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克莱夫·詹姆斯︱冯洁音：写在时代边缘的笔记

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1939-2019）的《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于2007年出版，最初的副标题是“有关历史与文化的必要记忆”，这是他的第十五本评论集，他声称为了这项计划，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并耗时近五年写作完成。《文化失忆》2012年修订重版，增加了一些内容，副标题也改为“写在时代边缘的笔记”。

克莱夫·詹姆斯拥有丰富的现代生活体验、娴熟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洞察力，能够灵活自如地将众多政治和文化界人物的生平、作品、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纵横穿梭编织在一起。他笔下有文学家卡夫卡、普鲁斯特、福楼拜，有儿童文学作家碧翠丝·波特，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萨特，电影演员卓别林，甚至还有服装设计师香奈儿。

他比较同类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艺术创作活动，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的在于“帮助营造有可能抵抗文化失忆的阵线”。我们的文化记忆不少由阅读构成，我们读过却又逐渐遗忘的人与事在这本书中逐一浮现，得到批评和分析，批评的视角很独特，分析的手法很新颖，但并没有超出我们的理解力和欣赏力。此书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没有系统评述人物和具体作品，而是就人物的某些特征、生平事件、语录片段展开论述，畅所欲言，好似与读者进行一场又一场深层次交流，假设读者多少也了解他评论的对象，同时无所顾忌地表达他的个人好恶。他时常偏离人物主线去追寻各种细枝末节，因为他对生活的具体内容本身也同样充满激情。

如此庞杂的内容和主题如何在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中达到统一呢？克莱夫·詹姆斯说是统一在“风格”上。此书风格貌似东拉西扯，其实是有意为之，全书以维也纳咖啡馆场景开始，意在表明其内容也好似在咖啡馆谈天说地、不拘一格。然而，实际上书中所有的文章均遵循了同样的体裁框架：起首有人物小传，接下来摘引一两句该人物语录，然后是以语录为起点的论述。即使他有时似乎离题千里，读者也终究会发现文中所有内容相互之间的联系。

他摘录的语录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一针见血的功效。例如他说：“尚福能把真理说得深刻难忘，而又没有苦心雕琢的痕迹：‘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这个世上，不碎的心必得变成青铜。’”他还引用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的话说：“激情包含了在有限中看到不存在的无限。”

克莱夫用貌似不相干的人与事来诠释篇首语录，此处试举两篇文章为例，看他如何从语录延伸开来，将各种人物的为人处世、成就、生活小事，以及他的看法和结论综合一体，看似随意八卦，实则蕴含深意。

有关艺术评论家和芭蕾舞艺术鉴赏家谢尔盖·佳吉列夫的文章篇首的语录是：“我为何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想象力？”源于有人去彼得堡拜访佳吉列夫，对他的卧室几乎空空如也表示惊讶，他用上述语录作答。克莱夫从说这句话的语境展开叙述，对比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与不拘小节的著名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作品和为人，试图说明两者之间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毫无关系，但都不会触犯他们身为文学艺术家的准则。有些艺术家将所有的创造力倾注在艺术上，不在乎自己如何生活，而另一些艺术家则必须使自己的个人生活上升至特定的美感层次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贝多芬是前者，生活极其简朴；济慈是后者，必须穿上最好的衣服才能坐下来写诗。托马斯·曼也像济慈一样讲究，连指甲都要修得整整齐齐才能动笔。佳吉列夫的艺术形式就是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将一切献给了世界，却几乎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而著名芭蕾舞编剧林肯·柯尔斯坦位于曼哈顿的寓所里却堆满了漂亮的物品。奥登的诗歌堪称精雕细作的典范，但他本人却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邋遢鬼，他自家的厨房肮脏到几乎可做细菌战实验室。克莱夫促狭地回忆自己见到过的奥登：“我以为是杰克逊·波洛克送给他的礼物，后来才发现只是一条沾了食物的普通领带。”英国文学杰作《好兵》结构复杂精准，但其作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塌糊涂，他成天穿着沾满油污的睡衣，简直可以挑战懒鬼奥勃洛摩夫。瓦格纳的音乐气势恢弘，他自己也生活奢侈，他认为活得像帝王一样，这是他必须坚持的生活原则，不管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的钱。歌德的客厅陈设豪华，为了向别人炫耀，但卧室简朴，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向自己炫耀。里尔克生活趣味极其高雅，他的一切生活用品，包括笔记本都精心挑选，他笔迹优美，哪怕留一张字条，在即使不认识字的人看来也像是件艺术品。他的表现好似艺术是个人生活品位上升到了最高境界，然而他的一切都只为艺术服务，他为自己营造出不受任何干扰的创作环境。英国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的作品见证上流生活水准，他自己往往不惜一掷千金追求这种生活，但也能漫不经心地用早餐的培根当书签夹在书里，尤其如果书属于别人。克莱夫·詹姆斯在这样反复来回举例之后，得出结论说，文学艺术家结构严谨的作品与其个人生活态度是否严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无论是邋里邋遢，还是精致讲究，那都是文学艺术家个人的选择，只有当他们的生活方式越界进入创作方式时，才算真正出格。

出格的人之一是菲茨杰拉德。他酗酒而且负债累累，只能拼命写作垃圾作品试图还债，结果是使自己坠入深渊。克莱夫认为那些夸赞他的后期作品《最后的大亨》写得好的人，肯定根本不明白《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杰作究竟好在哪里。但是，即使自我毁灭的文学艺术家令我们感到惊讶和遗憾，那也是因为他们早已取得了成就，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世界上有很多浪费生命自我毁灭的人，我们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这篇文章最后回到佳吉列夫：佳吉列夫也向人借债，但不是要用在自己身上，而是要竭尽全力让艺术想象产生的奇迹得以问世。

另一篇同样貌似随口八卦的文章有关诗人里尔克。克莱夫在篇首摘录了里尔克的一段话：“名气不过是簇拥在某个名字周围的误解的总和。”他从这段话展开评论，起先似乎完全无厘头，第一个例子是因为大众文化的诠释而显得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女人：美国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的情妇玛丽昂·戴维斯，她的形象被电影《公民凯恩》定格为“花瓶”，然而实际上她是卓有成就的喜剧演员。克莱夫接下来谈到布莱希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和名声与其为人是两回事。布莱希特的局限性在于他对东欧的极权主义从来不曾说个不字，他为人虚伪，写着歌颂社会主义的戏剧，却把钱存在瑞士银行。但是克莱夫盛赞他的诗歌成就，认为他的诗才堪比里尔克。布莱希特的诗作献给革命，里尔克的诗作献给艺术，“里尔克过于文明，正如布莱希特太不文明：他二人都偏离了常轨，其实一样讨厌。跟这两人出去，你最后可能不想跟任何一位喝上一杯”。克莱夫其实非常欣赏里尔克的诗作，收藏里尔克的书籍占了家里书房一米半书架的位置，但他批评里尔克对精致生活的无尽追求、利用别人以及对女人的无情无义。里尔克做客居住的豪宅都是从贵族名录上挑选的，他写信给贵族妇女说如果能请他去做客，伟大的诗篇就会在她们的庄园诞生。但是如果女人的存在妨碍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生活，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她们，包括自己的妻子。然而，他的名声首先源于他代表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而非生活小节。

克莱夫进一步分析说，天才常常能得到人们的原谅，但是语言天才最少得到原谅，因为他们的作品付诸文字，本身就是思想观念的表达, 一目了然。比较容易得到人们原谅的是音乐家，比如杰出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和法国人科尔托。科尔托是纳粹的积极合作者、告密者、道地的小人。拉赫玛尼诺夫逃离了专制政权，科尔托留下来从中获益，但两个人的音乐都很好听。理查德·施特劳斯像海德格尔一样，竭力假装自己从来就不是纳粹世界的一部分，但他在纳粹德国一直待到了1945年。瓦格纳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灭绝犹太人的事情，而施特劳斯在德国时，犹太人正在成百万地死去。然而却是瓦格纳受到更多的谴责，因为施特劳斯音乐的寓意并不像瓦格纳那么喧嚣，最多也就是谈谈恋爱而已。索尔蒂这样的犹太音乐家是会被纳粹立刻铲除的，但是他却指挥德国人的音乐。当然，那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音乐，那也是我们的音乐，这才是要点。克莱夫最后转向美国飞行家、孤立主义分子林德伯格，他的名声也包括两部分，他像布莱希特一样，既是英雄，也是混蛋。他反犹，他痛恨集体主义，以至于认为其反面法西斯才是正道。但他终究还是参加了二战，或许还打下过日本飞机。在这样来回往复地讨论了文化名人的生涯之后，克莱夫最后回到里尔克上述语录表达的观点：要衡量我们称之为“名声”的对生活的扭曲，仅仅将误解与理解对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看透名声背后真正的人，判断作为艺术家的人是他所作所为的总和，还是像孤独的飞行家林德伯格那样具有独立自我的人。

有评论者说，克莱夫有关里尔克的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怎么谈到里尔克的作品，然而这篇文章本来就不是要谈论他的诗作，克莱夫的重点恰好仅在于评论里尔克的一段语录。如果我们认为克莱夫不懂得如何欣赏诗歌，那只需读读他关于保罗·策兰的文章，就知道并非如此。克莱夫能够发现杰出人物的道德缺陷，但不贬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认为，了解文学艺术家的生平之后，我们对他们的痴迷也许会消失，但对作品最初纯粹的印象依然会深印脑海，过去的痴迷会成熟，转化为对作品恰当的欣赏，“因为此时的欣赏综合了我们对创作者的缺陷和人生沉浮的了解以及对其作品的感激之情”。

克莱夫对一些大名人常有刻薄评价。本雅明评论艺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地位，现在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早期理论界巨人和后现代主义先驱，克莱夫却说：“更多时候他只是被想当然地引用而非真正被阅读。”本雅明在知识界享有盛誉，被人们捧来捧去，很多人却不大能肯定究竟为什么原因，除了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文学评论家。克莱夫非常尖刻地评论说，“披头士时代半吊子的年轻知识分子一窝蜂地扑向社会学、哲学、文化内涵，对他们而言，本雅明那为数不多的断章残篇就像是一个知识的复合维生素片，又因其难以吞咽而愈发被认为功效奇佳”。为何像本雅明这样头脑敏捷的人，“会鼓捣出这么多废话呢？”克莱夫指出是为了掩盖现实——现实是反犹。在本雅明出生的年代，犹太资产阶级还在幻想着同化，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越是出色，就越使别人心怀怨恨，他们因为是犹太人而不讨人喜欢。然而结果遭到本雅明蔑视的不是有偏见的“异族”，而是软弱轻信的犹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本雅明是布莱希特的朋友，都相信纳粹政权是资产阶级鼓吹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非自身就是一种极端力量。他们都相信资本主义的危机很快将使纳粹垮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雅明向往更开明的社会，认为有一种正确答案。本雅明六十年代被重新发现，人们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未受后来苏联现实的污染，因为他没有活着见到苏联解体。但其实他至少知道1937-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已经濒临绝境，无暇顾及而已。

克莱夫也批评了德国学术界的语言和作风。“当学术语言与日常用语相差太远，它也就只剩下巫术了。”他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这种学院派风格：大学是等级森严的机构，在那里只有地位名声最要紧，其他什么都没关系。知识分子很容易因为政治压力而受到致命的侵蚀，因此他们只好专心致志于显得高深莫测，这种特征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面。而当时的新闻界人士却不受此限制，他们趁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语言，一种源自普通公众的语言。克莱夫称赞新闻记者作品的易读性，认为是记者丰富了德语文化，使其免于故作高深的论文风格。有些犹太人无法进入学术界，只好进入新闻界，结果采纳了新闻人写作时以公众为对象的作风，他们是在写文章，而不是学术论文。

克莱夫是评论家，不是理论家，他对各种理论不屑一顾。他蔑视福柯和德里达的哲学，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使现实模糊不清，而不是揭示现实，“他害怕被戳穿，于是拒斥凡世”。他嘲笑文学理论，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外语，包括日语和俄语，但他不后悔浪费了时间，因为他也可能会把时间浪费在阅读文学理论上面，最后什么也没学到。他自学了好几种语言，他法语最好，德语不错，另外还能阅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和日语。他认为懂几种外语的好处是开阔眼界，可以欣赏更多的事情。《文化失忆》同样显示出他对语言的着迷，他谈论如何阅读外语原文著作，推荐作家和作品，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明哪些作品对初学外语者而言简明易读。他自己学外语的主要方式是认真阅读好书，同时不断查阅字典。他赞赏克劳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的精确语言，但有时似乎显得过于关注语言的细枝末节问题。例如在有关伊夫林·沃的文章中，他声称伊夫林·沃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接下来却仅仅局限于指出他的一个少有的语法错误。他对吉本很苛刻，有关吉本的那篇文章基本不谈他的史撰成就，重点不在他采用的史料和叙事结构上，却费了整个篇幅批评他的文体，批评他喜欢连绵不断地使用复杂句子。克莱夫有本领在嘲笑别人文笔的同时模仿他们的文笔，在他举过数个例子之后，恐怕我们在以后阅读吉本时很难不受到他的批评的影响。

克莱夫有不少话堪称格言警句：

“想要矫正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后来会感到庆幸，世界没有变得更坏。”

“批评家如果读起来足够难懂，那就可以跻身哲学家之列了。”

“宗教是为不存在的产品做广告。”

“性欲是最强大的本能，激发着最集中的注意力：所以我们从自己渴望的对象身上看到天地万物都是奇迹的证明。如果一个男人过个马路都能看到十次证明，这无疑是愚蠢的；而如果他只能从自己的剃须镜里看到证明，我们一般会认为他发育有问题。”

他也很擅长挤兑别人：

“亨利·米勒不仅没有漫长的青春期，反而更像是早衰案例。”

“兰德尔·贾雷尔说一个诗人必须等待被闪电击中的时刻。即使在一篇看似癫狂错乱的文章中，梅勒也会多次被闪电击中，你甚至可以听到他头发通电的嗞嗞声。”

“看君特·格拉斯等大人物徒劳地企图报复赖希-拉尼奇正是现代德国群众之喜闻乐见。”

克莱夫称赞新闻记者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与他多年媒体工作经历有关。他是文学评论家、诗人和小说家，但最恰当的头衔应该是“媒体评论家”。他1939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父亲二战中被日本人俘虏，战后获释回家途中不幸飞机失事。克莱夫在悉尼大学攻读英语和心理学，1961年毕业后任职《悉尼先驱晨报》，1962年移居英国，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语文学。他自称有段时间曾经一星期赶写三四篇文稿，学会了就任何题目撰写书评。然而要想靠写书评谋生很难，他“总是饥寒交迫”，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在电视台有份稳固的工作，情况才好转，能真正养家糊口。他在电视台担任文化节目主播，是《观察家报》的电视评论员，后来逐渐成为著名电视专栏作家和节目主持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撰写和主持了一系列电视节目。他还为各种重要书评刊物撰稿，包括《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大西洋月刊》等，并多年为《每日电讯报》的“周六评论”版撰写电视评论。

克莱夫1989年开始为BBC工作，2007-2014年间主持BBC广播4台《观点》（A point of View）节目，涉及题材广泛。他主持的电视记录片《二十世纪名人》（Fame in the 20th Century，1993）一共八集，展示1900-1980年之间的名人以及与名望相关的概念，分别由BBC、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播出。他指出“一生没有名气只有成就，也许很值得，而一生只有名气没有成就，则根本不叫活着”。他说自己“缺乏那种找到一条路，一直走向成功的策略，我总是左右分心”。他声称不想让自己的心智受制于任何既定的格式，认为做份有意义的工作，挣个体面的工钱，业余时间用来提高审美能力，这是令人向往的生活。他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并非一本正经的书呆子，他也有荒唐透顶的白日梦，可笑之处有时近乎詹姆斯·瑟伯笔下的沃尔特·米蒂。他热爱探戈，曾经专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探戈舞蹈培训，自己家里还特设舞池。《文化失忆》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探戈舞蹈。他还是有名的赛车迷，点评过1982、1984和1986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这段经历也反应在《文化失忆》中，该书最后增补了一篇谈赛车手的文章，回顾他与赛车手的交往，评论他们的成就和生活中的得与失。

克莱夫著述颇丰，1979年发表第一部自传《不可靠的回忆录》（Unreliable Memoirs），随后还有四部自传，最后一部《晦暗之焰》（The Blaze of Obscurity）2009年出版。他写过小说，出版过诗集，他的许多文章和诗作可见于他的网站www.clivejames.com。2008年，克莱夫·詹姆斯因在广播电视和新闻界的成就而获得乔治·奥威尔特别奖。他2010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成员，2012年因为在文学和新闻界的贡献而获得大英帝国勋章。

克莱夫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涉猎范围很广，《文化失忆》出版后，各种报刊书评内容大多比较中肯，肯定他这本书的主要成就，指出小缺陷，例如他的德语错误等。但也有书评人撰写上万字的长篇大论来一一驳斥他的观点。考虑到他对左翼知识分子毫不留情的批评和嘲讽，因此招惹他们的怒火，遭到猛烈反击也在预料之中。有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东拉西扯，没有系统，还有人调侃说：“他兴致很高地展示自己渊博的知识，但想要说的话太多了，以至于失去了可以参照的框架。他似乎开始论述，却迷失了方向。”也有评论者希望他能更加注重欣赏人物的作品，而不是反复唠叨他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但读者显然会因为他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而进一步产生阅读作品的愿望。他对人物的描绘经过慎重思考，另外附带各种生动的逸闻趣事，我们可以权且当是在同一位学识渊博，但有自己主观意见（或偏见）的朋友聊天。我们不必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机智和刻薄有时的确令人忍俊不禁。在这个日趋政治正确的世界上，有时听听或许不那么“正确”的意见和老实话并没有什么不好。

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引自己的本家、诗人奥斯卡·米沃什的话说，一部作品应该像一条河，裹挟着滚滚泥沙与断木残枝，而不应仅仅带来些天然金砾。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好似滚滚河流中夹杂着一些断木残枝，但却包含大量天然金砾般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