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达人①︱87岁的延安公寓和大楼里的“闲人”玲姐

【编者按】

谈及上海，近些年的“潮流”是回溯上世纪三十年代。“孤岛”时期的繁荣留下了大量历史建筑和名人轶事，但当光环褪去，这些上了年龄的楼宇和社区仍未退役，剩下的像是一堆琐碎的日常。有人囿于房屋产权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人需要与老旧的设施对抗，没有电梯、垃圾清运、噪音、鼠患，乃至公共空间的使用权限……谁来发现这些需求？如何解决它？但这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的断裂环节。

今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与上海市黄浦区政府合作，发起了“社区达人”计划。当人们认为居民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时，他们在调研中却发现，每个社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活跃分子，有的基于个人的家国情怀，有的来自职业惯性，有些基于兴趣和利益驱使，有的只是单纯的“爱管闲事”。这些超龄的“社区达人”仍在努力编织着老旧小区里的日常生活。本系列共4篇。

延安公寓位于上海市延安东路1060号，始建于1932年，八层的电梯楼由比利时洋行出资建造。大楼紧邻当时的“跑马厅”，因而被称为“跑马厅公寓”。后来跑马厅改为人民广场，爱多亚路更名为延安东路，延安公寓才有了如今的名字。一提起人民广场的“八层楼”，老上海们依然能想到它。

诞生之初的延安公寓令人艳羡，名流贤达在此居住，人们甚至愿意用金条换取入住权。大楼内部空间精巧，每单元住房都是三间套，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还配备了专门的保姆间。八十多年来，它见证了历史变迁。

但八旬老楼难以敌过时间。底层商户的入驻和高架工程都加剧了它的破败，老居民回忆世纪之交时的延安公寓，外表看来华丽高大，但走进天井，肮脏的下水道口散发着臭气，老鼠窜进窜出，甚至能爬上四楼啃食家具。1995年，上海高架路建设如火如荼，它与延安公寓几乎擦肩而过，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噪音污染。

面对丛生乱象，居民成立了“延安公寓自治小组”，积极周旋，努力改善八旬老楼内的生活。

自治小组的发起人是这里的老住户王玲玲，她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的退休干部，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楼内的老住户习惯称她为“玲姐”。退休后，她开始与社区事务打上交道。

和邻居闲聊时，玲姐发现大楼内有许多独居老人缺乏照料。有的老人患有慢性病，长年累月“习惯了”，出现健康问题不愿意去医院排队等候。

玲姐牵了一条线，与红光医院（1998年并入今黄浦区中心医院）合作——当年医院刚好有党员服务社区的计划，在延安公寓楼内开设了一间“家庭门诊”。玲姐提供场地，院方提供医疗服务。

家庭门诊就开在延安公寓六层的一个房间内，二十多平方米，是玲姐家一个闲置的房间。每个月10号上午，楼内的三十多位老人可以在这里免费看病，下午送药。一开就是十多年。

玲姐介绍，家庭门诊条件有限，主要追踪高血压、高血糖等常见的老年病，如果查出指标异常，他们会通知老人的子女，提醒他们关注老人健康。有时来看病的老人太多，房间一下子坐不下，玲姐们还启用了取号制度。

遇到一些独居老人突发不适，不论多晚，玲姐都会把他们送到医院，医生都误以为玲姐是老人的女儿。

延安公寓紧邻高架，车辆噪音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生活。为了证明噪声的严重性，玲姐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大楼有许多外国人租住，玲姐向一位法国邻居借来了一台分贝仪开始了自己的“测量工作”。连续一周，她记录下每天不同时间段的噪声情况，整理数据并比对国家标准。拿着这套数据，他们与环保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寻求解决。最终延安公寓每户家庭都装上了双层隔音窗。

2012年，在街道自治办的推动下，居委会找到了热心社区事务的玲姐，让她来领导组建自治小组。

成立不久，他们就整理出了延安公寓的十四大问题，包括商居矛盾、垃圾处理等。此后，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名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的平台，居民、商户、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协商。

自治小组要闯的第一关就是餐饮店入驻带来的污染。延安公寓内的商居矛盾一度严重，双方火药味十足。

“商户是过客，可能今天开明天就走了，能赚钱就行，其他的不会考虑太多”，玲姐表示，十多年来，一些餐饮店的老板直接将厨余倒进自己随便凿的阴沟里，逐渐“养”了许多老鼠。大楼的天井原本是公共空间，也是居民下楼必经通道之一，但管理无序，商户更替，天井始终混乱肮脏。

玲姐认为，要改善环境，首先要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冤家，是朋友”。窨井盖可以避免鼠类进出，但由于下水道口是前前后后入驻的商家随意凿的，与市面上标准的窨井盖尺寸不符，物业没办法买到，也顺理成章找到了推脱的借口。

玲姐的丈夫是工程师，二人自己动手，一一测量了下水道的尺寸，自费1000多元定制了九个非标准尺寸的窨井盖，装在天井和部分商户的厨房内。她还专门走访了每家商户，拟定食品安全等相关协议。

延安公寓的垃圾从后巷运送出去，但大楼旁的电信公司食堂未征求大楼居民意见，修建了一个大烟囱，堵住了垃圾通道。每天，垃圾运送只能从底层住户的生活区经过，使得低层楼道异味弥漫。自治小组与电信公司反复协调，最终恢复了后巷的使用权限。

总有人无法理解玲姐，认为她“瞎管闲事”。玲姐还告诉我们，理事会和自治小组的工作还有很多难点，比如人员不足。无论商户还是居委，其实都是“过客”，一拨走了另一拨接着，大楼的持续性离不开居委工作，但更离不开居民自己。

（商叶儿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