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国主义到安保一代：日本航空技术史勾勒出的现代彷徨

和电影《流浪地球》的情节相似，日本科幻漫画家贰瓶勉也想象出了一个在巨型火箭的助推下艰难求生的人类种子舰——“西德尼娅”号。贰瓶勉详细描绘了人类借助火箭推力避开致命的外星物种“奇居子”，却也因此遭遇地动山摇、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西德尼娅的骑士》）。在漫画家笔下，巨型火箭对希德尼娅的居民来说并不意味着流浪的希望，它是一件巨大、冷酷的理性工具，象征着日本大和民族被迫接受的厄运——火箭因天灾而生，又势必会引发灾厄，对居民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本舰进入惯性滑行”。贰瓶勉的故事就像一块透镜，折射出日本现代民族国家与航空技术之间的曲折关系，也不断引起读者对现代科技两面性（dual-use）的反思。航空技术命途跌宕，在岛国过去一百年的战争与和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却又鲜为人知的一笔。

二战余响：神风特攻队与日本火箭之父

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火箭研制。彼时的日本航空工业无法逃离现代竞逐命运，火箭的发展既是军事与政治需要，也是民族想象的化身。二战战败前夕，空军的自杀式行动“神风特攻队”紧急采用了尚未成熟的火箭飞行技术，在这些注定有去无回的冰冷机身上，绘有象征着日本国族的樱花图案。大量年轻的日本学生被征集入伍，驾驶着这些飞机冲向火海。在军国主义长期的洗脑动员中，殒命的士兵被比喻为凋落的樱花花瓣（散华）。

1944年7月，为了应对美军B-29轰炸机对本土的攻击，日本向德国求援，获得了“彗星”火箭战斗机（Me-163）的设计图。据德方称，这种飞机能在3.5分钟内上升到1万米高空，有效拦截美军的“超级堡垒”。然而运送战机图纸的日本潜艇在返航途中中弹沉没，日本人只能自食其力。三菱重工承担了火箭战机的设计工程，并将之命名为“秋水”。此时美国战机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合计66座城市遭遇轰炸，仅东京地区有30多万人遇难，将近50万人负伤。三菱工厂所在的名古屋地区遭遇了地震和轰炸，但在研究人员的狂热工作下，“秋水”1号机只用了5个月就研制完成。“秋水”的火箭引擎虽然威力巨大，但稳定性不高，三菱的两次试飞都以机毁人亡告终。尽管如此，日本海军还是订购了155架“秋水”，打算将其编入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行动。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其伤亡数字至今都难以确定，官方估计的数字为15万，但实际数字可能为其3倍以上。在巨大的科技差距面前，军国政府鼓动民众使用竹枪守卫本土的行为被后者视为“愚蠢”。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原定的“秋水”第3次试飞也被取消。《波茨坦公告》彻底禁止岛国保有任何武装作战的工业，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被重新派遣。

小个子的糸川英夫（Itokawa Hideo）也是被重派的研究人员之一。沮丧的糸川收拾好东西，来到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担任教职。此时他还想象不到，自己会在10年后成为日本的“火箭之父”。糸川从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科学院毕业后，曾试图参军，因体检不通过而转投科研工作。在导师的推荐下，糸川加入了中岛飞行机株式会社（即今天的富士重工），领导着科研人员完成了“隼”战机的设计。战争末期，“隼”被编入神风特攻队，并经历了自杀式武器改造。改造后的“隼”携带着重型炸弹，最高时速超过350英里，飞行员无法掉头，只能赴死。在外界看来，神风特攻队象征着战争的非人道丑闻与病态。但在日本新民族主义情愫中，神风特攻队员是壮烈牺牲的英雄，甚至被当作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日本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教授大贯惠美子在《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一书中强调了日本战争行为背后的复杂性，指出在军国政府的暴力控制下，即使是反战者也会为战争效力。1943年，10月21日，东条英机内阁从东京的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院校征集了约2万5千名学生士兵，这些学生兵没有经受过专业军事训练，在战争中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东条内阁还强制征集了大量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为台湾人）和韩国人加入军队。1944年，当神风特攻队的组建者大西泷治郎试图从专业的空军和海军队伍中征集队员时，没有一人自愿加入，征集遂变成了命令。飞行员月尾石（音译，Seki Yukio）受命成为了特攻队队长。月尾告诉随军记者：“即使让我这样熟练的飞行员去自杀（袭击），日本也没有希望……如果是命令，我会去。但我不是为了天皇或日本帝国而死，是为了（保护）我挚爱的妻子……如果日本战败，她会被美国人掳走。”据大贯惠美子的描述，这段发言因为触及战时新闻管制而无法刊发。

还有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牺牲自己来对抗美帝国主义，帮助日本“涅槃重生”的独白，这显然是被有限的现实选择歪曲过后的产物。22岁在特攻队任务中身亡的学生士兵佐佐木八郎（音译：Sasaki Hachiro）是家中长子，作为一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佐佐木有着惊人的才能，可以读懂德语原著。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佐佐木认为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力量：“新时代的物质基础已经建成……如果旧资本主义的力量……可以被战败这一事实摧毁，那我们就能变灾难为幸运，如同凤凰涅槃。”大贯惠美子将佐佐木自愿加入特攻队的行为视为牺牲自我，换回日本新生的逻辑结果。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逻辑中的扭曲之处，战败被有意识地转换为一件幸事，因此不再是痛苦的、不可参与的。月尾石选择加入特攻队而不是守卫在妻子身边，佐佐木选择加入特攻队而不是留下来建设涅槃重生后的日本，尽管他们都没有为帝国效忠的意愿，但其意志却依旧在顽强地抵制日本战败。扭曲人的理性，使其被情感蒙蔽，甘愿赴死，这大概就是军国民族主义的惊人力量之所在。这股力量攀附在象征着天皇命令的樱花战机上，让特攻队员的命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钢铁机械融为一体，嗡鸣的引擎成为这些士兵身边最后的伙伴。他们不仅留下了爆炸产生的烈火与灼热，更化身为一道贯穿历史的悲剧景观。

从各种角度来看，神风特攻队都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一种悲剧结局。帝国扩张、竞逐的精神畸变，与现代科技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没有军工技术，就不会有帝国延伸触角的物质基础；没有帝国宪法和民族主义政治，就没有自上而下的狂热技术投入。

战后被重新派遣的日本技术人员从战争带来的本土灾难中直观地感受到了科技伦理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战后科技的和平民用基础。从流行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类似的技术两面性反思，抛开核怪兽哥斯拉不谈，还有航空技术的历史角色转变。在动漫《甘粕与玛索丹》中，战斗机被重新想象为科技与动物始祖恐龙的结合。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全部是年轻女性）必须拥有纯洁的心灵才会被恐龙接受，如若产生嗜杀、争斗和偏爱的情绪，恐龙就会呕吐或拉肚子，将飞行员排出体外。由此，战斗机被视为自然、人心与科技的调和，其最终的用途是帮助人类克服自然灾害，而非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征用自然。当然，这一想象掩盖了技术的灾厄面，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日本长达百年的航空技术史中，战争与和平的切换总是让人措手不及，这恰恰印证了日本导演押井守在《机动警察》中的名言：“战争就是和平，和平也是战争”。

战后日本航空事业的曲折命运

《波茨坦公约》明令禁止日本继续进行航空研发，已有的火箭项目被打入冷宫。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丧失了航空研发的有生力量。“火箭之父”糸川英夫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兴趣广泛的研究者，糸川爱好拉小提琴，他在医学院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声音。此外，他还完成了日本的第一台脑电波仪，并掌握了电气麻醉技术。1953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让日本拿到了飞机和火箭的发展许可，这为糸川在航空领域的复出奠定了基础。1954年，糸川前往美国大学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讲学，期间他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名为《太空医药》（Space Medicine）的书籍，不由得感叹美国在航空技术上的成就：“如果能在太空里谈论人类生理问题，就说明美国人的航空技术远远超过日本。”一股熟悉的竞争冲动占据了糸川的脑海。他在东京大学建立了航空电子与超音空气动力学研究组（Avionics and Supersonic Aerodynamics，AVSA），这个小组由战时设计师、优秀的工科学生及年轻的科学家组成。研究组一开始仅依靠私人企业的微薄赞助，火箭是用马车运到试验场的。糸川为了打破僵局，决定将自己的实验构想寄给报纸争取发表。火箭引擎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设计图纸上，只不过这次飞机不再是死亡兵器，而是探索宇宙的希望。可糸川的稿件被退回了，编辑批评他“狂妄”。糸川不甘，继续写稿、投稿（他不知道的是，中国也有一位科学家几乎在同时产生了和他一样的构想，那位科学家的名字是钱学森）。终于，他撰写的一篇科普文《乘火箭20分钟穿越太平洋——5年后将不再是梦》被一位教育部联络员看到。当时是1954年——这位联络员希望糸川团队能拿出日本制造的探空火箭，参加1957年的国际物理地球年（IGY）。1955年，糸川团队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发射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枚探空火箭。这枚火箭长23厘米，直径1.8厘米，被称为“铅笔”火箭。这样玩具般的成果很难让人看到日本航空发展的前景，但微小的起步背后却蕴藏着深沉的历史与社会力量，包括日本政府在战后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与强力支持，在二战中败于美国的不甘，以及科学人员对改善民生的迫切渴望，都为日本成为航空领域的“隐形冠军”打下了基础。1957年，日本的第一支K型火箭升空，顺利地完成多项地球年太空探测任务。

糸川对火箭的痴迷源于一种强烈的技术竞争意识，这种竞争意识来自他所经历的二战和冷战环境。糸川上中学时，就被美国飞行员林登·伯格深深吸引。他会加入战斗机设计小组也是源于这种技术痴迷，不过当时的痴迷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主义极端竞争意识的一部分，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不知道糸川是否对此有过悔恨。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二战后科学家的极端技术热冷却了下来，转变为理智的民用研发路径。从50年代中叶开始，日本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GDP翻了3番，教育投入增长10倍。迅速改头换面的社会为科技进步培育了土壤，当糸川第一次在东京郊区发射铅笔火箭时，大量的民众前来围观。因此，糸川无比重视在社会上普及科技进展状况，而社会对航空发展的拥护与投资也伴随着K型火箭的升空到达顶峰。火箭在日本从零到一的飞跃暗示着竞争意识在重大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日本经验更多地暗示社会支持在科技发展中起到的鼓舞与培育作用。重大科学项目在社会的拥戴下得以顺畅发展，社会也会反过来受益其中。这种良性互动机制可能会成为技术创新的永动机——若其幸运地处在和平年代的话。

在社会与媒体反响空前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终于对火箭研发敞开了大门——1958年，首相办公室批准建立了国家太空活动委员会（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Council），并给予拨款。眼看着前往宇宙的黄金道路就要开启，1960年《日美新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签订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航空技术发展的意义。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单方面军事保护下，致使大量民众认为条约带有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平等性质。此外，与美国的军事互通保证了技术机密和情报的互通，这意味着日本在军事技术的使用上不具备自主权。《新安保条约》与美国占领初期推行的民主改革产生了矛盾，后者为左翼和平主义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前者却要反过头来摧毁它。将日本打造为国土西面的前哨，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为包围共产主义而制定的决策，这一决策将美国的国家安全视为头等要务，而当时的日本国家被视为不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因此在条约制定方面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这大大打击了日本社会对民主的预期，与《和平宪法》制定后人民对于国家未来走向与和平道路的理解大相径庭。美军军事基地的存在，迫使日本人再次承担起轰炸机从空中略过的阴影，象征着恐惧与毁灭的怪异引擎声还会继续主宰几代人的回忆。

由此，《新安保条约》引发了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抗运动。与其他参加全球六十年代抗争的同伴不同，“安保一代”面对着日本和美国两台巨无霸式的国家机器，占据多数席位的自民党与其美国支持者实际掌控着日本政治、经济和军工产业，它们为了“自由世界”在冷战中的竞逐而服务。现代文明之间的荒唐竞争就如同一场马拉松，从中掉队的只有不肯参赛的人民。日本左翼思想家井上清在《战后日本史》中回忆道：“美军征地的标桩……浸染着日本人民的鲜血一寸寸地打下去。”镇压和内部分裂让安保运动快速走向了失败，而敏感的“安保一代”也终于明白，即使是在宇宙的深处，和平也无处寻觅。“惯性滑行”是不被允许的，日本只能选择加速或减速。

糸川这样手无寸铁的科学家，根本无法从政治寡头手中保卫火箭技术的纯洁。60年代，日本的K（kappa）、L（Lambda）和M（Mu）系列火箭在曲折中成长。L型火箭在1966到1967年的试验中屡次失败，美国要求日本放弃研发，采用美国设备。糸川坚持国家自主研发，却引起了美国NASA领导层的不满，随后便遭遇了《朝日新闻》的猛烈抨击，在万般无奈下离职。糸川离开后，日本科学团队直到1970年才完成了技术突破——Lambda 4S火箭将大隅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太空中第一次传来亚洲人的声音。转行从事油气项目的糸川在中东的一辆出租车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顿时“陷入了无尽的啜泣声中”。

未来：突破技术灾厄的重围

1969年，日本成立了宇宙开发事业集团（NASDA）。该集团后来与航空宇宙研究所（NAL）、宇宙科学研究所（ISAS）合并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同年，日本首部《航天基本法》颁布，明确航天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而所谓“和平利用”就是“非军事”之意。这一和平状态持续了将近30年，航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民生领域，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生活质量。在美国罗克韦尔（Rockwell）和齐柯尔（Thiokol）公司的技术支持下，日本进军卫星通讯领域。1978年，由通用电气和东芝共同开发的通讯卫星“百合”在美国的一块三角洲上发射，日本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享有商用电视讯号的国家。2010年，日本发射了“指路者”号准天顶卫星，这种卫星能将GPS的定位误差降至厘米级，在精度上大大超越欧美的主流卫星，让大规模无人化操作成为可能。日本的载人航天技术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2009年，日本的“希望”号空间站由美国的“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完毕。“希望”是国际空间站中最大的舱段，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太空实验室，其体积比“天宫”1、2号加起来还大。

技术繁荣的背后，回荡着历史重演的隐忧。伴随着“安保一代”的熄声，我们很少再看到押井守式的技术与体制反思了。日本国会于2008年通过了《新航天基本法》，以朝鲜发射导弹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再次将航空航天在防卫领域的运用合法化。为了应对新的战争威胁，日本在和平时期积蓄的技术力量可能会再次失控，万一这样的危机时刻再度到来，最后的生命线将来自日本民间——对帝国扩展带来的内外灾难深有体会的普通日本人，站在历史的灰烬上捍卫和平宪法九条，他们孤独而高亢的声音从广岛、长崎一直回荡至今。就像押井守在《机动警察》中提醒的那样：“就算是伪装的、不光荣的和平，也比光荣的战争好。”光荣的战争在任何一个沮丧的时代似乎都颇具吸引力。这警告着科学家、政治家和生活在穹顶之下的普通人，技术系统绝不单单是器具，它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可偏偏又敏感脆弱易被遗忘，每每被狂热的现代国家征用，加速灾难的到来。对技术现代性的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