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学术共同体与工作伦理

近日，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共聚长沙，举办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会。与会学者围绕“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视野”、“史料与理论”、“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经验”和“学术共同体”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以下是此次漫谈会记录稿的第三部分。

严靖（武汉大学）：今天的青年学者漫谈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很多会议都是很多带有官场性质的排资论辈罢了，如今无论是研究范式、研究思路，还是学者之间的关系都有点隔阂，这样的漫谈会很有意义。我最近几年在做的主要是1940年代文学转折、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果承认我们现在中国经验的提出主要还是因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从中汲取相关的思想、第三世界或者说后殖民的思想反过来考察、衡量、评判现代文学研究，如果用居身于现在的中国经验来研究1949年以前的东西，这如何可能？这是我比较困惑的。我的研究感触可以用八个字归纳：事大于人（革命视野大于作家），人推动事（人的主动性）。当我们用一种强势的或者说时髦的、先锋的前沿理论，来思考不同时代的文学研究，这是否是一种仗势欺人？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现在普遍存在的知识性研究过甚的情况是不满的，于此召唤人文性、思想性，还是要回到知人论世的。然后想谈一谈现代主义的地理属性的问题，现代主义的空间，可以延伸到很多思想的问题。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主义可以说是西化的思想，意义不在于纠结它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我觉得有意义的是这本身就是属于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把理念融入历史和现实。

杨姿（重庆师范大学）：刚刚几位老师都提到了“回到生活”，乍一听，这个诉求很切合时代命题，我们不难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学术的内部繁殖导致研究日渐显出“知识与道德的分离”的倾向，所以“回到生活”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研究行为，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另一方面，将研究视为一项职业，必然会认同研究内容的科学化、实验室化，更直接地讲，就是人文学科的智力游戏化。虽然我可以理解，这是自文学告别八十年代理想主义之后的正常反应，但是，我仍然感到这样的看法与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选择存在着必须正视的距离。

第一，现代革命与封建起义的差异之一，便在于走向革命的先辈并非由于生活所迫，而是基于生活需求以上的理由选择革命道路，同样，文学革命先驱也是如此。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不单单留给我们关于革命的知识与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事业投身革命运动的理念，以及这个革命观所包含的种种矛盾与冲突，那才是我们需要获得的经验。比如，关于鲁迅与托洛茨基这个话题，我的想法是一步步形成的，最初的念头是想要对鲁迅的“革命”进行去魅，找到他无产阶级革命观的由来与构成，于是发现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文学与革命》，进而认识到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为鲁迅提供了对“文学革命”进行“再革命”的理由和方向。说到底，就是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时期对个人的文学行为的调整，它不是一个外在的阶级理论训诫，而是内在的思想进化，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因此，我的研究以对革命“去魅”为开始，最后以对革命“赋魅”为结束，所谓“赋魅”指重新提出革命的延续性，革命从来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无产阶级革命观在二十年代对现代作家的吸引力也不纯粹是史学方法的优越性，最具感召性的是契合了现代作家的心理需要。知识分子最本质的传递性，就在于能够对时代变动作出及时判断并赋予超越式的预构，文学自然也不会僵化，而应具有对本体修正甚至否定的功能，即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当今世界秩序正在进入一个重建时期，并不是一个“非政治”的时代，研究文学的人与研究对象保持最基本的关联性，也只能是对革命经验的继承。

第二，中国革命的话题一直被处理成区域问题，这是由种族-文化传统塑造的，实际上，中国革命的问题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从空间来看，现代中国的反殖民运动与全球殖民化浪潮是一致的，无论多么民族化的诉求，其实都是在一个殖民链条的背景中呈现出来，当然，这种一时一地的变革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共生系统的反应。目前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整理出这种革命经验对于世界进程的作用，反过来，也是构建新的全球格局的一种途径，今天的世界格局便是这一延长线的产物。从时间来看，现代中国的思想动荡与传统中国朝代更迭的状态极其相似，每逢民族精神涣散，总有思想家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再阐释，比如晚明、清代的一些学者反复解读儒学经典，他们为什么要在时间中逆流而上寻找意义，并不是要回到过去，回到“三代”，除了缓解大众恐惧革新的心理，寻求“传统中的变革”作为依据，更重要的是提炼和重组适合当下的经验。德里克说过，拒绝革命，就拒绝了理想，对未来就没有了期望。对将来的预期，是历史意识的一个部分，没有了这种预期，就没有办法对过去赋予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永恒关系中，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实践。

邢程（浙江大学）：我曾经幻想过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但事实后来证明，一个纯然的民主社会是很难真正有效或者成功的。所以特别感谢宝林，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想我们也不是来就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交流的，只是真诚地，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题目中的三个关键词，经典作家，我算是沾边，毕竟做鲁迅（研究）出道，现在仍然在出道的过程中。但是我现在也不大说自己做鲁迅了，上半年找工作的时候，有些单位会说，你的领域太窄了。所以这个教训，也顺便分享给在座即将面临这个问题的同侪。中国革命，非常惭愧，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似乎尚未在我的任何学术文章中出现过，所以暂且不表吧。世界视野，本来我对此也觉得无甚可谈，但是刚才熊权老师讲到的那个孙犁研究的例子让我想到一个事情：有些东西，到底是古今的问题，还是中西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认定为前者，是不是可以剥去一些立场方面的执念？

熊权老师以后就是邱老师的宏论。邱老师的宏论让我很害怕，因为他讲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思考过，所谓“学科重置”、“中国经验”等等。我比较认同接下来李国华师兄讲的，我们往往是找一个能满足智性挑战的快乐的东西去做，觉得有趣，有快感，而已。这一点是让我能在这个行当里做下去的，最长久的因素。

我自己没有学科的整体性焦虑，但是我刚才发现似乎许多同仁有，大家想要“方法论”的更新。但我自己的经验是，你面对材料、文本、理论，你与之肉搏，然后有问题有新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谓“方法”，是从“对象”里来的，是实践来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否则空谈“方法”，“方法”就只是一个口号，这个样子下去，做什么都是硬做。

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悖论”。我其实对整个时势是很焦虑的。我非常——如果不是最——关心时事，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我甚至会去“自学”相关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些关切和焦虑会被我自然地排除在我的学术研究之外。

关于我的研究对象鲁迅，我比较反对在他那里找一个系统性的东西。系统性恰恰是他没有的。鲁迅的根柢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是一种美学上的东西。

这又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既然是漫谈。作为“青椒”我现在也面临上课的问题，那么我教学生什么？想来想去，其实无非三件事：知识、方法、审美。三点要并重，但最后一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灾难。文学专业要告诉学生，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但我们领域里可能很多人都不具备文学感受力。

我最近看了一些当代的东西，我觉得当代文学写得确实比现代好啊，整体来看。尽管我们好像一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学科鄙视链，好像现代就比当代高。然后最近王安忆被弄成“驻校作家”，在浙大开系列讲座，我就夹在许多学生中间一次次听下来，觉得挺受益。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想要“回到历史现场”，什么历史现场呢，就是一个真正搞创作的人，Ta怎么阅读，怎么写作，真正投入写作的时候，那个微观的状态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仲济强（北京师范大学）：我一直都很虚无，始终有一种无意义感。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就随便说两句。国华师兄提到国族认同与世界性的问题，认为在窑洞里生产出的恰恰是世界性的。我很有同感。一方面，认同首先源于吃饱饭，另一方面，世界性的东西往往产生于地方性之中，甚至往往产生于我们每个人最切身的经验之中。正是解决了窑洞里的农民的吃饭问题后，陕甘宁边区政权才促生了农民的认同，进而生产出了世界性的中国经验。中国一直在发展，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由于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拥有量的差异，不同阶层之间似乎分化越来越明显，平时感觉不到，当面临一些公共事件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朋友圈往往就纷纷站队，分属于不同类的人，似乎已经很难相互沟通了，同样是活生生的生命，却往往缺乏一种共同感。这种感慨有点大而无当，暂且打住。说一下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我刚转行学现代文学的时候很无知，那种无知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的无知，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无知了，又发现了自己的边界，很难挣脱，到现在也还很无知，一天到晚总在焦虑自己的知识结构问题。就写论文而言，有很严重的路径依赖，很难在写法上有突破。在我就读的学校里，同一专业的人大都单干，也没有多少有效的交流机会。后来，去听了哲学系、社会学系的一些课程，才突然像打开了一扇窗似的。由此，我就很有感触。我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铁屋子里面做鲁迅研究，单干久了，往往缺少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且和一个对象呆在一起太久，视角也会固化，自然无法做到视域融合。我研究的是关于周氏兄弟书写方式的现代变革问题，涉及到语言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很复杂，需要有一个打破现有学科体制的大的人文学的视野去处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没太想明白，只是一味用概念来推动问题，论述过程有严重的去语境化的倾向。也就是说，鲁迅说的某句话本来是针对某个现实问题说的，但是被我截取出来，用哲学概念一分析，纳入到重新组织的话语体系之中，似乎把鲁迅纳入到世界思想史的坐标中去定位了，但却容易远离这句话在原初语境中的意涵。后来，我进一步读了一些其他学科的书，也受到在座一些朋友的启发，慢慢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现在觉得，要把思想问题谈明白，还是要重构书写时刻的场域，重建书写者置身其中的论辩光谱，在这个基础上，来谈鲁迅给予我们的中国经验，来与世界其他场域中的地方经验共振，以达成视域融合。这个漫谈会关键词是中国经验、中国革命、世界视野，我觉得这三个维度对周氏兄弟都很重要。周氏兄弟一直反感别人称他们为文士，也就是说，周氏兄弟书写实践的初心并不是为了达至一种纯文学性的目标，而是有很自觉的社会关切，跟我们现在时代人的关切不太相同，我们大都关切自己买不买得起房子的问题，对于周氏兄弟而言，这都不是事，周氏兄弟在北京有两套四合院。中国问题、革命问题都是他们思考的重心所在，甚至形塑了他们书写实践的表达形式。在中国经验、中国革命的视域下思考周氏兄弟的散文书写，可能比用后设的纯文学理念从周氏兄弟的作品中强行提纯文学性要靠谱得多。至于世界视野，我想，周氏兄弟的世界视野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甚至都不需要研究，大致翻一下周氏兄弟的购书记录就能明白，他们当时读的外国书有多少，我记得某一年日本刚出了托尔斯泰全集，周氏兄弟当年就买了一套，这种接受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至少我自己觉得，周氏兄弟所读的外国书，我连二十分之一都没有读过，为此，我就很惶恐，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怎么研究周氏兄弟呢？在阅读量远远低于周氏兄弟的情况下，怎么重建周氏兄弟的世界视野呢？反正我觉得，挺愁人。我就先说这么多。

自由讨论

邱焕星（江苏师范大学）：因为刚才大家对我的发言反应激烈，提出的问题都主要指向了我，所以我先回应一下大家的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刚才有人质疑我说的学科重置，是不是陷入了宏大叙事的一元霸权，因而就取消了个人兴趣和其他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这只怕是对我的误读，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我影响很大，我本人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支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我觉得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个体，你尽可以选择自己喜好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但作为一个学科，如果整体没有方向感，缺乏反思，尤其是漠视当代中国四十年巨大变迁和世界体系变动的话，那只怕是非常成问题的。刚才有的朋友用言语挤兑我，我觉得研究不是辩论术，你即使驳倒了对方，但问题还在那里，等着你去回答。我觉得最悖论的，就是当前有些研究者倡导历史还原，强调科学求真和知识化，但他们试图还原的那些人，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恰恰当时在搞革命、参与现实实践，我想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现代文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质，如果丢掉了这个本质，我们就不是在研究现代文学了。

其次，刚才做史料的朋友特别强调史学求真的意义，这个乍一听非常合理，但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恰恰是有问题的。整个八九十年代倡导的历史求真，是以“文革”意识形态是虚假为前提的，因而“史学”具有先天的合法性、正确性，但是如果我们引入中国古代的“经学”思维的话，会发现这两者不过是两种认知方式。正如康德区分真善美，人类的诉求不仅有真，还有善和美，而这恰恰是意识形态和经学的核心功能，甚至意识形态能制造出“逼真”。其实，科学又何尝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五四时就有人提出“科学主义”的问题，即便我们今天最信奉的科学实证历史研究的鼻祖兰克，他当年倡导科学的背后，实际也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的背景。因而史料研究者实际一上来就认为科学是对的，而经学是错的，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两种方式之间不存在高下之分，只存在实践差别，我们正是因为“文革”实践的后果，才认为意识形态经学建构是错的。这点是我特别想说明的。

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对史料的意义和价值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由近代史学科生发的诸多史料处理方法及其相关的历史观则需要在充分消化的前提下予以反思，尤其是对其背后的诸多预设性前提有充分自觉。在一次会议上，有历史专业的老师认为杨天石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中山舰事件”之谜》这篇文章对当下史学研究整体思路具有深远的影响。我自己在随后的阅读中也为作者扎实的史料功底、缜密的论证以及充满细节的生动叙述所折服。但即使这篇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性文章，在今天看来依然有诸多进一步思考的地方，这些地方并不是作者得出的结论，而是其内在的方法和历史观念。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首先，题目中所提的“事件”一词颇值得重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的叙述非常倚重“事件”，如胡绳所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是用一系列“事件”串联起从1840年到1919年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咬合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之中，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这背后的历史观和叙述方式颇值得深入思考。由此来看，杨先生以“事件”为单位划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实际上对既往的历史叙述方式有承续性，而区别则在于，传统的近代史研究更注重“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即它们是在一个“历史运动”的进程中去审视“事件”，将“事件”视为一个大脉络的节点；而后者实际上把“事件”从历史进程中拎出来，作为一个内部包蕴着复杂信息的“历史现场”来处理。正是基于此，作者调用了大量日记、书信这些私人性的材料去勾勒其中的种种纠葛、冲突和来龙去脉，“偶然性”从“必然性”中不断衍生出来。这既是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但其实也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前者看来，“事件”仅仅是表象，而由此揭示的历史规律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真实”。而后者则相反，他们会认为历史规律和进程都是抽象和叙述的结果，而那些错综复杂的、与历史当事人个人相关的、充满细节的信息才是“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我们在审视历史的时候，不仅要对前辈学者运用史料的功夫予以体会和把握，更要对他们赖以立论、叙事的历史观有充分的自觉。这需要我们小心地区分“历史材料”和“历史经验”之间的界限，具体来说，既要意识到“史料”的不透明性乃至叙述性，也要意识到抽象、叙述这些非实体的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真实”作用。

再回应一下有学者认为“世界视野”这个概念“太空、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把“世界视野”仅仅视为成一个宏大高远的层面呢？在人们的意识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空间想象的等级，如“地方-中国-世界”，“地方”在“中国”之中，“中国”在“世界”之中——在很多学术研究中，“中国”甚至被视为“世界”的一个“地方性”空间。正是在这种想象空间的方式之中，我们才会下意识地认为，“地方”小于“中国”，而“中国”也小于“世界”，而“世界”之于“地方”乃至地方社会内部的“人”会显得过于“宏大”。但在我看来，今天谈论世界视野并不仅仅是引入一个更宏大的坐标，而恰恰是要打破“地方-中国-世界”这类充满等级的空间想象方式。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空间实际上处于复杂的交错之中，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之中，但也会发现世界在中国之中，甚至在地方社会内部。或者说，中国乃至一个微小的地方社会本身都可能包含着“世界性”的因素。基于这样一种体认，我们可能需要调整自己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比如我们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青年学者讨论的“中国经验”，并不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在世界大坐标中的“特殊经验”。相反，中国20世纪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复杂经验是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当然，这种“世界性”或者“普遍性”不是就一种抽象的原理层面而言，它其实意味着某种可沟通性、可理解性。“特殊的经验”可以通过文明比较彰显，但蕴含着可沟通性、可理解性的“普遍性”却需要对历史予以更为深入、细致和小心的把握。

漫谈会最后在自由讨论与提问中结束，与会学者皆意犹未尽。即便是同时代人，走的或许也是异路。每个学者关心的问题，探求的历史纵深和精神广度各有千秋、各有差异。但是，同声处异而相应、意合未见而相亲，青年学者俱游良会，围坐圆桌而漫谈，会后各走异路，前辈学者谓之神仙会是也。

（本记录稿由中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本科生何蕊、邹诗雨整理，业已经与会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