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消费社会的景观拜物教：逃离还是顺从？

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群学书院携手在先锋书店举办了《白领》《景观社会》《消费社会》这三本书的读书分享会，嘉宾从“双十一”的消费现象切入，围绕背后的社会发展因素以及大众消费心理等方面进行对谈。《白领》《景观社会》《消费社会》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中较受关注的作品，作者都归属于当代西方“左翼”思想阵营。对谈嘉宾分别为《白领》一书译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晓虹，《景观社会》译者、南京大学法语学系教授张新木，《消费社会》主译者、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刘成富，并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担任主持人。

在观念上都想向“左翼”学习，但在生活中都想向“右翼”行动

对谈一开始，蓝江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这三本的内容：“1951年，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中，对旧的中产阶级到新的社会的‘白领’的变化作了一个陈述，白领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消费’是其中的重要一种；后来，法国的电影导演、理论家，居伊·德波，在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社会其实恰恰是消费繁荣后的产物；再之后，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出版了《消费社会》，承接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符号化的叙述，成为对我们这个年代的‘消费化’最深入的分析。”

蓝江认为，虽然这几本书分析的是五十年代或六七十年代西欧或美国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也经历着这样的变化，也正经历着米尔斯所说的从传统的bourgeoisie（中产阶级）向“白领”转化的过程，也正在享受着“消费社会”；也正经历着一个我们到处去看、不断地欣赏景观的“景观社会”。

在周晓虹看来，虽然蓝江老师谈到米尔斯是“左翼”，但实际上在生活中，人有双面性：在观念上都想向“左翼”学习，但在生活中都想向“右翼”行动。“前者无非是表达自己对普通民众、政治、公平正义的关切；后者无非是想能过得更舒适一些、能做到‘财务自由’。”

紧接着，周晓虹为大家介绍了《白领》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它是米尔斯较早一些的作品（1951）。这里的用词“白领”，是因为过去的老中产阶级仍然是“蓝领”。二者的区别在于“蓝领”是体力劳动者，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穿的是小翻领的蓝色制服；“白领”阶级是脑力劳动者，因而才能穿西服、打领带。当然在“蓝领”中，工人是一部分，还有小土地所有者（farmer）、小商业者、小工厂主，这三类人都有产业，但他们自己也会动手，这就是老式中产阶级。但在二战后的美国，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所以米尔斯写了这本书。

“书中一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老式中产阶级的来龙去脉，包括刚才说的三种。第二部分讲新式中产阶级的构成，从传统的新中产阶级（最典型的是医生和教授），到二战后出现的各种脑力劳动者，包括一般的文员，金融、保险业的经理阶层等在内的白领的谱系。第三部分分析了这个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方方面面。最后一部分，他专门分析白领阶级的政治立场。米尔斯作为一名‘左翼’，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因而他认为整个白领，尤其是美国的白领，都只关心自己的升迁、消费，因此在政治上是‘后卫’的、不激进的。后来我研究中国的白领时，在《读书》上写了一篇报告，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白领是政治‘后卫’加上消费‘前卫’。”

消费社会相对于饿肚皮的时代而言，也是一种进步

在刘成富看来，鲍德里亚这样的作家表达的是精英的思想和理念，与西方主流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西方主流实际上是美国式快餐文化，西方进入消费社会比中国早几十年，九十年代我到法国去，进了家乐福（Carrefour）、大地（Continent）、欧尚（Auchan）这样的大超市感到非常震撼，商品琳琅满目，超市中中产阶级推着购物车，买一两个星期的东西（《消费社会》中文版第一版封面图案即为购物车）。而当时在中国还主要是小店铺、小商店；我们的超市实际上到九十年代末才真正实现。”

“《消费社会》有几个关键词：生产、增长、丰盛、异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或多或少地都被异化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购买商品时，购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买符号和概念。过去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知道商品有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但鲍德里亚所注重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比如，在买LV包包时，我们看中的并非这个包的质量，也不是它的性价比，而是这个包上的两个字母。”

“《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问：我们在哪个社会阶段最幸福？他说是原始社会。因为在原始社会，大家是平等的，社会的不平等来自积累，物、商品的积累，商品积累产生了不平等和生活上的不幸福。而我们有意无意地被拉进了这样一个消费社会，进入了这个异化的过程。”

“在消费社会前，实际上也存在异化，但那时主要是贵族、上流阶层；但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扩大化，创造了巨大的商品，于是就有大量的广告投入，推动我们去买未必需要的商品。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一件商品真正地消费完再买新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生产者故意让我们的财富变为垃圾、归零。现在被卷进去的不只是白领，甚至蓝领也被迫卷了进去。”

对此，蓝江认为现在中国人深受消费社会影响，“比如我做数字资本主义研究，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报告，刚批评完支付宝这样的数字消费对我们的控制，然后我转手用支付宝买了一杯咖啡。这就是晓虹老师对中产阶级的批评，即这个政治立场其实是有问题的，自诩为‘左翼’，在文章上写得很激进，写不要‘剁手’，写要抗拒‘双十一’，但事实上购物车已经放了很多东西，等着到点就付款。”

但周晓虹认为自己对消费的看法没有那么坏，“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消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回到那种所谓幸福的原始社会，也许要过两天我们才能找到比我们弱小的动物，那我们就要饿两天肚子，背后还有更强悍的动物对我们虎视眈眈；恰巧天上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我们刚刚褪去的毛已经没了，而现在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如果这时我们还知道存在着现代社会，一定会高呼：还是回去吧！”

“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实际上就来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使我们原先不能得到满足的所有欲望都得到了满足。感谢工业革命，它使我们不必饿肚子、不必吃腐烂的食物，使我们不必再遭受那些痛楚，也使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从非常远的地方来聚集在这里分享见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消费本身不是罪错，否则我们这个时代就终结了，我们没有必要再为任何‘梦’去奋斗。我们为梦奋斗，至少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吃饱喝足之后，穿着各种品牌的花哨服装来构成景观的一部分，来实现自己的所谓精神需求。”

“《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讲到贵族阶级的奢靡，这种奢靡本身也同样对生产力进行了推动：他们的奢靡，对丝绸、对新的物品的狂热需求，导致了生产这台机器的狂热运作，所以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也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我们有了‘双十一’和‘双十一’中种种不理性的消费，但是相对于饿肚皮的时代而言，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我认为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我不用LV包包，但我是淘宝达人，我所有的东西都在淘宝上买，它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感觉到理智的快乐。在淘宝买东西，就会有一系列相关的推荐蜂拥而至，你反而可以作出理性和全面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十一’本身不会泯灭你的理智，甚至会使你的理智得到某种锐化，所以重要的是保持一颗不被异化的心。”

除此之外，张新木还从语言方面探讨了《景观社会》的翻译和内容。“我们做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宏观指导：翻译时尽力按照‘信、达、雅’去做，但这个‘信’不仅是内容的‘信’，还有形式的忠实。用汉语对哲学术语进行表达，有时候我故意使用幼稚的、感性的语言，这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语句。在外语中有很多从句的情况下，很多都是从后面往前面翻，但我坚持从前面往后面翻。因为我认为，这是按照法语语言学以及法国作家逻辑来进行的，句子的分割、节奏，能反映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模式。所以如果在翻译时能这些表现出来，中国的学者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尽量按照自己对汉语的驾驭把它们表现出来。保持原汁原味叫‘异化’，如果把它们替换成中国形象叫作‘归化’，归化得过分就会失去原作品的意蕴和特色。如果一个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写的东西和巴金、矛盾一样，那还有交流价值吗？”

“《景观社会》的形式不是《白领》那样由几大部分组成，而是一段一段、片段式的，看不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是对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模式、今天的文化的观察，能帮助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看清许多现象，让我们做出符合人文精神，符合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像《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追忆’那样，它不是让你知道一个故事，是让你培养一种观察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然后再寻求一个表达世界的方式。看这样一本书，不需要从头看到尾，只需要随便翻看，再对照我们日常生活。例如‘双十一’来了，符号消费是否可以适当地避免？就像罗兰·巴特在《神话学》最后讲的，你了解了神话学，也就学会了观察社会，就掌握了自身的自由的钥匙。”

“双十一的魔法”到底是什么？

在提问环节，有读者问道：“把幸福感或价值与物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还是中国更为严重？”周晓虹回答道：“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大约2006年，有一个调查公司调查了21个国家对金钱的态度，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吗？’，结果中国给出肯定回答的数量名列第一。这是否说比起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便更有问题呢？我认为不是，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间，都是历史的产儿，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谈到，我们应该把所有个人遇到的困境都摆到结构和历史变迁的维度中进行理解，即不要把它归结为个人的品格。没有思想是长在空气中的，我们所有的爱与恨、喜与怒都产生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被财富、商品、‘双十一’击倒？原因颇多，其中现实的原因是，我们刚刚吃饱了40年。人离吃上一顿的时间越长，饥饿感就越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我们过去离物质太远了。”

“当然在中国农耕社会的环境中，大家居住在一起，大家相互比较的愿望可能会比其他民族更多。但这不一定是坏的，它里面有一种动力，可能使我们过去的这些年里GDP有了一定增长，如果没有这个增长，也许我们中很多人就会失业。任何亮的东西一定有暗的一面，任何暗的东西也有它光彩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必把自己搞成商品拜物教，把商品当作生活的全部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必跟‘双十一’较劲儿，明明‘双十一’八折、九折，何必非要在全价时买？我觉得，不走极端，实际上是酝酿我们民族达观、幸福的最好途径。”

还有读者提问：“《消费社会》这本书实际上是用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分析当时的美国社会，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消费是否也步入了他所认为的那种后现代社会？”对此，刘成富回答道：“刚才晓虹老师说消费不是错、不是罪，我也在思考，我们所说的是消费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意义，是消费行为背后的我们的灵魂，因为近二十年来，中国进入了这样一个物质巨大丰富的社会状况，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社会中也有其他的社会现象出现，比如科技、网络、景观，它们都关系到我们的灵魂的问题。所以，我想中国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出现了和七八十年前的那个西方社会相同的症候。鲍德里亚这样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对西方的这个价值体系进行了思考，他提醒我们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一种温情，这种人文关怀是最重要的。”

最后，有读者问及“双十一的魔法”到底是什么？张新木回答说：“‘双十一’是一种社会推动，引导一种行为方式。它将工业产品用景观、符号的方式堆砌到我们面前，试着让我们接受，‘双十一’的这个魔法是它怎么让你买东西。我可能就是一个刚才说的‘不正常’的情况，因为我拒绝‘双十一’，我开通了支付宝，但还没用淘宝，不过我也已经被‘引入’了，前阵子我在手机上买了高铁票，我已经很开心了。”

“社会要发展，消费本质上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可以为了实现快乐而消费，但花钱应有支付能力，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除了肉体上的需求外，我们也需要有精神上的标杆。面对市场和做人一样，都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逻辑、统一的标杆。否则消费社会最擅长的就是培养欲望，并且尽可能把欲望细化，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便创造新的需求，那就需要判断这个需要是否‘真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