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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自杀,最可怕的是他们带来的“自杀模仿”
原创: SME SME科技故事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民众与媒体的密切关注。而相对于正面事件,负面事件相关的舆论也要吸睛得多。所以说名人的暴力事件、性丑闻、违法犯罪、诈骗、吸毒以及自杀等,也是最能激起大众的关注。近段时间,两名韩国女星雪莉和具荷拉自杀的噩耗,就多次霸屏热搜。除了惋惜以外,有人则开始担忧两名女星的接连自杀会引发连锁反应。
继雪莉于10月14日自杀,具荷拉于一个多月后的11月24日自杀自杀看似一个人的事,但其影响并不会随一条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尚存人世的亲友,只能被动地接受自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有学者曾做过估计,每一例自杀至少对身边6人造成显著的生活影响,可能需要心理疏导。
如果自杀对象为公众人物,其影响范围还要广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甚至还能像“流感”一样传染,引发“自杀模仿”(Copycat Suicide)。这也就是维特效应(The Werther effect)。
读过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人不少。这是一部发表于1774年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小说主人公维特爱而不得且生活处处碰壁的人生悲剧。而故事的结局,正是以维特浪漫且戏剧性的自杀告终。1774年,第一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悲伤的少年维特,几乎在一夜间将歌德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变成大文豪,小说大卖。但在小说造成轰动的同时,主人公维特的负面结局也掀起了一股自杀热潮。
小说出版后不久,维特就成了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悲剧主义者。报纸上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少男少女们为维特悲伤痛哭的报道,大批与维特相关的周边产品被销售一空。
就连维特的死,也有人模仿。他们通常会穿着与维特相似的服装(蓝色的燕尾服和黄色的灯芯绒裤子),模仿维特自杀的方式(饮弹)结束自己的性命。而这本书,也常在年轻人自杀现场被发现。
因年代久远,具体的自杀数据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少年维特的烦恼》却真实的被一些国家列为了禁书。在德国莱比锡,这本小说不但被禁止出版,人们还不得模仿维特的穿着。“维特效应”也因一“禁”成名。而对比近百年来的自杀数据,科学家也发现“维特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学家戴维·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就从一大堆自杀数据中,首次找到了维特效应的证据。他发现,每一次轰动性自杀事件被报道后,该报道覆盖区域的自杀率就会在短期内大幅度上升。
而且,这一定时间内的自杀增加,并不仅仅是本来就会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提前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自杀增加后会有自杀率的补偿性下降。但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这些自杀案件是额外增加的。此外,一起自杀事件的曝光率越大,其后自杀的人数也就越多。
玛丽莲·梦露自杀震惊好莱坞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而在上世纪的美国,最轰动的名人自杀事件莫过玛丽莲·梦露于1962年8月4日的(疑似)自杀。当月,美国的自杀死亡人数就额外增加了303人,比往月增加了12%。而且,这些自杀的对象,多为年轻女性。
在中国,维特的化身则是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后,便迅速迎来了当地自杀的小高峰。
张国荣出殡当天的灵车对于张国荣的早逝,大众与媒体会为其打上了诗意的标签,将他的自杀誉为 “飘然而去” 和 “绝色的伤口” ,用死亡“完成了一个传奇”等。而这种“诗意的追捧”,也经常会使年轻人心生迷药,带来不那么“诗意”的后果 。
在张国荣自杀之前的3月份,只有99人自杀。但到了4月份,香港的自杀个案就增长了32%,达到131人的新高。而这其中,不乏有死者留下遗书交待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直到现在,每年的4月1日仍会有大批荣迷在网络上怀缅“哥哥”。
张国荣自杀,东方日报的整版报道而关于维特效应,更让人信服的证据则来自自杀方式的改变。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人们偏爱的自杀方式是略有不同的。而媒体,则能改变一种自杀方式的流行程度。
例如1991年,Derek Humphry出版了倡导晚期病人安乐死的畅销书《最后的出路》(Final Exit)。他在书中推荐并详细地描述了用塑料袋窒息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纽约市死于这种自杀方式的人数就上升了313%。原本一种非主流的自杀方式,竟从8人飙升到了33人。此外,有27%的自杀现场还出现了那本《最后的出路》。
密闭空间烧炭可致一氧化碳中毒再如烧炭自杀,就是香港1998年之后才开始流行的新兴自杀方式。当年11月,香港天水围出现了全球第一宗以烧炭方式自杀的案件。由于自杀方式特殊且前所未见,许多港媒都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且集中的报道。
结果,烧炭这种刚诞生不久的自杀方式,到2001年就已经取代上吊,成为香港第二常见的自杀方式。而在这之后,烧炭自杀更是传遍了澳门、华南、台湾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地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地区。
香港媒体东方日报关于首例烧炭自杀的报道,女性尸体照片就占了四分之一,且还展示了自杀工具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且会带来深远的社会、情绪和经济后果。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80 万人自杀死亡,而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就超过了死于战争、恐怖活动和谋杀的人数总和。但很多自杀案例的,其实都属于冲动型的自杀。美国金门大桥上预防自杀的警示标识有学者曾跟踪调查了美国自杀圣地——金门大桥上自杀未遂的515人。结果显示,其中只有6%的人在日后生活中还会企图自杀。而这些证据表明了,早就打定主意要毁灭自我的人是少之又少。
而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了,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企图自杀者,从产生自杀意图到付诸行动自杀的这中间,只间隔了不到5分钟。另外,有将近过半的自杀者,是在产生自杀意图的10分钟之内企图自杀的。这些资料都告诉我们,冲动自杀比想象中还要普遍。如果能对此进行哪怕一点点阻碍和干预,其实就能显著地降低自杀人数,拯救生命。
金门大桥自杀幸存者凯文·海因斯说:“在跳下去的一瞬间,我就立马后悔了。”而自杀为什么容易促成模仿,其实与媒体的不恰当报道脱不了关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大众媒体对自杀行为进行大肆宣传报道具有强大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如果将维特效应形容为自杀情绪上的“流感”。那么,大众媒体就是最大的“传播途径”,“抵抗力”差的人群最容易遭殃。本身生活美满幸福的人就像拥有天然的“抵抗力”,较难受媒体报道的影响。但那些本身痛苦的自杀易感个体,在媒体的自杀报道“轰炸”下,就会很容易出现自杀模仿行为。
行为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能在人与人之间自然、迅地传播。我们自幼时起,就是通过模仿的自然本能不断地学习与进步的。而短时间内高频率的集中报道,会使某个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这本身就更容易引起行为的模仿。而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如果“榜样”具有动人的特质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会更容易促成模仿。此外,如果个体存在与“榜样”趋同的某些特征,如趋同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人生境遇等,也更容易促成模仿。
所以说,在报道中出现的过多自杀细节,其实就是一个让自杀易感人群“对号入座”的过程,对自杀模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不仅可以从维特效应中预测到自杀事件的增加,甚至还可以预测到大部分自杀方式以及年龄等。从某种角度来说,报道不恰当的新闻能间接杀人,尽管自杀者是自愿毁灭的。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维特效应?其实“维特”也是有宿敌的,它的名字叫帕帕吉诺(Papageno),是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主人公。他与维特有着相似的境遇,都是一样爱而不得并且试图自杀。但在最后一刻,帕帕吉诺在三个男孩的说服下,改变了自己最初寻死的念头。与维特效应对应,帕帕吉诺效应(The Papageno effect)则用来形容媒体对自杀潜在的保护和规避作用。规范的自杀报道,其实就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自杀模仿的发生,将“维特”转变为“帕帕吉诺”。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参考。
例如,在1983年到1986年间奥地利维也纳,地铁站自杀人数就急剧增加。当时就有人怀疑,这与当地媒体的煽动性报道有关。于是在1987年,奥地利预防自杀协会就发起了一场媒体运动,想通过改变媒体报道的方式来降低地铁自杀数量。1987年6月以后,奥地利媒体就不怎么报道地铁自杀案了,他们要么只在内页做简短的报道,要么就干脆不报道。在改革之前,平均每六个月就有9例地铁自杀案发生。但在规范报道后,地铁乘客自杀人数降到了1到4例,减少了80%。此外,维也纳地铁的乘客人数在当时还几乎翻了一番,但自杀人数依然是下降的。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个国家,都有制订关于自杀报道的媒体手册。手册中会出一些报道建议,如报道时不该出现自杀具体细节和方式、不得公开遗书、慎用死者照片与视频、不宜过分“挖掘”或将“自杀问题”简单归因,更不得美化自杀行为等。而报道中,还需把重点放在教育、警示和救济等方面,并给出求助途径。
只是,在这个互联网崛起的时代,大众传媒在报道自杀事件的负面影响,自然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与考量。而现下“人人自带麦克风”的状况,也让相应的规范很难实施,几乎形同虚设。这可能是新一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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