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与近世：对话历史人类学”学术工作坊纪要

2019年11月9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史学沙龙第92期·专场——“中古与近世：对话历史人类学”学术工作坊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科研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师生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首先作引言。近年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在中国近世历史研究中取得了斐然成绩，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这些历史人类学者走向历史现场、从人的行为出发理解国家制度、关注区域社会与中国文化整合的一系列学术实践，都体现出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研究视角的转向，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2017年7月3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论坛，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取径的一次较为集中展示，颇为遗憾的是与中古史学者的讨论未能深入进行。此后，2018年10月20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兆飞教授召集了“古代史研究新视野”第八期，主题是“比较视野下的中古士族与近世宗族”。2019年7月18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论坛。可见，中古史与近世历史研究应该进行深入对话，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然而，中古史领域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如何在受材料条件限制的中古史领域开展此类研究？双方可以从对方的研究中汲取什么？这些疑问缺乏面对面的坦诚交流。为此，本次工作坊邀请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者就此议题进行交流与深入讨论，以期打破学科、断代隔阂，推动学术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

本次工作坊有六位学者发表报告，分三场进行，最后是综合讨论。

第一场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首先发表报告，题目为《汉代神祠的信仰形态——重读六通元氏汉碑》。他总结了自己近几年的关注点，从汉到魏晋南北朝，从神庙祭祀到佛教、道教兴起之后的信仰景观的变化。通过重读元氏县的六通碑刻，魏斌教授探讨了汉代神祠的运作形态。报告围绕三方面展开：神祠的位置及其具体面向；神祠、巫祝与官府关系；神祠与民众组织问题。他认为东汉神祠祭祀形态以民众祭祀为主；组织方式可能以同姓家族和地缘性“私社”为主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贺喜在评议中认为，这篇文章让她看到宋以前的研究与宋以后的研究有很多相似性，可以尝试进行讨论，但要提醒自己是否在用后人的一些观念讨论更早期的社会。此外，她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神祠面对的是山神，“山”在那个年代有怎样的意义？求法食是怎样的程序？“法”在当时又是怎样的概念？文章将主簿身份认定作庙巫，但既然叫主簿，为什么又称其为庙巫？巫是由谁认定的？她认为讨论这些身份时，用民间部分来判断是与官府相异还是对官府的模仿，可能有点危险。另外，当没有具体地点甚至神的概念时，该怎样去回复这样的民众组织或社会形态？

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纷纷发言，气氛热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杜正贞教授率先提问：文中《白石神君碑》所列四位神君，与三公山神之间似乎有特殊的关系，那么这些信仰背后的信众是同一群人吗？关于这些碑刻背后的社会人群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副教授认为汉代祭祀过程中，官方承认与民众推动是一体两面的，当时社会中也许没有强烈的官方、民间对立感。之后，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分别对石碑的设立者、碑阴的题名格式表示感兴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认为，文章从神祠角度切入讨论信仰问题，如果抛开神祠去了解信仰形态，会不会有其他史料揭示出不同的面向？侯旭东认为，一些概念的使用要谨慎，对于早期或中古老百姓组织的程度，需要再考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建议在文中整体展现录文，目前是选择性的写作方法，因为要写民间信仰的层面，相对忽略了官方层面的内容，另外，对《白石神君碑》碑阴、碑阳是否同一时间书写感到怀疑。

魏斌从多方面对学者们的提问进行了回应，对于有些问题，他同样存在疑问，比如汉代祠庙祭祀是否形成了固定化的社会组织，但没有材料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他认为对话历史人类学，做前代研究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理论建构的问题，而是材料的碎片难以拼成让人觉得比较能够有指向的场景，但也不能不做。

第二位报告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贺喜，题目是《“祭”：中古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对话》。贺喜在报告中认为，不仅中古史，任何时段的材料都不是百分百呈现，“如何从文字出发进行研究”是个问题。她围绕“祭”字讨论了礼与俗、祭与产等方面的话题，提出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者应用的绝大部分历史材料，是文本的。书写文本的参与者，在这个编造传统的博弈之中，绝对不是中立者。历史人类学坚持有聆听文本以外的声音的需要，也接受文本的传播往往引发文本创造者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历史学者下结论前需要面对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贺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李丹婕的评议主要针对文中有关“中古史与历史人类学根本分别”的提问，作出回应。她认为中古史是文本决定性的，但文本形态非常多样，关键是如何看待、解读以及怎么撰述历史的问题。另外，如何了解不用文本的人们的生活，确实是中古史研究中比较困难的地方，中古史学者也一直在尝试面对并解答与此相关的问题。历史学的问题永远是五个W，即何人在何时何地做了何事以及他为何（能够）这么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古史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提问并无不同，是完全可以对话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李丹婕

自由讨论环节，赵世瑜建议可以先明确“文本”的概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并认为存在着对行为的一个文字、语言翻译或转译的问题，这样的转译过程是如何成立的，值得思考。仇鹿鸣指出过去的史学工作，无论是从文本还是现场记录的时候，一个倾向是分出层次来，而历史的现场，本身是混沌的，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侯旭东认为，贺喜提到的要关注文献以外的声音，是很大的挑战，目前除文字材料以外，只能在遗存历史中做田野，依旧是个无法克服的问题。

贺喜回应表示，几位老师提到的看法都很重要，认为中古史与历史人类学进行的对话，弥合了很多分歧。但如何接近、转译不同逻辑的社会，仍然是困难、不可回避的问题。她希望通过对谈，帮助她对宋以后的社会有更多了解，也表达了跟随史学同仁们一起探索更早期社会景况的心愿。

第二场由刘永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首先以《祈祷获验与德政宣扬——唐代州县祈雨祈晴与地方治理》为题，发表报告。以往有关州县祈雨已不乏精到研究，夏炎主要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展开讨论，揭示水旱祈祷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联。内容分三部分：古人把水旱祈祷和地方官施政相关联的原因；祈祷成功与地方治理的关联；地方官祈祷时，如何凸显自己话语权的问题。报告提出唐代州县官府水旱祈祷不仅仅是礼制和信仰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问题；地方长官通过祈祷获验而被赋予的德政，可通过地方与中央两个途径加以宣传，进而达到地方治理的目标等重要观点。总体上，通过从上到下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州县水旱祈祷的另一历史景象。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炎

杜正贞在评议中认为，夏炎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并且注意到了各种不同文献、文体间的差异性。但仍存几点疑问：一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在不同的写作目的、写作对象下，为什么表现出同样的写作格式、文体格式？二是从文献去解读唐代情况，虽然知道存在多样性，但还是会解读出模式化的东西，这到底是文体上的现实，还是社会生活的现实？三是唐代祈雨祈晴过程中的格式化现象，其制度上或文体上都应该有更长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自由讨论环节，仇鹿鸣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叙事，有格式化或模式化的一面，突破这样的叙事，需要一些想象的成分，夏炎的讨论试图和以往学者不一样，把祈雨放在了考课这样的制度化系统上来。侯旭东认为夏炎与杜正贞的报告，分别代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取向，二者结合，才更能接近全貌。赵世瑜表示对祈雨背后的地域、人群因素感兴趣，指出祈雨祈晴背后的区域史或地方史脉络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夏炎在随后的回应中提到，写作过程中对于找寻唐代特色感到困惑，魏斌给了很好的建议，唐代强化地方官政绩方面比汉代要突出。唐代最有意思的是集体政绩的书写，无论是祠庙碑还是各种类似的修庙碑，很明显要突出地方官作用。夏炎表示，现在也在寻找宋代地方官碑刻描写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有这些变化脉络，可能唐代的特色会更突出一些。

杜正贞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她从晚清到民国浙江龙泉山村的法律案件入手，讨论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当事人怎么理解和试图改变地方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诉讼中原来的日常人际关系网络是被当事人自己调动、构建和呈现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把调解、诉讼作为一种改变社会关系的策略。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传统诉讼中“图告不图审”和“捏名帮控”等诉讼策略，这反映当事人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正贞

仇鹿鸣评议认为杜正贞的报告非常清晰，把档案所呈现的事实和实际事实的张力、悖反展现了出来。另外，我们过去对关系的理解是组织化的理解，是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描述，通过关系分析可以发现，一旦这样的结构放在具体事件中，结构是失效的。而这样的分析，造成的对过去的静态的批评，是不是足够有力，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维度。另外，报告中提到朝代转变时，用了“新旧”一词，怎么理解当时用这些话语的人？到底是应对朝代转换的叙述策略，还是那些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新旧？还有怎么处理经验事实与理论的关系，是材料更多的领域里的学者要面临的挑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

自由讨论环节，侯旭东认为，研究还需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关系怎么去强化。胡鸿认为当事人为什么选择诉讼这种斗争的策略，怎么掌握这种策略，是可以考虑的面向。作为长时段的研究，把不同类型、层级的斗争都对比起来可能更有意思。

杜正贞回应时提到，联系侯老师的问题，如果我们系统梳理明初到现在的诉讼材料和地方社会材料，的确可以进一步延伸讨论诉讼与地方秩序之间的关系。另外，她表示虽然文章从对组织化的反思考而来，但不是批评组织化的理解不对，而是希望通过比较多的细节、个案，去看所谓的组织到底是怎么形成、运作的，组织背后的流动性，是她更关注的问题。对于朝代更替的问题，故意用的“新旧”一词，因为这样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变化过程是延续性的。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近代史料相对丰富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尽量让原来在历史叙述中没有太多话语机会的人，用其自己的观念、行动说出自己的故事，因为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第三场的主持人是魏斌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教授首先发表报告，题目是《寇谦之的密码：一个宗教叙事的解读》。胡鸿以北朝道教史上资料较为丰富的寇谦之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嵩山降神故事中隐藏的时间密码给予解读。他猜想寇谦之的构思过程分四步，比如将大神降临的时间确定在三会日之下会，即十月五日等，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为寇谦之的遇神经历赋予了充分的神秘性，同时其非人力所能为的精巧，也有力支持了神迹的“真实性”。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鸿

魏斌表示，胡鸿原来以民族史研究知名，这是他第一篇与宗教相关的论文，跨出了原来的知识领域，但写得很精致，其精巧的史料处理，有点像日本小说的推理，很能代表中古史学的一个特点。

刘永华在随后的评议中认为，关于寇谦之的问题，以前学者做过比较多的研究，胡鸿的贡献在于，为崔浩与寇谦之的关系添加了新的面向。他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原本的文本本身，是在同一时间形成，还是不同时间形成的？即文本本身序列问题。二是如果文章讨论的事件不视为整体合一的关系，而是视为三个不同时间建构出来的文本，那三个不同时间节点上，所面对的群体有怎样的变化？将文本生成的层面、过程，及在生成过程中所面对的基本社会、政治脉络列入考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密码的解读，会变成更贴近当时寇谦之面临的时代境况的解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

自由讨论环节，郑振满提出疑问：当时的人能否看出背后这套密码，如果看出来，会怎么样？早期道教文献中，术数处于什么位置？游自勇也提出了疑问：寇谦之找出这么巧合的时间，是自己追述的还是修道时设计好的？如果人的一生恰恰没这么吻合的时间，会怎么办？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提问：当时是否有改正朔，如果有改，对推论有什么影响？贺喜提问：不同天师身上，太上老君是否都会亲临？

胡鸿对这些疑问逐一作了解答，帮助我们了解有关寇谦之密码，更多丰富的细节。比如：文中提到的文本，就算之前有别的编法，最后可能是一次加工成型；寇谦之的说法，设定的听众就是崔浩这样的人；另外，如果寇谦之没有发现时间的巧合，可能会去利用别的祥瑞；这个时期，神君降临情况，跟后代还是不太一样等。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深圳大学历史系张小也教授，题目是《中古与近世：坟山争讼的历史考察》。她首先总结自己以往对于清代法律史的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坟山争讼，从这一清代民事纠纷的焦点问题出发，她发展起自己对于宋代以后法典与民事习惯的认识。她的报告在管业、风水、祖先三个方面通过清人的逻辑去反观中古到近世发生的制度与观念的变化。她认为，在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指导下，可以说从墓田到坟山是一个唐代到宋代的问题，也是一个北方到南方的问题，其发展到清代的状态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唐代对于墓田范围的统一规定转为宋代以后坟茔范围的多样化的区域民事习惯。第二，唐代已有的风水观念转为影响坟茔相互位置的民事习惯。第三，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使得坟（山）的归属（祭祀权）趋于单一化，纠纷也主要集中在不同宗族之间。

深圳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小也

游自勇在评议中认为，不同于张小也从后往前追、要找出坟山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渊源来的思路，他的方法是从前往后看，考虑墓田在唐宋的发展变化，两种路径也会有一些问题、矛盾出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管业方面，自己与张小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古时代，很难存在墓田争讼的环境。另外，他提出墓田、坟山、祖先等，其实有些概念的转换，有些是对“坟”本身的争夺，有些其实是对祭田的争夺，这些怎么去定性？中古时代墓田到底是什么样，是否涉及到占地要不要交税等问题？他还表示，不太能理解，报告的最后为什么要强调从北方到南方的问题。

侯旭东认为早期争墓的情况比较少出现，关于风水问题，很早就有，只不过以前很多和方位有关。另外他针对游自勇所说，早期平民可能没什么墓地范围的情况，指出其实也有，比如敦煌地区就有茔域。杜正贞认为讨论相关问题时，坟、坟山、墓田，特别是涉及管业层面，可能还是有区别的。仇鹿鸣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唐宋之间的变化很大，唐代关于择墓的材料，从墓志表达来看，对墓葬风水选择的材料远远少于选择时间下葬的材料。

张小也回应时，对坟山概念，特别是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从唐代到宋代、从北方到南方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进一步作了解释。她提出，对风水问题的强调，从宋代以后多种文集中的说法分析而来的，也许存在过度诠释问题，但是从这些文本，乃至墓志这样存在套路的文本中发现历史的变化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题中之意。此外她也举了在广州花都区所做的骆秉章家族墓地案的研究作为例子，解释历史上坟山与土地权利之间关系。

六位学者报告之后，进行了综合讨论，由赵世瑜教授主持，郑振满、刘志伟、侯旭东分别发表引言。学者们各抒己见，主要探讨了中古史、历史人类学各自面临的困境、如何对话与共同发展等问题，“材料”、“视角”、“人”等话题是讨论的焦点。

赵世瑜认为，中古史与历史人类学交流的机会非常重要，这次会议学者们的讨论很充分。不管做哪段研究，共性大于差异。从资料和材料角度来讲，好像也不会造成中古史与历史人类学交流的隔阂。他提出两个可供探讨的问题：一是中古史研究与历史人类学各自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这可能需要双方探讨，从中找到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二是作为中古史来讲，和历史人类学的明清史，进行对话的可能方向在哪里？他觉得中国的特点就是文献积累很早、很多，不能忽视这样的基本事实，所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的另外一种含义，他认为可以替代为文献人类学，对文献作人类学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

郑振满在引言中提到，我们之所以做历史人类学，是想知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通过怎样的机制留下来。同样的道理，做明清史的学者需要知道，前代留了什么给他们。一些问题，源远流长，显然不能只在明清谈。历史人类学归根结底，其实是回归到人。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搞明白不同朝代的人具体是怎么活的，由此去写那个时代的历史。所以应尽可能地回到现场，观察其运行生态。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

侯旭东提出疑问：人类学究竟带来的是题目的扩张，还是视角的转变？他认为，过去的研究多从国家角度出发，自上而下去观察，这种传统现在仍然是主流，怎样去突破这种习以为常的思路，去找更多的观察过去的视角，把更多声音纳入研究的视野，历史人类学其实给中古史包括其他断代史提供了参照。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实际上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怎样进入历史现场去分析研究对象，创造他们的历史，是中古史和历史人类学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另外，他表达了对历史人类学的期望，希望在明清史研究中，开展更多的课题，带给我们更多传统问题里的老树发新枝，更多的对历史多样性的理解。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

刘志伟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古甚至更早历史时期的研究，能从历史人类学学到多少，首先要问的是在学术史上，历史学与人类学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从一开始就深受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始，中国历史研究就已经有历史人类学的色彩，上古史和考古学的研究最为明显。中古史与明清史的对话背后，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历史人类学的味道。其实，新史学的目标，实质上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就是“人”是怎么生活的，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逻辑起点。所谓历史人类学不外乎如此。中古史也好，明清史也好，都需要对话，更应明白这种对话的共同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不管哪个时期的历史都是人的活动。历史学研究还是要打通不同时段的。断代史研究制造了不同时段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图像，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一方面会使学者对每个朝代形成更深入的理解，但也打断了本来贯通的历史。在历史人类学的历史观下，我们通过中古史与明清史以及不同时代的历史的对话，将被朝代分割的历史重新打通。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自由发言阶段，夏炎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古史的材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写意性很强，不是非常具体的材料，中古史所能观察到的人，只是存在于精英眼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古史和明清的历史人类学，在展现历史细节方面是有区别的，中古史想挖掘历史细节还是非常困难的。第二是理论建构的问题，中古史理论建构特别突出时代关怀，一开始就非常宏大，不像明清史一开始可能材料多，建构的细节比较细腻。所以现在中古史和后半段历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材料给予施展的空间非常狭小。另外，他认为中古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应该继续下去，从“人”的角度寻找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侯旭东认为总体来讲，材料不太够的问题不止存在于中古，所以应该思考怎么阅读。赵世瑜则认为标准也很重要，材料不够充足，却非要做到非常细致，这样的标准肯定不行，关键是能否把所见材料的精华，敲骨吸髓得全弄出来。

刘永华认为中古和明清的差别，本质来说可能还是在视角方面。从这个角度，中古史更有自己的优势。中古因为时代久远，相当大程度上，我们对其生活有很大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十分有帮助的，不会让人想当然。另外，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体网络里作思考，也是我们解读资料时需要考虑的面向。

仇鹿鸣谈到自己对华南研究的感受，认为更适合和华南研究作比较的是江南市镇的研究，徽州地域史的研究。如何理解华南研究的特色，不在于研究尺度和区域性上。另外，从文献出发对人的理解是偏向的，华南研究某种程度上，把田野经验作为对文献上可能造成的偏障的解毒剂。回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仇鹿鸣认为有些问题不完全是材料问题，某种意义上更大的是对于人研究的理解与回应。华南的工作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共情的情况下理解“人”，而不是研究文献上的“人”。

张小也表示，相信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会发展、会拓展，并认为大概所有利用散碎文献的人终归要建立起一种感觉。

胡鸿表示，做中古民族史研究，也非常受益于华南族群研究。区域文化传统融入中国所谓主流文化之后，是叠加而不是取代的过程，叠加总是会留存原生文化的底色，因此，有时需借鉴明清时期更细致的研究去补充中古破碎的拼图。另外，有些问题意识是共通的，比如都强调多样性等等。

杜正贞认为，每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中都承载着经过他自己主动选择和诠释过的“历史”，所以对近世的“人”的理解，需要中古历史研究的支持。另外，她认为，研究者意识到并时刻警醒于自己与研究对象间的鸿沟，是一件重要的事，所有理论存在的意义，在于给她提供更多的方法和角度，让她更好地接近研究对象。

李丹婕回应中古史研究的困境时提到，认识问题时有通史眼光很重要，有时“时刻”也很重要，不只是研究“人”，也要从“人”的尺度出发做研究。

工作坊最后，游自勇作了总结。他认为从本次工作坊的效果来看，明清的历史人类学学者和中古史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交流，双方都在努力寻找研究的契合点，以寻求深入对话的可能性。是否认同把历史人类学作为史学研究范式，涵盖整个历史研究范畴，那是另外的话题，但目前至少双方可以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在研究视角及方向上并无根本性的分歧，这是现在能达成的基本共识，也达到了本次工作坊的目的。希望今后能持续开展这样的深入对话，增加了解，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