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姆·蒂索和他的悲情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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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书城》2019年11月号

雅姆·蒂索自画像（1865）

雅姆·蒂索（James Jacques Joseph Tissot，1836-1902）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但在其艺术生涯最繁盛的时期，他却长期旅居在英国伦敦。在艺术史研究上，英国人因为他是法国画家常常忽视他，法国人又因为他长期旅居国外而不予重视。但最近几十年，艺术界对他的艺术成就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伦敦泰特美术馆、巴黎小皇宫以及罗马、波士顿等多地都举行过雅姆·蒂索作品的大型回顾展。

蒂索旅居英国期间，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巨变，火车等带来的诸多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社会时尚的变化。蒂索感受到了时代风尚的潮流，机敏地捕捉到英国上流社会的现代性及时尚感，并把对这些生活细节的感悟融入他的作品中。他善于刻画人物肖像中的服饰细节，常常绘制以大都市伦敦为背景的时髦女郎，她们穿着美轮美奂的衣裳，或拿着鲜花在高大明亮的花房里徜徉，或在火车站台与情人告别，或在泰晤士河的码头静静地等待，或在美丽的花园里聚众野餐……这些时髦的画作曾被批评为“庸俗社会的彩色照片”，但当历史的潮水褪去，其画作中所蕴含的独特人文和历史价值却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些伦敦时髦女郎的系列画作是伦敦维多利亚时代时尚流行变迁的浮光掠影，是栩栩如生的伦敦上流社会浮世绘，多方位地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风俗与时尚。

在雅姆·蒂索的艺术生涯中，有一个女人对他的艺术发展至关重要，那就是他的悲情缪斯牛顿夫人。蒂索以高超的画技频繁地描绘他的女神缪斯，在画作中，她总是楚楚动人，蒂索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使她成了那个时代最为知名的艺术模特之一。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都籍籍无名，被称为“神秘女郎”（La Mystérieuse）。他们在伦敦相识，一起幸福地度过了六年岁月之后，牛顿夫人因病逝世，她的逝世对雅姆·蒂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逃离伤心地，回到法国。但因为失去了艺术缪斯，他的艺术也再难以达到原来的高度。

凯思琳·牛顿（Kathleen Newton）闺名凯思琳·艾琳·阿士汉姆·凯利（Kathleen Irene Ashburnham Kelly），十六岁时被父亲许配给印度内政高级医生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去印度结婚的航程中，不谙世事的她被孟加拉步枪团的帕利泽上尉（Captain Palliser）引诱，但上岸后她仍与丈夫举行了结婚仪式，典礼后行房前，她向丈夫忏悔帕利泽上尉追求并引诱她之事，丈夫勃然大怒，很快以婚姻未及行房为由提起离婚诉讼。艾萨克把她送回英国，因为没钱付旅费，她只好做了帕利泽上尉的情妇， 回国后不久她怀孕了，但她拒绝嫁给帕利泽上尉，因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不会离婚的。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她在约克郡生下帕利泽上尉的女儿维奥莱特（Violet Newton），隔年七月法院离婚判令下来后，她移居伦敦，与姐姐玛丽·赫维（Mary Hervey）一起住在圣约翰伍德（St. Johnʼs Wood）地区。

一八七一年五月，在巴黎人最喜欢的铃兰花盛开的春夏之交，画家雅姆·蒂索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巴黎的奢华别墅，穿越英吉利海峡，头也不回地奔赴伦敦，把赋予了他大量名声和财富的巴黎留在了身后。一八七〇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很多艺术家如莫奈、毕沙罗都逃往伦敦避难，蒂索却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成为巴黎公社的一员。战斗中他偶遇战地记者、杂志《名利场》业主英国人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Bowles），他让鲍尔斯住在家里，在巴黎被包围时他与鲍尔斯出生入死，并为鲍尔斯的文稿创作系列军事人物插画，一八七一年《保卫巴黎：战地实录》在伦敦结集出版。一八七一年四月巴黎失守，巴黎公社瓦解，作为一名逃犯，蒂索只能无可奈何地离开故土，前往伦敦；十一年后他也会同样仓皇地从伦敦逃回巴黎，正如他当年离开巴黎一样狼狈无措。

蒂索为《名利场》创作的人物插画（1871）

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雅克·蒂索出生在卢瓦尔河口的南特市，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父亲马塞尔·蒂索（Marcel Théodore Tissot）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小山村特雷维利耶尔，母亲玛丽·杜兰德（Marie Durand）来自布列塔尼贫穷的保皇派家庭，和姑姑一起经营一家制帽公司。父亲马塞尔做布料生意赚了不少钱，很快就回到老家，买下了贝桑松附近的布伊隆城堡。小蒂索在南特长大，继承了父亲对商业的敏锐，也沿袭了母亲作为天主教徒的虔诚、从小在时尚行业的耳濡目染，对他将来画时髦的人物肖像画大有裨益。他从小在一家耶稣会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学资平庸。十七岁时他发誓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但遭到父亲的反对，认为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二十岁时，蒂索不顾父亲反对，前往巴黎追寻艺术之路。他在历史画家路易·拉蒙特和罗马奖得主画家吉恩·希波利特·弗兰德林门下学习绘画，后来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他常常泡在卢浮宫临摹名画，结识了好朋友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和德加（Edgar Degas），跟著名画家拉图尔（Fantin-Latour）、库贝（Gustave Courbet）都成了朋友——因为当时英国风尚在法国很流行，而且他跟诸多在巴黎的英国画家相熟，蒂索把名字从法式的雅克（Jacques）改成了英式的雅姆（James）。一八五九年，蒂索首次在官方沙龙展出作品，初期作品阴郁沉闷，转绘现代风俗画和时髦肖像画后，很快在巴黎艺术界中取得声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有多幅画作在沙龙展出，绘画事业非常成功，他买下了位于巴黎最繁华的皇后大道（Rue de l’Impératrice，如今的福煦大街）的豪华别墅，房子里有种满花草的巨大玻璃暖房，有高大的马匹和精致的马车，他在光线透亮的暖房里给有钱的贵妇人画各种美轮美奂的肖像画，生活优越富裕。

逃亡伦敦后，凭着稔熟的肖像画技，蒂索依然混得风生水起，很快又再次以时髦漂亮的人物肖像画在伦敦名声大噪。他的画作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上流社会名人纷纷请他画肖像画，就连流亡国外的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都指名要他为自己和儿子画画，这幅画如今收藏在法国康比恩城堡（Chateau de Compèigne），被认为是蒂索的杰作之一。刚抵达伦敦时，他曾暂住在鲍尔斯海德公园附近的克里夫公寓里，在鲍尔斯的介绍下为英国《名利场》杂志创作插图，七月至十二月间他绘制了二十二幅漫画，受到评论家好评。经济条件改善后，蒂索很快就搬到了圣约翰伍德地区的一座房子里。

一年后，因为经济状况良好，他在圣约翰伍德的格罗夫端路（Grove End Road）买了一幢房子，房子不算太大，两层楼的维多利亚安妮女王风格房子，红色砖墙和白色波兰石相间的外墙，绚丽典雅。房子外面环绕着巨大的私家花园把房子与伦敦摄政公园和去公园的人流隔开，非常清静幽雅。一八七五年他扩建画室，新建了巨大的暖房，高大的玻璃暖房里种满了来自国外的奇花异草，花园里各色鲜花色彩缤纷。他还仿照巴黎蒙梭公园兴建了一个观赏池和一个铸铁柱廊，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在画作中也曾多次对此描绘过，后来柱廊不幸被摧毁。新画室光线充足，整个一侧朝着巨大的暖房，用玻璃屏风和窗帘隔开，地上铺着橡木拼花地板，墙上挂着蓝绿色的挂毯，别墅小路两边树木茂盛，邻居常看不清来访者的面目。

蒂索绘画的圣约翰伍德宅邸花园（1874-1882）

英俊的蒂索注重外表，总是衣冠楚楚，颇有魅力。他商业头脑敏锐，作品价格卖得很高，美国著名肖像画画家约翰·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称其为“商业天才”。他的法国朋友都难以相信他变得这么有钱，德加给他写信说，当听说蒂索买了一栋房子时，他吃惊得都合不上嘴。也有法国记者批评他生活过于奢侈，说他随时都给家里来访的客人准备冰过的香槟，专门雇了一个男仆在环绕房子的大花园里为月桂丛擦拭叶子，以欣赏葱茏的花园景色。一八七五年法国女画家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与丈夫参观了蒂索的房子后，在给家人的信里她说，蒂索很友善，在伦敦活得像个王子，住得很好，画的画也很美，一幅画能卖出高达三十万法郎的价格。

在圣约翰伍德住了好几年后，一八七五年，冥冥中注定要相爱的两个人，终于在爱情路上“狭路相逢”。

据说，两人是在凯思琳去寄信的路上相遇的，蒂索为凯思琳的美貌着了魔。有了凯思琳之后，蒂索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两人爱得痴缠，但因为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们不可能结婚。这是无望的爱情，但这绝望更激起了他们对彼此的热情。跟蒂索非常熟络的英国画家路易丝·乔普林（Louise Jopling）在回忆录里写到，蒂索热情好客，他家常高朋满座，宾主尽欢，但自从他与一位已婚妇女热恋之后，这一切就停止了。一八七五年底，凯思琳怀孕时，蒂索与马奈等人一起去了意大利，游玩威尼斯，他还得到马奈的名作《蓝色威尼斯》。一八七六年三月，凯思琳的儿子塞西尔·乔治（Cecil George Newton Ashburnham）出生后，凯思琳就搬到了蒂索家，两个孩子维奥莱特与塞西尔则在姨妈家生活，但经常去蒂索家游玩，成为他的绘画对象。

虽然很多艺术家、有钱人都有情妇，但很少有公开住在一起的，更遑论凯思琳是一个离过婚且有两个私生子的人，蒂索因此被很多老顾客抛弃，原本伦敦上流社会受欢迎的社交达人，转眼就门前冷落鞍马稀。蒂索做了决定，选择凯思琳而非伦敦社交生活。一八七七年，由于蒂索拒绝出庭给一起参展的惠斯勒作证，惠斯勒结束了他们多年的友谊。再后来，蒂索把德加送给他的画卖了，两人多年的交情也因此毁于一旦。这倒也好，蒂索不再邀请朋友来家里，免得大家难堪，他变得隐世而隔离，亦很少参加展览。世人的嫌弃，意外地成就了两人不受打扰的爱情清静之地。

接下来的六年便是两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蒂索把凯思琳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缪斯女神，他这一时期的画作几乎都是甜蜜的居家情景。凯思琳作为模特首次出现在蒂索的《泰晤士河》（On the Thames）中，画中凯思琳披着红黑格子披肩，打着伞，坐在船尾，神情愉悦慵懒，同样的造型也出现在另一幅画《朴次茅斯船坞》（Portsmouth Dockyard）中。蒂索给凯思琳画的第一幅肖像画据说是《N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rs N.），用黑墨水画在奶油色的日本纸上，这幅画常被称为“颤抖的女人”（La Frileuse），因为凯思琳经常觉得寒冷，这幅画像也被认为是蒂索为凯思琳所作的最精致画像。收藏此画的威廉·韦斯顿伦敦美术馆在其目录里写到，这是一部极为精致却又极为丰富的作品，一部诗意静谧却又极为感人的作品。

《泰晤士河》（ On the Thomas，1876）

凯思琳穿着皮毛衣裳的造型在蒂索画作中多次出现，最著名的是《马沃伦》（Mavourneen），马沃伦是爱尔兰语，意为“我的爱人”或“我亲爱的人”，也是当时流行的情歌，毫无疑问这显示了凯思琳在艺术家感情中所处的地位。画中的凯思琳站在一扇窗户边上，窗帘的阴影加强了人物轮廓，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秋天的栗叶，她穿着衣领和袖口处都有毛皮装饰的精致刺绣外套，带着皮毛帽子，楚楚动人，肤如凝脂，红唇娇艳，面若桃花，举止优雅，神情慵懒，栗金色的卷发丝丝垂落额前，真不愧是十九世纪末让人魂牵梦萦的伦敦时髦女郎。整幅画洋溢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富足和优雅的氛围，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人物肖像画。蒂索构图时喜欢把模特安置在暖房的窗户或门道上，这样可以让室内外、远近距离之间产生巨大的对比，从而将单纯的女性美丽景象与无数的轶事可能性叠加在一起，增强画作的故事性。凯思琳穿着同样的服饰还出现在另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十月》（Octobre）上，这都证明了凯思琳和蒂索对这一形象的偏爱。 

《马沃伦》（ Mavourneen，1877）

《十月》（ Octobre，1877）

英国夏天非常短暂，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传说中的夏日之恋就是最美好的恋情。而蒂索根据美国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诗句“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四季，我只是你心中的夏天”（I know I am but summer to your heart, And not the full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也以凯思琳为模特画了几幅《夏日》（Summer），以表达他对凯思琳的热恋。其中一幅画中凯思琳穿着黑色连衣长裙，胸前装饰着红色花束，手上拿着一把金色的阳伞，高挑挺拔，优雅出众；同一造型也出现在了《拿伞的牛顿夫人》（Mrs. Newton with a Parasol）一画中，这幅画被视为蒂索对凯思琳最佳描绘的画作之一，整幅画构图设计简洁，背景色彩抽象，凯思琳手中的阳伞暗示着日本文化的影响。 

《N夫人肖像》（ Portrait of Mrs N.，1876)

《夏日》（ Summer，1878）

另一幅《夏日》（Summer）里，凯思琳穿着层层荷叶边的白色连衣裙，衣裙上坠着无数个艳丽的黄色蝴蝶结，手里拿着一把淡金色的阳伞，凝眸望向观众。这一造型也出现在了《海边》（Seaside）一画中，画中凯思琳穿着华美的白色衣裳，用右手顶着脑袋，慵懒地半躺在窗户边的沙发上，窗外是蓝天碧水，海滩上有撑着伞的游人，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景。他们偶尔也出门旅行，《一场风暴的来临》（A Passing Storm）就是绘制他们在英国萨尼特岛拉姆斯盖特港口度假的情形。在一个俯瞰拉姆斯盖特港的大房间里，窗外白帆点点，画中凯思琳依然穿着夏日系列中那套坠着无数黄色蝴蝶结的白色衣裙，躺在躺椅上，姿态优雅又有些挑衅，背景中可以看见女孩的爱人在阳台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神情有些不耐烦，他的举止令人费解，似乎这对恋人正在吵架。这是一幅叙事性的画作，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让观众来决定画中人到底发生了什么，画中人物的对话，以及故事的最终结局。

《一场风暴的来临》（ A Passing Storm，1876）

但蒂索更多的画作描绘了他们生活的场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蒂索开始使用照片来辅助他的绘画，其中一些照片至今仍可以看到。一八八一年完成的《在阳光下》（In Full Sunlight）就是典型的例子。画中背景是蒂索在圣约翰伍德的花园里，凯思琳在画中的坐姿与她坐在花园草坪上的照片姿势相同，是先拍照然后再进行绘画的。在这幅群像画里，凯思琳旁边地毯上穿着红色衣裙的小女孩是她的女儿穆里尔·玛丽·维奥莱特，另一个躺在阳伞下的小女孩是她的侄女莉莲·赫维（Lillian Hervey），稍远处正在抚弄凯思琳五岁儿子塞西尔·乔治的头发的是她从印度回来后一直依靠的姐姐玛丽。凯思琳的女儿和儿子都住在姐姐家里，因为住得很近，每天喝下午茶的时候，他们就会来蒂索家玩耍，蒂索也画了很多这样温馨的生活场景，如《捉迷藏》（Hide and Seek）、《姐姐》（The Elder Sister）、《牛顿夫人与孩子在池塘边》（Mrs. Newton with a Child by a Pool）和《宁静》（Quiet）等。

《夏日》（ Summer，1876）

一八七八年的《泰晤士河里士满》（By the Thames at Richmond）是一幅非常温馨的画作，也是根据拍摄的照片进行构图的，画中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蒂索或凯思琳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凯利）正在地上写着“我爱你”几个字，凯思琳默默看着，满脸微笑，身旁的女孩是她七岁的女儿。一八七八年，蒂索在画作《等待渡船》（Waiting for the ferry）中使用了凯思琳的另一张照片，照片同样也是摄于圣约翰伍德的花园，画作中我们看到蒂索和凯思琳以及她的儿子塞西尔·乔治、侄女莉莲·赫维在一起，凯思琳戴着帽子，浑身上下穿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很怕冷，似乎身体不太舒服，小女孩也戴着一顶大帽子，紧紧抓住码头的木栏杆，等待着渡船的到来，凯思琳身后同样穿得严实的小男孩和男人即是凯思琳的儿子和蒂索。在不少画作中，蒂索都倾向于把凯思琳绘制成身体不太安康或正在康复中的样子，他时刻都惦记着凯思琳身体抱恙，这也是两人爱情悲剧的预兆。

《海边》（ Seaside，1878）

虽然蒂索之前挣了不少钱，但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自从跟凯思琳同居后，从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他未能在伦敦任何一家著名画廊展出任何画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展出的画作也遭到了艺术评论家的批评。一八七九年的《吊床》（The Hammock）就是被批评家严厉批评的画作。批评家们可能意识到了蒂索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准则的蔑视，认为批评他的作品会让他为在公共场合炫耀私生活的放浪付出代价。《旁观者》杂志的艺术评论家曾严厉地写道：“今年他几乎在挑衅我们的耐心，吊床上的这位女士，毫无必要地露出了身上的衬裙和长筒袜，除了奢靡、好逸恶劳和傲慢之外，几乎乏善可陈……”

毫无疑问，吊床上的女士就是凯思琳，吊床边上的阳伞是蒂索钟爱的日本元素，吊床位于蒂索的花园里，画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花园里的别致水池和铸铁柱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拥有和维护这么大的装饰性花园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富裕的象征。这幅画与舒适、无所事事和爱慕有关。凯思琳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手里拿着报纸，漫不经心地读着，观众只要一瞥就能看见画幅中央凯思琳黑色长裙中那一抹异常显眼的白色衬裙，评论家对此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会让男性观众产生情色的观感。有意思的是这幅画是在著名的格罗夫纳画廊（Grosvenor Gallery）而非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展出的，格罗夫纳画廊作为美学运动的圣殿，原本应该比古老的皇家学院更开放、更包容才是。 

《拿伞的牛顿夫人》（ Mrs.Newton with a Parasol，1879)

大概相爱的两个人过于幸福，连上帝也要妒忌，于是死神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

一八八二年五月，凯思琳被诊断患上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她的病情逐渐恶化，蒂索对此忧心忡忡，悲伤不已。凯思琳深知自己染患上不治之症，为了让爱人获得解脱，她选择了自杀。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九日，凯思琳吞食过量鸦片酊，自杀身亡。凯思琳想错了，她的死让蒂索发了狂，他无法接受爱人离世，伤心过度，在她的棺材里布满了美丽忧伤的紫罗兰，扶棺长久地恸哭祈祷。十一月十四日在圣约翰伍迪地区里森格罗夫的圣母教堂举行完葬礼后，蒂索抛弃了过去十一年好不容易在伦敦建立起来的绘画事业，舍弃了精心打造多年的房子，伤心愤怒至极地把绘画材料统统推倒在地板上。房间里满是盛放作品材料的景泰蓝罐子，可蒂索却头也不回，逃也似的离开了曾经让他飞黄腾达的伦敦，回到了巴黎。

《等待渡船》（ Waiting for the ferry，1876）

葬礼后，年迈的花园园丁威灵汉按照蒂索的指示烧掉了凯思琳的床垫，除此之外，整栋别墅里所有的一切都按照原样摆设，没有丝毫改变，园丁和他的妻子住在花园尽头的小房子里，负责照看整栋房子，这栋承载了太多美好回忆的别墅就这样一直空置着。很长一段时间，蒂索都无法接受凯思琳离去的事实，他持续不断地画她，她的倩影在他的绘画作品中继续出现印证了他的思念与绝望。一八八三年蒂索的好朋友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买下了他的伦敦住宅，并将之装饰成奢华庞贝风格。

《在阳光下》（ In Full Sunlight，1881）

回到巴黎后，蒂索凭着以前攒下来的财富，生活依然优渥。他完成了一幅名为《花园长椅》（The Garden Bench）的大型家庭肖像画。画作的背景是鲜花盛开的圣约翰伍德花园，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凯思琳穿着碎花长裙戴着时髦的帽子，坐在花园长椅上，长椅上盖着块毛皮地毯显得很暖和，她深情地望着儿子塞西尔·乔治，身后是女儿维奥莱特和侄女莉莲，这幅温馨惬意的家庭生活画无疑是蒂索对往昔家庭生活的怀念。因为凯思琳的早逝，这幅画对蒂索来说意义深重，虽然一八八三年这幅画曾在巴黎展出过，但蒂索决不肯出售，而是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去世。不久，相思成疾的他又完成了另一幅画作《小尼姆罗德》（A Little Nimrod），小尼姆罗德以凯思琳的儿子塞西尔·乔治为模特，正在蒂索伦敦家的花园里玩耍。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吊床》（ The Hammock，1879）

蒂索依然画画，记忆中的凯思琳依然是他的御用模特，他绘制了《巴黎最美的女人》等十五幅与其他巴黎女性画作在塞德梅耶画廊（Galerie Sedelmeyer）展出，有批评家认为这系列画作的模特都像凯思琳，画作缺乏新意。虽然事业依然不错，可是对凯思琳的相思成灾却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心。一八八五年，他决定把余生都献给宗教事业，相思之病把蒂索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再也不画那些让他功成名就的风俗画、肖像画了，他把所有的思念和情感都投入宗教信仰中，以求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回到巴黎后到死前，他共画了三百六十五幅宗教主题画作，他多次远赴中东、埃及等地，以求更好地了解宗教圣地。这些宗教画作作为《圣经》插画付印时，他得到了百万法郎的版权费，因为对宗教绘画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勋章。

可是宗教也不能够解脱他朝思暮想的痛苦，他只能转身向神灵求助。一八八五年初，蒂索遇见了专业降灵师威廉·艾琳顿（William Eglington），五月二十日他参加了艾琳顿的降神会。艾琳顿的传记作者说，灵魂导游“厄尼斯特”陪着凯思琳的灵魂进入了蒂索的意识世界。毫无疑问，所谓降灵师艾琳顿不过是个骗子，可思念无助的蒂索却把他奉若神明，并为此创作《灵界现身》（The Apparition，后丢失，只留下版画），以纪念他们的重逢。后来，他还为艾琳顿的传记绘制了插图《两个世界的相逢》。

《花园长椅》（ The Garden Bench，1882）

一九〇二年八月，他毫无征兆地死在父亲留给他的布伊隆城堡中，享年六十六岁，终身未娶。他说：“凯思琳是我的一生挚爱。”死神夺走了他的爱人，而对抗死神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爱人最美好的笑容、最曼妙的身影永远留在艺术里，在死神无法触及的地方成为不朽。

参考资料：

1. 《代表作和被代表作》，张佳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版；

2. The Hammock: A novel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of French painter James Tissot,by Lucy Paquette, Lucille Paquette Zuercher,2012；

3. Dictionary of Artists' Models,by Jill Berk Jiminez,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