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学科危机的自觉与经验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历经变迁，每一时代的学者都会面临新的学术生存语境。世界的动荡变局与内在自我执拗地求新求变交叠在一起，青年学者会同时生发焦灼与热望。每一世代的应对方式，大多命名新名词以启发新的研究架构或问题意识，如“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历史现场”、“重新研究”、“再研究”等等，可以说都是一种力图“从头再来”的冲动。这是历史的往复，也是学术的往复，在这一过程中，一代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得以更生，以进击于宽广的生活世界和深远的精神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为何值得“反复”研究，大约因为新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获得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因为他们当年思索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至今依旧存在于我们栖身的世界中，萦绕在我们的脑力中。而革命作为整个二十世纪的核心语词，也缠绕在作家一生的文学与思想脉络里。研究作家的作品和经历，也会越来越深入地意识到“世界视野”或“总体视野”的重要性，敞开自我也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既是历史真实发生的过程，是作家们投身政治实践和文艺场域的展开过程，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自觉体认。

近日，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共聚长沙，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会。会议由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吴宝林召集和主持，与会学者围绕“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视野”、“史料与理论”、“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经验”和“学术共同体”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圆桌漫谈整整五个小时，其间颇有历史与理论含量的思考和表达。以下是此次漫谈会记录稿的第一部分。

吴宝林（中南大学）：我们都知道，1985年北京万寿寺开过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据说那次会议对既存的文学研究格局、方向和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漫谈会当然无法与那个时代相提并论，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老师，我们都是高山仰止的。不过好在我们还有“年轻”——这是所剩不多的一个“护身符”（笑），我想假如我们说错了话，大概我们的师长不会太责怪我们，毕竟赤子之心、稚拙可谅。从学术的公器角度而言，我们既然同处在“研究室内”，自然就会对很多问题有共同的关心、异样的困惑和不同的表达，这也是学术的焦虑与乐趣之一。

其实，我比较惶恐，因为我这么年轻（笑），我是没有资质说上面那样的话的，而且还要客串一下主持。从职称、学问等综合来看，各位师友术业有专攻，形成了个人风格，我坐在这里可以说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呢，我又突然想到，我虽然没有大家那么“独秀”，但学术也是平等的一件事，其表达的乐趣也体现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设计海报时，把人名突出，单位用小一号的字体。同时按照英文字母逆序排列，主要是想下半场请最年轻的几位在读博士生首先发言。这一点感觉日本学界做得比较好，我记得小川老师在东京组织首届周作人研究国际会议时，是请了一位在日本访学的北大在读博士生做大会主持人，这在中国学界其实很难想象吧。8月初我去日本开会时才了解到，日本学界似乎是以教授、老师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组织和评价学术。

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说法，说“一个胖子，只要他够胖，哪怕他认真地在看书，都像在点菜”。我觉得这话很不友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认真地主持，认真地“报菜名”。

张武军（西南大学）：“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视野”这个议题设置得非常好，这些议题不只是我们现代文学领域在关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积极介入进来，给我们挤压感。这对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一种危机。与此同时，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旧的研究范式和阐述框架被逐步打破，而新的范式正在探索中。

其实，我们的学科一直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正名”意识而展开，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主要是为“文学”正名，后来我们开始为“现代”正名，近些年，我们关心的问题逐渐转向“中国”这个关键词，这一看似不言自明却恰恰需要“正名”的关键词。“中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我这几年的材料阅读和感受来说，中国（国家）和革命，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中国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系列建造国家革命的实践。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也应该贴合着这些建造国家的革命实践来展开。

针对此，我个人以为有几个时间点值得关注，可作为现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节点：一、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的1912年；二、1925年五卅运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这关联着之后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三、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国家形态的破碎；四、延安与新中国的建造，这一具体的时间点我还在思考当中。当然，这些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也是我个人结合文献史料阅读，理解和重新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节点。例如，从文学的内容到样式，我们都更应关注1931年而非1937年，因为1931年前后的文学变化太过明显了，左翼革命文学亦是如此；再例如我强调1925年的五卅和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从文学发展来看，这才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捩点和新的叙述，而并非后来的1928；更重要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新民国和之前的北京政府主导的民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民国形态，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南下也可由此得到更好的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再造国民和国家过程中的一场运动，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和走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可能会超越过去新旧文化主导的五四叙述。

邱焕星（江苏师范大学）：我理解的这次漫谈的关键词“世界视野”，不是“现代中国”的世界性，而是“当下中国”的世界性。因为在我看来，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丧失了“当代性”，变成了某种历史性专业性的研究，打个比方，好比数鲁迅的头发，你数了第一根，自然就要数第二根，然后无穷无尽，不仅如此，还要去了解鲁迅的牙齿、身体状况等等。这些对了解鲁迅也许是重要的，但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历史研究就真的变成了对过去的研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召唤出历史的亡灵来，就为了让它在天上飘着吗？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应该像日本的动漫《七龙珠》一样，召唤出神龙来是为了许愿，是要达成我们的某种愿望，让历史的经验服务于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召唤出神龙就为了看看它到底长啥样，那不过是历史还原主义。

这种历史还原主义的出现，实际和我们专业在八十年代初的合法性重置有关，它以反思“文革”为前提，提出现代文学要“回到五四，回到启蒙，回到鲁迅”。新的研究需要求真、需要再历史化，重新唤回一个我们曾经有过的多元现代性的时代。本来按照新民主主义论，当代文学是高于现代文学的，而我们通过这种重置，重新让现代文学取代了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现代文学成了所有学科的显学，因为这种颠倒契合了整个社会反思“文革”、全面现代化的形势。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整个学科开始进入一种“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状态，由此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就从八十年代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变成了九十年代的“回到历史现场”。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变，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基于对反思提出的“历史化”，九十年代则是“历史学化”了，由此现代文学开始和当代中国脱节。

但恰恰是在九十年代冷战之后，整个世界形势开始进入“文明的冲突和世界体系的重建”状态，不但没有出现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问题，相反几乎所有文明都开始出现了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归的问题。正是在这个世界视野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问一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是不是也要重置？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学科必须要“反思历史化”，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干扰，包括我们自身学科内部的问题，现代文学最近二十年完全成了近现代史的“奴隶”，陷入一种史学霸权主义。如果我们的学科继续漠视当代世界历史体系的变迁，那么我们学科的内部问题就会是无休无尽的，比如说鲁迅，我们数完他的第一根头发，为什么不数第二根呢？然后发现第三根头发就要抗议了，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讨论到何时呢？

我暂时无法提供大家一个具体核心的看法，但我想我们至少要在研究的认识论上有所变化。我觉得“中国经验”在学术上是一个好词语，所谓的“经验”，首先指历史是一个活的东西，现代性一直在延续，一直在控制着我们，其次这个经验是双重的，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意向性的，就是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其实你脑中已经有一个对它的意向了，你看到的东西永远是你想看到的、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鲁迅一部分东西的时候，我们已经带入了研究者的主体性，由此也就有了一个主客体双方的叠加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的论文，基本上是“对象描述”或是“特征描述”，好一点的呢，开始做第二步，就是提供一个“历史解释”，基本上研究者写到这个地方就以为结束了。那么我想如果我们代入“经验”的话，第三步就是对象认识的“经验生成”。如果不研究鲁迅的人说“我为什么要看鲁迅”，这必然还会有第四步，从特殊性上升为普泛性，即一个“理论创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分成了四步：对象描述——历史解释——经验生成——理论创造，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目前看，我们的学科现在还在排斥哲学性的东西，甚至“文学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我们就不喜欢。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学科想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很简单，借用管理学的概念，你要提供“公共产品”。就像我们所有人都要看福柯，其实福柯是研究特定历史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却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基于这个考量，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当代中国的变迁，不能把现代文学研究纯粹的历史化、历史学化，当然也不能只考虑当代中国的变化。向历史索取经验，不顾及历史对象本身经验的特质，那完全是“以论代史”，所以还是伽达默尔提出的“古今视域融合”才是对的，这是一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多元经验，和今天当代人诉求的经验的张力与对冲问题。

郑浩月（北京大学）：刚进入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时，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所建立的学科知识基础，是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但当时我们只是说在“反思”启蒙，却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好像我们在等待一个时机，以确立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哪里，是什么，那时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最近几年，“中国经验”开始进入我们学科，才发现原来我们学科范式的更新，并不是在原来反思启蒙的框架中得到的，而是完全另起炉灶的一个全新的东西，它的意义是需要在超出几十年甚至百年历史的长时段的世界史中来理解的。至于它所带来的“政治能量”，更加不容小觑。这既令人振奋，对我们新一代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落实到具体研究中的话，我想到了丁玲。以前我在了解丁玲研究时，发现以往的丁玲研究者在自由主义和左翼之间，完全是一个自说自话的状态。我想如果用“中国经验”来理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一些小说的话，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钟诚（山东大学）：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我自己接触得更多的是社会科学里的经验研究，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确实是带来很多启发。首先我想问的，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何能促进文学的发展，而是文学能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什么东西？今天在社会科学界有大量琐碎的经验研究，你不能说它们没有意义，但我总觉得这些研究已经过分工匠化体制化，与知识人的深层精神性关怀离得太远。纯粹的知识生产不停地扩张，似乎很难看到质的飞跃。带着这种不满我接触到了鲁迅丰富的、矛盾的精神结构和内心世界。这帮助我开始从一个有效的角度思考近一百多年中国的政治变迁与思想转变。

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我最初觉得中国的启蒙还不够，但鲁迅文学的困境提醒我在改造国民性和制度变迁之间会出现一种循环推理。要打破这种循环推理，有时候一种剧烈的变化不可避免。所有的发展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以为真正有效的入世的学术研究必须在这些代价之间进行权衡，而不是提出某些大而化之的口号或想象一些没有根基的理想国。

把鲁迅放置在中国革命的背景当中理解，也要尽量抛开一种后见之明的思维定式，理解他当时面临的复杂选项，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他的选择。从主观上讲，他是要去寻求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尝试某种制度变迁。当然，他的主观理性未必与客观理性完全重叠。刚才有同学讲到“铁屋子”，我们联系到世界历史的话，会想到韦伯的iron cage。其实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讲的那个铁屋子是在讲一个传统的、束缚人的前现代社会，但iron cage是在描述一个非常现代、科层制的社会。这种错位启发了我，我个人觉得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其实是非常不幸的，包括鲁迅的思路也不能脱离这个局限。当大量的西方思想者已经在反思西方的现代并表达了某种悲观情绪时，中国的引领潮流的知识人恰恰把这种反思性的甚至悲观的思路解读为乐观的理想国的主张。比如对鲁迅影响非常大的西方思想家尼采，是一个反现代、激进派的代表，但在青年鲁迅这里却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建构性力量。

（本记录稿由中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本科生何蕊、邹诗雨整理，业已经与会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