把黑人士兵叫作“巧克力兵”，他们也被视为下等人，这是殖民帝国等级性的体现。

澎湃新闻：《灵魂兄弟》的后半部分，书写了很多主人公关于母亲、家园、爱情的回忆，特别是关于家园的，这与你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否有关？

迪奥普：我确实在非洲生活过，但没有失去母亲的经历，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在小说中，我用战争场景和非洲温情大地进行对比，是想凸显战争的惨烈和丑恶。我所描写的非洲人物也是有张力的，父亲是植根大地的形象，母亲是游牧民族的风一样的女子形象。而我将甘焦勒村这个地方选作主人公的家乡，是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很了解。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位于大陆、海洋、河流的交界处，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

而我自己出生在巴黎，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我定居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一直到18岁才回到法国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并没有经历过非洲的乡村生活。但我可以对此进行想象。

澎湃新闻：《灵魂兄弟》是你的第二部小说，它在出版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也使你获得了不少荣誉。对此你有何感想？

迪奥普：确实，这本小说的成功对我而言是非常棒的经历。我的写作是在法国，我居住的小城，书房的小桌子上完成的。而此时此刻我能在上海，跟你面对面谈论我的书；同时，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很多的读者在读我的书，而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神奇的事。写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希望能够与更多的读者相遇。

此次的中国之行，对我来说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的外祖母非常热爱中国，会经常搜集一些跟中国相关的纪念品和物件，也会读跟中国相关的书，所以此时此刻，我感觉像在替我的外祖母进行这次中国之行。

澎湃新闻：你之后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迪奥普：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到处旅行，宣传《灵魂兄弟》。我只有回到法国的小书桌前才能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